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获取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情报
(1938 年夏—1939 年夏在重庆)
心向延安
1938年冬的一天，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偶然遇到了在长沙妇女训练班就认识的王汝琪大姐。他乡遇故知，两人都高兴得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
王汝琪说，她和爱人陈传纲离开武汉后，现要去成都找工作，路过重庆。我从长沙到武汉后曾在王汝琪婆婆家落脚，现在，我也要在重庆尽一回地主之谊。我和明之热情地把王汝琪夫妇接到家里。
这时我们的家已由西二街22号搬到中央党部安排的宿舍：上清寺街75号。上清寺街周围大约一平方公里的街区，被称为上清寺地区，是重庆的政治中心，国民党的党、政、军首脑机关大多设在这里。
上清寺街75号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我们家住在二层朝北一间临街的房子。房间虽只有不到十平方米，但此住处离我办公的上清花园中央党部秘书处比较近，步行只须五分钟，如机关有事可随叫随到。75号的一层住户家设小碾米机，做点小营生，另外三家住户都是其他单位的，没有中央党部的同事。75号左侧的一幢三层小楼是宪兵队，右侧一幢三层小楼的二层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a的家。与一般职员一样，这个住处对我们做秘密工作比较合适。当时我们的家很简陋，只有一张双人棕绷床，一个竹桌，四把竹椅，一个木柜，上面摞着两个皮箱。
陈传纲和王汝琪临时来就睡地铺，我和明之要把床让给他们。后来王汝琪幽默地回忆往事说：“地板比床还大，不用担心掉下来。记得1938年春天我们在长沙，不就是睡的地铺？安娜早上不起床，还被罗大姐打了屁股，没有忘记吧？”说完大家都笑了起来。
王汝琪和陈传纲这次来重庆，说是要去成都找工作，然而过不了几天， 我和明之便猜测到，他们是要去延安的，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谁也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罢了。
当时的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全国进步青年向往的地方。大批来自各地的进步青年和我党干部，都是经重庆“通讯处”，陆陆续续输送到延安学习和工作的。我在机房街通讯处门口，亲眼看到有几十名青年乘一辆卡车开赴延安。
我打心眼里羡慕他们。我的心仿佛也被他们带到了延安。
我和明之于8月份到达重庆，然而短短的几个月，所见所闻令我们失望：国民党衙门机关里，一片死气沉沉，官僚们为了职位，为了房子，明争暗斗；国军在战场上连连失利，而对后方百姓却耀武扬威；前方下来的伤员还没有痊愈，就被医院赶了出来，他们找不到原来的部队，又无人照管，遂流落街头，怨气冲天，弄得鸡犬不宁。
而在共产党的“通讯处”看到的却是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抗战的激情洋溢在每一个人的脸上。上下级之间，情同手足，亲密无间。与国民党机关相比，反差太强烈。因此，我一心想“回家”，和革命的战友们生活在一起。我对即将去延安的陈传纲、王汝琪夫妇羡慕之至。
a 吴稚晖(1865—1953)，又名敬恒，以字行，江苏阳湖县( 今武进县) 人。早年加入同盟会。1924 年当选国民党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1949 年 2 月随国民党去台湾。在台期间，任国
民党中央评议员、“总统府”资政等职。1953 年 10 月卒于台北，终年 88 岁。
当时我的情绪波动很大。我想，自己也是个满腔热血的革命青年，应该到革命圣地延安去。哪怕上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纵然是洒一腔热血，马革裹尸，也在所不辞。
明之和我一样向往延安。虽然他才25岁，只比我大两岁，但他要比我显得成熟，老练。他知道我现在这一岗位的分量，党组织是绝不会同意我离开的。可是我不甘心，一定要找领导谈一谈。
明之劝我说：上级肯定不会同意，不要给领导添麻烦。
我说：别人能去延安，我为什么不能去？汝琪大姐夫妇不就要去了嘛！明之说：你的情况和别人不一样……
我不服气：有什么不一样？我也是抗日爱国的革命青年，我就是想去延安！
明之耐心解释说：你是做特殊秘密工作的，你现在的条件又这么好……
★1938年，吴克坚（右一）在重庆虎头岩的新华日报社内办公
我仍然固执己见：我不过是一个小速记员，说不定有人比我的条件还好呢！没有得到上级的正式答复，我就不甘心！
明之见说服不了我，就不再说什么，心里想：还是让领导给你一颗“定心丸”，这样你就可以踏踏实实安心工作了。
