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获取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情报
(1938 年夏—1939 年夏在重庆)
周恩来、邓颖超说：“要甘当无名英雄”
1938年12月中旬，周恩来从桂林到达重庆。当时周恩来面对十分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他不仅要继续与蒋介石的“溶共”企图做斗争，还要为筹组中共中央南方局日夜操劳，抽空还要到中央大学等单位做抗战形势演讲，真可谓日理万机。但他对秘密情报工作一向非常重视，处理情报工作的重要事件， 他都事必躬亲。许多老同志回忆：周恩来与重要的情报干部，都亲自谈话。工作紧张的时候，往往是来了就谈，谈了就走。有的老同志说，周恩来同志亲自谈一次，对自己的工作往往能管很多年，甚至管一辈子。
几天前，我想去延安的请求被博古和董必武否决之后，心中不快。明之开玩笑说：我就知道领导不会同意你的要求。可是我的话缺少权威性啊！
我不服气地说：可我想去延安学习，没有错啊！
一天晚上，我和明之刚刚吃过晚饭，就听见“嗒—嗒嗒—嗒”的敲门暗号。
我马上开门，只见那个曾经护送过我的年轻人走进来，低声说：“八办” 领导要见沈琬。
我既高兴又意外，过去都是我到“八办”见领导，现在领导专门派人来找我，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马上加了件外衣，围上围巾，跟着年轻人匆忙出门。年轻人在前，我在后，两人像是谁也不认识谁，路上没有说一句话。
重庆的冬天阴冷阴冷的。可是因为马上就要见到“八办”领导了，所以我心里感到暖融融的。“八办”的领导我已见过几个，今天会是谁呢？会谈些什么问题呢？是谈情报工作，还是谈去延安的事？一路上，我满脑子问题，却想不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从家里上清寺街75号往曾家岩走，大约不到十分钟，年轻人带我走进一座楼房。天黑，我又满腹心事，因此也没注意那是一个什么地方。
1989年秋，我和明之应有关单位邀请去重庆，讲述当年往事，并准备摄像。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一个会议室坐定后，我当年的往事，由现场引发， 像过电影一般，记忆十分真切。我马上说：“1938年冬，我跟着小战士从家里走出来，似乎与现在曾家岩50号的方向不对，且谈话不是在办公室，而是住家的样子。”当时在场的红岩纪念馆馆长王明湘告诉我们：“1938年12月，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曾临时与人合住在曾家岩‘渔村'一座楼房，就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的斜对面，离上清寺街也就十分钟的路程。现在‘渔村’这一片已拆除了。”
那天夜晚，我进屋后发现，是居家的样子，屋里只有一男一女两个人，仔细辨认竟然是周恩来和邓颖超。这真是喜从天降！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难道是真的？于是就像孩子见到亲人一样，快步跑了过去，可是却忘了问好。倒是，周恩来先向我打招呼，亲切地对我说：“进来，进来，坐吧。沈琬同志，听说你想去延安？”我刚坐下，周恩来就立即切入正题。
“是的，做梦都想！”我急切地说。周恩来看看邓颖超，两人相视一笑。
周恩来微笑着对我说：你有速记专长，别人是无法像你这样秘密打入国民党核心机关，参加他们各种高层会议，接触到许多核心机密，了解他们的内幕，这对党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你要从大局和长远利益着想，以大局为重。党很需要你在这个岗位上长期埋伏。
我觉得周恩来的话很有道理，可我还是不甘心，恳求道：“我总觉得自己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很低，在国民党统治区，没办法学习马列主义。能不能让我到延安去学习一年？就一年。”我伸出右手的食指，又重复一遍：“就一年！”
“哈哈哈……”周恩来站起身来，双手叉着腰，爽朗地大笑起来。邓颖超也跟着笑起来。
我被他们笑愣了，想不出自己的这句话有什么好笑。
周恩来收敛笑容，转而严肃地对我说：你去一天也不行。你去了延安，就回不来了，就再也不可能回国民党中央党部了！
我一想，也是，这么简单的道理，自己怎么就没想到呢？太幼稚了！
周恩来又坐下来，语重心长地说：有一个问题一定要明白，那就是我们必须认清国民党顽固派的本质。从1927年四一二事变，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这十年间，蒋介石一直在围剿共产党。现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蒋介石有抗日的一面，另一面也是迫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压力，不得不与共产党合作。一旦形势变化，很难说国民党顽固派又会搞什么花样。现在抗战刚刚进入相持阶段，他们又开始搞“溶共”、“防共”、“限共”那一套了。所以，我们必须随时掌握国民党顽固派的动向，以防万一啊！
听了周恩来一席话，我想起自己看到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将要讨论的两个秘密文件，反共企图已经很明显，而且那草案内容就是自己报告党组织的，怎么一联系到自己的事情，就犯糊涂呢？
