《丹心素裹 ——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第六章 （2）

李忠效 听雪斋书馆 2020-07-21



六、获取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情报

(1938 年夏—1939 年夏在重庆)




王明与华明之接党的关系

 

1938年10月25日汉口陷落。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此时我已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照例被派去担任参政会速记。

当时，中共中央正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9月26日至11月6日），大部分中央委员到了延安，在渝的中共参政员只有董必武、博古和邓颖超三人。中共方面已敏锐地洞察到国民党亲日派汪精卫等人的投敌动向， 为了争取蒋介石继续一致抗日，周恩来建议，中共参政员尽量都去参加会议。党中央同意在延安和西安的王明、吴玉章、林伯渠等赶赴重庆出席这次参政会，争取在会上多做各方面的工作。

中共代表提交了“加强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提案。提案中明确提出：任何人如果有妥协投降的阴谋，即等于民族的败类和叛徒，全民族应群起而攻之。

坚持抗战还是屈膝投降，是当时政治形势的焦点，也是这次参政会的中心议题。国民参政会议长、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正是日本人劝降的主要对象。他和追随他的一伙人或明或暗地在重庆大放“和平烟幕”。中共参政员指出：“严惩汉奸傀儡民族叛徒、打击日寇以华制华之诡计、促进抗战胜利。”就是针对汪精卫的。

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也是参政员，因故没有出席会议。他从新加坡发来电报提案，只有短短11个字：“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按会议规则，提案须有12位参政员联署才能列入大会讨论。陈嘉庚这11字的电报提案一到会场，短短几分钟内，联署的参政员已超过20位。

按惯例，议长在提案讨论时，要将提案的题目朗读一遍。我在旁边看得清楚，汪精卫在朗读陈嘉庚的“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时，本来长得颇为端正的脸一下子扭曲了，变得十分难看。

参政会期间，我坐在速记席上，认真作大会记录。会议休息时，我向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吴玉章、王明、博古、林伯渠等只微笑致意，没有说话。

在武汉的第一次参政会上，我就认识了国民党及其他党派的高层人士， 这次会上又见面，就是熟人了。我主动与国民党高层人士打招呼寒暄，唯独与中共方面的参政员保持一定距离，免得引起别人的注意。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是董必武和我约定的组织派人来与华明之接党的关系的时间。正巧国民参政会下午休会，我提前回家，与明之一起在家里焦急地等待。董必武事前没有告诉我派谁来，我将我见过的几位领导的姓名和体貌特征一一向明之介绍，但此时我们只能以联络暗号作判断。约定的时间到了，没有如期响起敲门声。我当时有些坐立不安，生怕错过时机，误了大事。明之则因为与党组织接关系的心情非常急切，神情显得更加紧张。

我们当时住在西二街22号“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办事处宿舍二楼一间不大的房子里。二楼只住了四户人家，楼下好像还有空房，白天显得非常安静。明之与我对望着，都不说话，我们在用眼神互相安慰：再耐心等等。

约定的时间刚过了一会儿，忽然传来期待已久的敲门暗号：嗒— 嗒嗒—嗒。

明之迅速上前开门，只见闪进一位三十来岁，个头儿不高的男子。明之不认识他，刚要开口问话，我一眼认出来人是王明。我在汉口听过他的公开讲演，在武汉“八办”、重庆“通讯处”和国民参政会上又多次见过面。显然王明就是与明之来接关系的领导。

王明当然认得我，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我给王明和明之互相做了介绍。

王明对明之说：华明之同志，董老让我来与你接党的关系。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当时已五十多岁，德高望重，王明很尊重他。有一次我在“八办”看见董老让王明去办一件什么事，董老话还没说完，性急的王明起身就走。

王明曾经身居高位，当过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在武汉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此时根据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他不担任长江局领导，但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我和明之当时并不了解王明在党内的职务和过去的经历，只知道他是和董必武、周恩来一样的高层领导人，是值得信赖的。且现在正值国共合作高潮，王明是国民参政员，有公开身份，行动方便。此前他与我已经见过几次，还是比较熟悉的。

王明显得非常平易近人，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对明之说：你1934年入党后，做秘密情报工作。沈琬1935年参加革命，也做情报工作。你们俩这一段政治经历，在武汉已有党内可靠的老同志证明，党组织完全信任你们。现在沈琬已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为党搜集情报。明之同志，今后，你要在政治上、工作上多帮助她。关于沈琬要求入党的事，组织上一定会认真研究。

我和明之向王明汇报了这段时间国民党各个机关到达重庆后的一些情况，他听得很认真，并不住点头。

最后，王明告诉我们：党组织决定，派有经验的老党员吴克坚同志直接领导你们今后的情报工作。他不久会与你们联系的。为了慎重，王明又介绍了吴克坚的体貌特征，确定了联络暗号，让我们在家等待吴克坚来联系。