我想见领导，可是吴克坚在和我们见了第一面之后，就再也没有露面。因为《新华日报》从武汉迁来重庆，吴克坚继续担任总编辑，整天忙于《新华日报》迁渝后的纷繁事务，所以没空定时如约与我们接头。我心向延安的事，也只能暂时埋在心里。
在国民党“中常会”上
我一到机要处上班，科长徐漂萍得到处长同意，就带着我参加了国民党高层会议的速记工作，但是我一直没有见到蒋介石出席。后来听说，蒋介石在1938年10月25日汉口陷落的当天凌晨离开武汉之后，一直在湖南、广西等地指挥国民党军队抗战，1938年12月8日，蒋介石才到达陪都重庆。随后便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会议。
我第一次为“中常会”做速记，不由得兴奋起来，我想：国民党“中常会”是国民党最高决策会议，也许可以接触到更多的机密。
会议室不大，参加会议的中央常委有蒋介石、汪精卫、丁惟汾、居正、于右任、戴季陶、孔祥熙、孙科、阎锡山、冯玉祥、叶楚伧、邹鲁、陈果夫、何应钦、李文范、白崇禧、陈公博等十几人。
会议室的布置很简单，会议桌呈“П”形，常委们在两排长桌旁对面就座，顶头是主席座位，速记员的位置在主席座位斜旁边，靠侧门处。
蒋介石从侧门走进会场时，全体起立。蒋介石先从速记员桌前经过，向大家点点头，然后走到自己的位置上就座，并示意大家坐下。大概是他发现速记员位置上出现了一个年轻小姐，他坐下后又扭头朝我这边看了一眼。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蒋介石，而且距离这么近。
蒋介石是个瘦高个儿，剃光头，开会时面部表情严肃，说话音调不高， 节奏也不太快，我可以将他讲的每句话都准确地记录下来。我感觉，蒋介石虽然讲话轻声慢语，但是说一不二，从来不准别人反对自己的意见。开“中常会”时，他很少说话。但到会议快结束前，他一开口便是“一言九鼎” 了。这时的蒋介石烟酒不沾。原来，1934年蒋介石在江西南昌提倡“新生活运动”a，从那时开始，他不仅不吸烟，不喝酒，而且连茶都不喝了。
后来我还发现，蒋介石的着装很特别，除了视察部队和一些必须穿军装的场合，他平时很少穿军装，只穿中山装，或者穿长衫、长袍。在会见外宾等正式场合，他只穿文官礼服——蓝袍玄褂。
关于蓝袍玄褂，我听说还有一段逸闻。1927年，国民党政府奠都南京以后，穿中山装成为一种时尚。原来做长袍马褂的绸缎没了销路。于是浙江丝绸业向国民政府捐献四千万元，要求把绸缎缝制的蓝袍玄褂定为文官礼服。蒋介石是浙江人，又喜欢穿蓝袍玄褂，更何况还有四千万元献金，于是做了个顺水人情，以政府名义发布公告，确定蓝袍玄褂为政府文官礼服。于是，浙江的绸缎又重新打开了销路。
国民党“中常会”开会不供茶水，只有蒋介石面前有一玻璃杯盛着白开水，其他人没有，也不许抽烟，更无人服务，因此没有闲杂人等进入会场。每次开会的议程，由主任秘书或秘书宣读，他们都能说比较标准的国语。后来，解放战争时期在南京，机要处长张寿贤升任秘书，由他宣读时， 有的委员嫌他的江苏常州口音听不清，就请了电台播音员专任宣读员。播音员的口音是标准国语，大家听起来就舒服多了。
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他的家乡口音很重，曾被人讥为“刺耳难懂”，但是谁也不敢对他的口音表示异议。后来我听到很多关于蒋介石的浙江话引起误解的故事。其中有这样一件事，军事委员会联络处有一个姓侯的主任。大约在抗战后期，有一次他被召到委员长办公室汇报工作，结果遭到了一顿训斥。他极力为自己辩解，蒋介石很生气，厉声吼道：“枪毙！”侯主任吓得脸都青了。哆哆嗦嗦地回到家里，逐一向亲人和朋友告别，然后垂头丧气地等待发落。结果几天过去了，没有任何动静。待缓过劲儿来，他就去找蒋介石的一个贴身警卫打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警卫的回答让他如获“特赦”。原来蒋介石是斥责他“强辩！”并不是说的“枪毙”。后来有人分析，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可能双方都有误解。因为侯是湖南人，他说话时带有很浓的家乡口音， 蒋介石几乎听不懂他的话。这个笑话在上流社交界广为流传，侯先生成了大家取笑的对象。
a 新生活运动是由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于 1934 年 2 月在南昌行营发起的一个全国性的运动，主张从改造国民的“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入手，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具体标准，以使“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改造社会、复兴国家”。