于是，我立刻打消了去延安的念头，诚恳地对周恩来和邓颖超说：对党的秘密情报工作，我有了新的认识。过去我在浙江省政府，只能搜集到一些局部地区情报。现在，我能了解到国民党中央的高层内幕机密材料。我再也不会要求去延安了。我要安心在这里工作。
听了我的表态，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很好！就应该这样嘛！”周恩来高兴地说。接着他又开导我说：在国统区一样可以学习。从国民党的报纸上，从反面也能学到不少东西。你拿他们的秘密材料和公开报道互相印证，就可以看清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本质。
邓颖超插言道：为了党的秘密工作，要甘当无名英雄。周恩来强调说：我们党的事业需要一大批无名英雄！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无名英雄”这个词儿，又是出自周恩来和邓颖超这样受人敬仰的领导之口，给我的触动太大了，同时也感觉到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
周恩来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现在的工作，危险性很大，你要随时准备应付意外事变。万一遇到突然事件，共产党人要有骨气，既要有为革命献身的决心和勇气，又要有沉着冷静、临危不惧的处事能力。你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护自己，争取长期埋伏。我相信，你们一定会为党作出更大的贡献。
周恩来的教诲，使我的思想产生了质变。我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最后表示说：“我决心一辈子为党做好情报工作。”
这次谈话虽然只有半个小时，但使我的思想认识产生了一个飞跃，让我终身受用！
我回到家里，向明之详细转达了周恩来、邓颖超的谈话内容。明之说：周恩来同志说得对，我们要争取长期埋伏，想尽一切办法获取党所需要的情报， 还要保证安全，保护自己。
我说：遇到险情，要沉着冷静，处乱不惊。
明之说：对。我们一定要记住两位领导的教诲，用坚强的意志对付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深情地说：周恩来同志、邓颖超大姐对我的教育太深刻了！
明之对我开玩笑说：你吃了这颗定心丸，以后就不会胡思乱想了。我不好意思地说：以后我都听你的，还不行吗？
明之说：不，不是听我的。我们都要听党组织的，听周恩来和邓颖超的！过了几天，吴克坚前来接头取情报，我主动向他汇报并检讨了自己曾经产生的思想波动。吴克坚说：我知道这件事。你一定要按照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指示，安下心来，做好党的情报工作。
我和明之频频颔首。从此以后，我们几十年如一日，自觉献身党的情报事业，从未动摇。
时隔半个多世纪，我和明之仍然对周恩来1938年春在武汉和1938年冬在重庆的两次谈话，记忆犹新。新中国成立后，我继续在隐蔽战线工作，在实践中不断学习、研究周恩来的情报思想，并撰写了几篇文章，我常深有感触地对年轻干部说：“周恩来同志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情报和保卫工作的创始人、奠基人，他长期在国统区领导秘密工作，建国后又长期领导隐蔽战线的工作，创建了一整套理论和做法，给后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情报理论和实践，是我党情报工作的宝贵财富！”
1939年1月21日至31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召开。我被指派担任国民党中央全会大会速记。礼堂里有个小主席台，我就坐在主席台一侧的速记席上。参加全会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大约有百余人。
蒋介石从舞台侧面走上主席台时，全场起立，蒋介石向大家点点头，他坐下后，大家才落坐。
在这种场合，蒋介石多穿中山装。在摄影记者不断闪烁的镁光灯下，蒋介石的神态要比平时更严肃，他脸上的表情既威严，又深不可测。
蒋介石的大会报告，一般情况下他自己是不念的，由别人代读。如果是小范围的会议，他就让内部官员代读。有时没有稿子，他就拿一个提纲上去讲。提纲有长有短，长则几页纸，短则只有几行字。他演讲基本没有废话，语速不快，很容易记。速记员将速记符号译成文字讲稿，先交科长修改，后交机要处长核定。若有修改，再由速记员抄正后交秘书处的秘书室，送蒋介石侍从室润色后，呈蒋介石本人核定，最后交机要处下属的印刷股油印。其他高层要员的讲话，则由科长修改后送机要处长过目，就可以送印刷股去油印了，无须本人核定。
