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是抗战时期，蒋介石对中共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抗战初期刚刚放晴的重庆，很快就被反共的阴霾所笼罩。国民党特务加紧了对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监视，国民党的反共图谋非常明显。由于中央党部认识我的人越来越多，为了我和明之的安全，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董必武和吴克坚同时想到一个问题：更换我和明之的领导、联系人。吴克坚有《新华日报》总编辑的公开身份，认识他的人比较多，由他出面与我和明之接头联络，有可能被人注意。因此决定换一名身份隐蔽的女干部领导我们的工作。他们选择了当时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从事妇女和宣传工作的卢竞如a。20世纪30年代初期，卢竞如曾跟吴克坚一起，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过，有秘密工作经验。吴克坚到我们家联络时，将他和董老的决定告诉了我们：组织决定，换一位女同志来领导联系你们，这样有利于隐蔽。你们觉得怎么样？我和明之早已养成服从上级决定的习惯，此时，我们深深体会到上级领导对秘密工作安全性的重视，以及对我们悉心保护和长期使用的良苦用心。1939年2月的一天晚上，是约定的接头时间。我和明之坐在家里静候新领导的到来。明之上前开门，只见门外站着一个三十多岁、打扮干净利索的女职员。她进得门来，随手把门掩上，微笑着说：我叫卢竞如，来串门儿。a 卢竞如 (1904—1993)，女，原名卢衡，湖南平江人，1925 年入党。1930—1931 年，做中央特科工作。1932—1938 年在苏联学习、工作。1939 年 1 月任中共南方局妇女委员。1940 年底去延安后，曾任中央妇女委员会秘书长和俄语翻译领导工作。新中国成立后， 曾任中宣部翻译组副组长、中央广播事业局苏东部主任、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84年，卢竞如大姐在材料中回忆，当年时任南方局组织部长的博古将我们的政治情况，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背景以及我们家在上清寺街的住址，一一详细交代给卢竞如， 嘱她细心保护我们。卢大姐写道：“使他们能长期埋伏在敌人心脏内部为党工作，是我同沈安娜夫妇联系的组织原则根据。”卢竞如热情开朗，和蔼坦诚，对我们俩像对弟弟妹妹一样亲切。20世纪30年代初， 她在中央特科工作时积累的秘密工作经验，对我们帮助很大。卢竞如走到窗前，向楼下的街道看了一眼，对我们说：以后，你们可用窗帘做暗号。如果家中安全， 无外人，可以进入，就把窗帘中间留一道缝隙。这种标记一般不会被外人注意。
我们都说这个办法好。卢竞如每次来，工作程序井井有条：先取情报密藏，再给我们传达上级指示，或对情报进行评议和提出要求，最后讲解国内国际形势。在与卢竞如的交往中，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激情满怀，兢兢业业为党工作，不放过任何可能获取情报的机会。进入中央党部不到一年，我对机要处的业务已经非常熟悉，也掌握了更多获得情报的方法。我获取的情报多次受到卢大姐和党组织的表扬。但是因为过于劳累，再加上不适应重庆的气候和饮食习惯，我胃病又复发了，身体日渐虚弱。此外，还经常咳嗽，发低烧，有时甚至咳出血丝。我和明之很明白，这核的症状！肺结核俗称“肺痨”，当时虽然已有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雷米封，但价格很贵，且市面上买不到。一般人吃不起这种药，只能扛着。年轻和体质好的才能挺过去，身体虚弱的人若得不到治疗，时间长了会有生命危险。肺结核的传染性很强，达官贵人们比一般人更怕传染。我很清楚，一旦被他们知道我染上此病，轻则让我休息，重则辞退。为了保住这个对党组织来说极为重要的情报岗位，我一直不敢向外声张我的病情，更不可能住院治疗。每当开会做速记时，我只能强忍着，不敢大声咳嗽。有时越忍越要咳， 只好到厕所去咳一会儿，等气息平稳了，再回到速记席位上继续工作。明之非常心疼我，对我能否挺过去心里没底。我怕卢竞如大姐知道了替我担心，坚决不让明之告诉卢大姐。可是因为在卢大姐来家里接头时，我忍不住又咳嗽了，所以还是让卢大姐发现了我的病情。我说：不要紧，这病重庆很多人都有，不怕的，我能挺得住。卢大姐心疼地嘱咐我，要注意休息和营养。除此之外，也没什么好办法。明之对我说：有卢大姐的“命令”你一定要好好休息。你可要听卢大姐的话啊！那段时间，明之把洗衣、买菜、做饭等家务活儿全都揽过来，不让我插手，下了班就让我在家休息。那时我们身边还没有孩子，年纪轻，生命力强，几个月后，我的病情渐渐好转，咳嗽也减轻多了。我居然熬过了“肺痨” 的危险期。