王明交代完毕，随即起身与我们握手告别，一共只有短短十几分钟。我们不便送王明出大门，只送到楼梯口就回屋了。

非常凑巧，那天下午因为国民参政会休会，参加会议的其他部门两个速记员黄先生和聂先生闲着没事，就说：“沈琬家离这里很近，咱们去她家看看吧。”王明与我和明之接头出来，下楼后刚走到22号大门口，就碰上了黄、聂二位。

“这不是陈绍禹么？”黄先生望着王明的背影，小声对聂先生说。
王明经常在国民参政会和其他公开场合露面，很多人都认识他，知道他是中共方面的参政员。
“嗯，没错，是他。”聂先生说。
“他到这儿来干什么？”黄先生感到奇怪。
“谁知道？管他呢！”聂先生说。
在我们家里，他们没有提他们在楼下大门口见到了陈绍禹，故我对此一无所知。

第二天，黄先生在办公室对速记科长徐漂萍说：昨天我们去沈琬家，你猜在大门口看见谁了？陈绍禹！

徐漂萍听罢一愣，然后用责怪的口吻说：你也真是多事！楼内住户很多，谁知道陈绍禹去了哪家？再说，沈小姐活动能力强，交际广泛，就算是跟参政员来往，又有什么稀奇？真是少见多怪！

黄先生没再说什么，这件事情似乎就过去了。后来徐漂萍将此事经过告诉了他的亲信居正修。居正修嘴巴很紧，未再传给别人，所以在中央党部从来没人提起此事。我当然也一直不知道。

过了整整60年之后，重庆的《红岩春秋》杂志（1998年的第三、四、五期）发表了何蜀撰写的我们地下工作经历的文章《纤笔奇兵》，被居正修看到了，他随后在《红岩春秋》（1999年第四期）上发表了一篇回忆文章《和沈安娜一起速记》，披露了黄、聂二人在我住处门口与王明相遇一事。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当年还有过这么一段“险情”。现在回想起来， 我还有些后怕。如果不是徐科长说了那番话，此事若张扬出去，后果难以料想。因为王明毕竟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如果细查起来，我的处境就会有危险。我们觉得，此事能够化险为夷，主要是由于当时“国共合作，一致 抗日”的特殊历史背景。此外，就是我与顶头上司及同事们相处得好，他们不自觉地、无形中掩护了我。回首往事，我常常由衷地感谢这些正直的同事们。

★居正修1940年摄于重庆

王明与明之接上关系的第二天——星期一，参政会继续开会。
11月6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结束。非常巧，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也是这一天结束的。由于中共方面继续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团结国民党和各方主张国共合作、坚持抗日的人士，使这次参政会挫败了汪精卫假和谈、真投降的阴谋。
 


党组织派来直接领导人——吴克坚
 
与王明分手后我与明之天天晚上在家里等待吴克坚的到来，足足等了一个星期。此前，我们谁也没有见过谁。彼此只能用事先约好的敲门暗号来判断。11月中旬一天晚上，约好的暗号，“嗒—嗒嗒—嗒”的敲门声响起来了。明之马上去开门。眼前是一位看上去十分精明干练的中年男子。明之马上把他让进屋。双方都根据此前的介绍，判定没有错。
来人自我介绍说：我叫吴克坚。
我高兴地说：老吴同志，我是沈琬，自己人都叫我安娜。
吴克坚和我亲切握手：安娜同志！
明之说：我是华明之。
吴克坚又和他紧紧握手：明之同志！
寒暄过后，吴克坚在一张竹椅上坐下。他机敏地环视了一下屋里的环境，又仔细打量着我和明之。我们也注视着这位新领导。

★36岁的吴克坚， 1936年摄于法国巴黎

吴克坚长得很端正，脸上棱角分明。他说话时面带微笑，显得平易近人。即使是部下，在与他相处时都不会感到拘谨。

吴克坚a原名吴黑撑。从参加共产党的那天起，改名为吴克坚，他的原名已经很少有人知道。

1930年他就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秘密情报工作，担任中央特科秘书。根据党的秘密工作的需要，他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形势下，将妻儿老小从湖南老家接到上海，以自己的家庭来掩护党中央机关。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曾多次在他家里举行。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他协助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迅速转移，为掩护和营救同志，作出重要贡献。1931年底，他受党中央委派，撤离上海，前往苏联，到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研究班进修。1932年6月抵达苏联。1936年3月到法国协助吴玉章编辑《救国时报》（巴黎版），后担任该报主编。1937年七七事变后，党组织决定派他去美国办报，他报国心切， 一再请求回国抗战，并说：“宁作战死鬼，不作老华侨。”1938年初，周恩来电召吴克坚：“立即回国，共赴国难。”吴克坚回国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秘书长，兼《新华日报》总编。同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他与报馆撤退到重庆。1939年1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兼管情报工作，还担任《新华日报》总编辑。周恩来和董必武派吴克坚这样一位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老同志来领导联系我们，足见党组织对我们工作的重视。