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时，抗战形势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对蒋介石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把军事进攻的主要矛头指向中共控制区。而国民党的政策自五届五中全会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对外被动抗日，转为对内积极反共。抗战以来，由于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深得人心，八路军进击晋绥，新四军活跃于大江南北。八路军、新四军越战越强，队伍越来越壮，中共影响越来越大。蒋介石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彻底消除共产党这个心腹之患，早在1938年初就开始大肆宣传“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军队”的主张。此后又提出“溶共”的策略。到了年底， 蒋介石几次向中共领导人提出国共两党“合并成一个组织”的问题，甚至私下说：“此目的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
1939 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a成立。党中央事先已了解到蒋介石“溶共”的企图，早有准备，多次回绝了蒋介石的“合并”要求。
a 中共中央南方局：1939 年 1 月，根据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在重庆成立由周恩来任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党中央领导重庆及南方十几个省市区的党组织。
★1939年1月21日，沈琬（沈安娜）记录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有关文件（台湾国民党党史馆保存）
1939年1月20日，也就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蒋介石仍不甘心，又紧急约见周恩来，向周恩来发出“两党合并”的最后通牒，周恩来根据中央确定的方针，再次坚决回绝。
第二天，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开幕。蒋介石果然要强制执行。在会上他做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并说：“对中共是要斗争的。”“现在要溶共——不要容共。”会上还通过了党务报告决议，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蒋介石在大会上口口声声讲“国共合作、抗战到底”，背地里却正如会前秘密策划的那样：限制共产党部队的发展，借日本人的力量，一步步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和江南的新四军。蒋介石在会上所做的有关外交与国策的报告中，还把“抗战到底”的“底”解释为“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
我坐在速记席上，不由得想起周恩来对我说的话：一旦形势变化，很难说国民党顽固派又会搞什么花样……事实证明了周恩来的英明预见。
在这次全会上，我获得了多份文件的全文，以及蒋介石和其他官员的讲话、报告。特别是获得了未在大会讨论，由蒋介石秘密颁发的《共党问题处置办法》。这些油印材料原件的废弃件，是我从印刷股，趁人不备悄悄“顺手牵羊”获取的。由明之剪边缩小，对油印不清楚的地方，一一小心描清，然后密藏好，很快由吴克坚来取走，上报南方局党组织。
会后，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大会制定的方针开始实施，国民党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加强“中统”、“军统”的特务行动。特别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周围制造摩擦事件。之后在全国掀起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国内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国共摩擦层出不穷。后来，中共中央根据多个渠道获得的情报，印发了《摩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揭露国民党，教育中共党员和部队指战员。1939年秋，毛泽东、周恩来还曾就《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向国民党提出抗议，指出国民党秘密下达的这个文件是造成全国各地国共摩擦的根源。
大会正式通过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是国民党政府秘密颁布的迫害中共和爱国人士的条令，《办法》规定严密限制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分子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在所谓“共产党活动最烈之地区”实行“联保连坐”，并在保甲组织中建立特务组织，监视和限制“异党”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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