虽然浙江许多县的方言很难听得懂，好在我在杭州浙江省政府工作过一段时间，同事中有很多浙江人，其中也有奉化人，我听奉化方言没有问题。蒋介石的讲话我一般都听得懂。加上我有秘密任务在身，记录蒋介石的讲话时，我格外全神贯注。每次将我的记录稿与同事们的记录比对，说我的记录更准确些。我的工作能力，为人处事，很快得到科长和处长的赞赏。
我记录了蒋介石到渝后主持的第一次“中常会”后，又看到准备提交五届五中全会讨论的几个文件草稿，我觉得应立即向党组织汇报。可是那时吴克坚太忙了，还没有约定确切的接头时间。为了能让党组织及时了解情况，我和明之商议，认为应该在五届五中全会正式开会之前，将国民党的反共图谋及早报告党组织。
按照常规，这种传递情报的任务应该由明之负责。可是现在无法与吴克坚联系，董必武又不让明之在“通讯处”露面，那就只有我自己去了。
董必武说：“你去了延安，我们这里就没有小速记了”
晚上，趁着夜色，由明之护送，我悄悄走进机房街通讯处。董必武和博古一听说我来了，知道有重要情况，马上迎了出来。
我见到董老、博古如同见到了自己的亲人，抢步上前，握住他们的手。董老用他那湖北乡音亲切地笑迎说：啊，小速记来了！欢迎沈琬同志！坐定后， 我从第一次目睹蒋介石主持“中常会”开始汇报。我绘声绘色地将蒋介石的衣着、表情、神态，说话的语速、语调，到他的属下对他讲话的反应，表述得活灵活现。虽然董必武和博古不止一次与蒋介石正面交谈过，但他们对蒋介石主持国民党最高层决策会议的内幕，听得还是很感兴趣。
在讲完蒋介石主持“中常会”上的情景之后，我立即进入正题：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开会时间定在1939年1月。大会的材料、文件（草案）开始陆陆续续送到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
董必武问：你看到这些文件了么？
我说：看到了。我作为速记员，开会之前事情不多，我希望早点看到这个会议的文件，就主动参与材料分类、核对、编号等工作。我还看到了大会议程和附件，其中有两份准备供全会讨论的秘密文件：一份是《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一份是《共党问题处置办法》，都是由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起草的。现中统局局长由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实际上中统局日常工作由徐恩曾主持。
我根据自己的记忆，尽可能详细地向董必武和博古复述了这两个秘密文件（草案）的主要内容，其要点是“溶共”、“防共”、“限共”。
董必武听完汇报后，神情变得严肃起来，慢慢地说：五届五中全会将是一个不寻常的会议。沈琬同志，你在会议召开前，在这两个文件出台前就事先报告，很好，很及时。正如我们所估计的，蒋介石骨子里总是要反共！
董必武和博古对我的工作汇报十分满意。
可我此时却全然不顾领导的赞许，我忍不住急切地对董必武和博古说：我看许多革命青年去了延安，我也很想去延安。
博古听了先是一怔，然后直摇头，连声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已经多次见到博古，在我眼里，博古身材高大，头发直立，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话不多，待人很温和。我对他的印象非常好。
当时我对博古的情况并不了解，后来才知道，博古是中共党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他24岁就在中共中央负总责，执行了共产国际和“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方针，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但是在遵义会议之后，特别是红军长征到达延安以后，他对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认真进行反思，认识深刻，态度诚恳，得到大家的谅解。后来他到中共长江局、南方局等工作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认真敬业，受到大家赞扬，都认为他的政治品质非常好。
博古的年纪比董必武和周恩来小很多，对周恩来和董必武很尊敬，每次见到我，也都很和蔼。但是这一次，他一听我说“想去延安”，就说了一连串的“不行”，就像给我迎头泼了一瓢凉水。
因为博古当时有事，没有进一步向我解释，就忙他的事去了。
董必武则微笑着对我说：你不能去延安。你去了延安，我们这里就没有小速记了。我也要去开会，这个事情以后再谈。
我见两位领导都不同意我去延安，顿时泄了气，只好闷闷不乐地站起来往外走。
董必武送我出门的时候关切地叮嘱道：“以后要更加注意保密，注意安全。”还派一位年轻人护送我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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