1939年上半年，国民党在重庆浮图关正式成立了“中央训练团”，蒋介石亲任团长，中央训练团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蒋介石开办中央训练团的目的，号称是为了造就“奉行三民主义的英勇战士与遵从总理（孙中山先生）遗教的忠实信徒”，以及为了“抗日建国”与“复兴民族”，实际上是分期分批训练亲蒋的国民党各级文武官员，以维护蒋介石的政权。当时蒋介石还曾将中央训练团所在地的“浮图关”改名为“复兴关”，并在关上正面岩壁上刻“复兴关”三个一两丈见方的大字。中央训练团以训练国民党党、政、军中级以上官员为主。自1939年至1945 年的六年间，先后共办了二十多个各种类型的班次，其中主要的有：“党政”、 “将官”、“县长”、“兵役”、“司法”、“财政金融”、“人事”、“妇女”等。蒋介石对“党政训练班”最为重视，每期“党政”班他都要亲临讲课。党政训练班共办了三十多期，每期的训练时间为五周，根据训练内容，分别定为“准备周”、“入伍周”、“力行周”、“自治周”和“检讨周”。后来蒋介石为了训练高级干部，又办了三期“党政高级训练班”，每期训练时间为五个月。蒋介石曾规定国民政府所属的文武官员中，文官简任（民国时期文官的第二等为简任，在特任以下，荐任以上，相当与现在的处级）以上，武官少校以上，都要分期分批抽调到党政训练班受训。我所在的机要处处长张寿贤就曾到那里受过训。在官场上，凡是经过“中训团”培训的人，特别是听过蒋介石讲课的人， 都被认为是得了蒋氏真传的门生，就像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一样，是嫡系了。但是在民间，当时人们把“浮图关”故意叫作“糊涂关”，称“中训团”培养出来的都是“糊糊涂涂的官”。重庆话“浮图”和“糊涂”发音相近，不仔细辨别还真分不清两者的区别。时任中央党部秘书长、中统局局长的朱家骅，还兼任中训团训育委员会主任。他经常到“中训团”做报告，而每次都要我去速记。有一次，朱家骅要去中训团做调查统计的报告，实际是讲中统局的特务组织概况、特务活动方法等。通常，他的讲稿均由心腹秘书杨公达亲自起草。这一次，杨公达想了一个取巧的办法：找一名速记员代劳，并选中了我。他大概觉得，与其让我每次去速记，还不如让我提前帮助准备讲稿。杨公达从中统局掌握实权的徐恩曾副局长那里要来一大堆绝密资料，从这些材料中挑选有用的素材，由他口述讲稿内容，我速记后整理成文。经他修改，再由我抄正，上报朱家骅。我下班回家，将这个新任务告诉了明之。
明之高兴地说：真是天赐良机！徐恩曾的那堆原始材料，可能比最后写成的公开讲稿更有价值。我们一起来干！
于是，我在办公室悄悄用速记符号和我自己独创的速联符号，将徐恩曾提供的中统局特务活动的重要内容记下来。下班回家后，再将速记符号整理成文字材料，给明之看。明之的思辨能力、分析综合能力比我强。其中有个材料明之认为很重要，但有时会遗憾地说：你看，这是重要情报，可惜有的地方不太完整，缺要害之笔。
我说：你说吧，缺什么，明天我再给你弄回来。
第二天，我就对杨秘书说，某份材料还要再看看。杨秘书马上从中统局把我需要的材料要来给我看，我又用速记符号记下缺少的内容，下班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带回家，然后再把速记符号译成文字。明之一看，正是他所需要的，使那份不完整的材料得到充实提升。
几天下来，我就跟杨秘书混得更熟了，杨秘书对我勤奋细致的工作十分满意，也十分放心，有时就让我一人在他的秘书室里看从中统局要来的绝密材料。每逢这时，我就一边耳听门外的动静，一边翻阅办公桌上的那些不准备写进讲话稿，也不准备给别人看的绝密文件，把有价值的东西用速记符号记下来，回家再整理成文。明之看了，两眼放光，高兴地说：这些材料最关键，对前面那些材料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那段时间，我每天回家带一点，华明之就一点点积累，一点点整理。
杨公达用取巧的办法，没费多大力气就为朱家骅写好了讲话稿。我也没费多大力气，就得到了中统局的绝密材料，不仅拿到了朱家骅重要讲话的全文，而且还获取了讲话稿以外的重要原始材料。不久，一份比较完整地反映中统局特务机构组织状况和活动手段的情报就由明之整理出来了。
卢竞如看了情报，表扬我们说：这样的方式很好。这批情报资料，有重要参考价值。我党深入了解了国民党阴险狠毒的反共措施，就可以做出防范对策。明之综合整编得好，下了不少功夫。值得表扬。
朱家骅对杨公达写的讲话稿很满意，杨公达对我协助工作也很满意，他当着秘书室的同事夸奖我道：沈小姐很能干，以后有事还要请沈小姐帮忙。
我也客气地说：我跟杨秘书学到很多东西，非常愿意为杨秘书效劳。
我与秘书室主管机密文件的主任秘书等大大小小的秘书，都搞得很熟，大家都知道我是朱家骅的老部下，又受到机要处和秘书室的信任，也就不把我当外人。有时我借口整理速记材料需要参考核正，可以当面问主任秘书一些我想知道的事情，或直接向他和其他秘书借材料用。在此后的情报获取过程中，中央党部秘书室的大小秘书，成了补充会议记录不足的资料来源之一。
我获取的情报多为原件。我白天搜集，明之晚上整理，用蝇头小字写在薄纸上，以便密藏。有的长篇报告比较重要，明之就把原件巧妙地伪装成礼物密藏好，等卢竞如来取。
一些情报的内容和背景文字难以详述，我就等卢竞如大姐来接头时当面做口头补充。卢竞如对我和明之的这一套工作方法很满意，称赞我们是一对好搭档。
李忠效，笔名：钟笑。原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55年11月出生，1969年12月入伍，2016年6月退休。历任潜艇轮机兵、轮机班长、轮机军士长、宣传干事、创作员、潜艇副政委、创作室主任等职。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著作有：长篇纪实文学《我在美国当律师》、《我在加拿大当律师》、《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长篇小说《酒浴》、《翼上家园》、《从海底出击》，作品集《升起潜望镜》、《蓝色的飞旋》、《核潜艇艇长》等20余部，并有电影《恐怖的夜》（编剧），电视连续剧《海天之恋》（编剧）、文献纪录片《刘华清》（总撰稿）等影视作品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