吴克坚向我们讲述了当前的斗争形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总方针。

他对我说：你当前的任务是，搜集国民党高层对抗战和对我党的态度、谋划和部署。
 
a 吴克坚 (1900—1986)，湖南省平江县人。1924 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1930 年任中央特科秘书，1931 年受党中央派遣，赴苏联进修， 系统地接受了马列主义理论教育。1936 年在巴黎任我党创办的《救国时报》巴黎版总经理。1938 年应召回国，在武汉任长江局副秘书长、《新华日报》总编辑。1939 年在重庆继续任《新华日报》总编辑，并任中共南方局常委、社会部委员，兼管秘密情报工作。1943 年返延安参加整风，1946 年受党中央中央情报部派遣，赴南京、上海继续从事秘密情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军委联络部上海联络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华东局统战部部长。后任全国人大副秘书长等职。
 
接着，他又指示明之：你要设法尽快找一个掩护职业，这样才能更好地帮助、掩护安娜，共同做好情报工作。

最后，吴克坚像兄长一样亲切嘱咐我说：安娜，你是个年轻女性， 但你是靠真本事做速记员。你时时处处要有一身正气，要不卑不亢，自尊自重。同时，又要防国民党官僚衙门里的坏人“吃豆腐”。好在明之时刻保护着，人家就不敢欺负你。

吴克坚的这番话，让我感到兄长的爱护和细心关照。我说：“我一定记住！我绝不是‘花瓶’！”同时，我又执着地向吴克坚提出了入党的要求。

吴克坚说：组织上会认真考虑的。你也要在工作中努力争取。
最后，他鼓励我和明之：你们在白色恐怖中，在党处于极其艰难的时刻， 先后投身革命。抗战爆发后，在战乱中与党失去联系后，你们又不辞劳苦， 跋山涉水到武汉主动、积极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你们的革命意志如此坚定， 实属难能可贵。我相信，你们今后一定能够做好党交给的更重要的秘密情报工作。

吴克坚一席话，激励着我们，在我们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我和明之也给吴克坚留下了好印象。1984 年，84岁的吴克坚在他的回忆录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沈（安娜）那时约20 余岁，风华正茂，擅长速记，具有‘打进去'的条件。经过党组织郑重考虑，决定派她打入国民党反动派核心机关——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在蒋介石和国民党要人的左右， 作会议记录。华（明之）对沈（安娜）指导、帮助、掩护。”

吴克坚是我们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第二位直接领导人。60多年以后，我和明之在回忆录中写道：“吴克坚同志是先后领导我们秘密情报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好领导、好老师。”

遵照党组织的指示，明之积极寻找工作，也就是吴克坚所说的“掩护职业”。一天，明之在街上碰到上海国际无线电台的同事徐本熙，即在上海时，想秘密发展华明之参加CY(共青团）的那个人。当初明之虽婉言谢绝了，而徐本熙并未因此而不快，双方仍然保持友好的关系。这次两人在重庆一见面，便热情地聊了起来。

徐本熙问：你怎么到重庆来了？
明之说：内人在这里工作，我就随她来了。
徐本熙知道明之当初从上海调动工作到杭州，就是为了和太太在一起， 所以对他现在又随太太来重庆，并不感到意外。就问：你现在做什么？
明之趁机说：我刚来，还没有工作，正想找个事做。
徐本熙说：我在政治部电讯总队工作，现在想离开重庆，正在找人接替。我推荐你去怎么样？

电讯总队的全称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电讯总队”。明之想，这个单位离家不远，就同意了，再三向他表示感谢。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电讯总队隶属于“军统”，对新加入人员审查很严。明之则因为太太是中央党部机要处的工作人员，本人又曾在上海国际无线电台工作过，顺利通过审查，被正式录用。从此，明之有了一个掩护职业。

明之进入电讯总队之后，任技佐，授中尉军衔，穿国军制服，对我也是个很好的掩护。

电讯总队负责人是个老工程技术人员，业务水平很高，但内部行政管理很乱，明之可趁机搜集到国民党各军、师部队驻地分布和调动情况的情报。他把这些情报连同我搜集到的情报一同抄好，由吴克坚来家里取走，上报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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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效，笔名：钟笑。原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55年11月出生，1969年12月入伍，2016年6月退休。历任潜艇轮机兵、轮机班长、轮机军士长、宣传干事、创作员、潜艇副政委、创作室主任等职。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著作有：长篇纪实文学《我在美国当律师》、《我在加拿大当律师》、《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长篇小说《酒浴》、《翼上家园》、《从海底出击》，作品集《升起潜望镜》、《蓝色的飞旋》、《核潜艇艇长》等20余部，并有电影《恐怖的夜》（编剧），电视连续剧《海天之恋》（编剧）、文献纪录片《刘华清》（总撰稿）等影视作品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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