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坚持在核心机要部门获取大量情报
(1939 年夏—1942 年秋在重庆)
“秘密入党”——加入共产党
重庆的夏天，又闷又热又潮湿。由于电力不足，居民家里的电灯像鬼火一般，重庆人谓之“桂花灯”，大约是形容灯的亮度像桂花一样小吧。夜里还经常停电，居民只能点油灯。普通居民晚上没事，一般就早早地熄灯睡觉了，而明之却要挑灯夜战整理情报。为了保密，不管天多么闷热，他都要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房间小，屋里只有一盏“桂花灯”，吊在屋子中央。灯线的上端有个轴，下端有个秤砣似的白瓷球。需要时，可将灯头从上面拉下来， 让“桂花灯”靠近桌子。华明之视力不好，灯又不亮，还要用蝇头小楷抄写情报，只有这样才能看得清楚些。遇到停电，就只能在油灯下工作了。天热， 再加上灯火在脸旁边烤着，明之经常汗流浃背，坐在板凳上时间长了，脚下的地板就被汗水洇湿一大片。
抄写好的情报不能马上送出去，就要密藏起来。开始我们都把情报缝在衣服里，后来发现重庆的盗贼很多，家家都在防夜贼，我们怕藏在衣服边角的情报被盗贼偷了去，就卷成一个卷儿，藏在支蚊帐或晾衣服的竹竿里。
我打入国民党核心机要部门已有一年了，我以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速记员的身份，为南方局获取了很多重要情报。工作进展顺利，屡屡受到党组织的鼓励。然而此时，我还不是共产党员。
我渴望加入共产党的强烈心愿，一直在胸中涌动。从上海到杭州，在中央特科领导下做秘密情报工作；从武汉到重庆，我在周恩来、董必武的指挥下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积极搜集各种情报。我是共产党的情报人员，可那时却不是共产党员，反倒“阴差阳错”，成了党证上带“特”字的国民党员。因此，我一有机会，就会向党组织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
1939年夏末的一天，卢竞如按约定来“串门儿”时，我再次向她提出入党申请。我向卢竞如简要叙述了自己从老家泰兴到上海求学，以及参加革命的过程，然后说：我1935年1月由党组织派遣正式成为浙江省政府速记员，开始做党的秘密情报工作，我在1935年底和1936年两次向组织提出入党的要求， 当时由于白色恐怖严重，组织上没有答复。
明之在一旁补充说明：1935年和1936年，安娜是向当时的联系人舒曰信提出入党要求的。老舒对我讲，上级指示，鉴于上海地下党组织遭破坏非常严重，国民党特务根据叛徒提供的中共党员名单抓人，留在党外更安全些， 因此暂不发展党员。老舒还说，党的领导会记住哪些人提出过入党申请，以后再发展。为了不影响安娜的情绪，我和舒曰信考虑，这些情况暂不告诉她本人。
我说：1938年5月我到武汉“八办”，立即向孟庆树同志提出入党要求。到重庆后，我又向吴克坚同志提出入党申请。
卢竞如说：这件事我知道。
我恳切地说：卢大姐，你领导、联系我们已有半年，也比较了解我了。我有决心为党的革命事业贡献一切。现在我再次申请加入共产党。
卢竞如一边点头，一边沉思道：安娜同志，你能不能给我谈谈你对党的认识？
我坦率地说：我对党的认识有个过程。我是辛亥革命以后出生的。封建皇帝虽然下台了，但是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依然束缚着人们。尤其是妇女，受封建传统的压迫最深。我姐姐伊娜就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我要是不和姐姐一起离家出走，也会成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那时我要革命，为的是反封建，争自由，做个新女性。九一八事变，日本鬼子侵占了整个东北，我参加了泰兴中学的救亡宣传活动。1932年夏天，我和姐姐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到上海求学。没想到上海和我的家乡一样，穷苦百姓没吃没穿，露宿街头。社会的不公，洋鬼子横行，让我愤愤不平。就在我们苦闷彷徨的时候，有幸遇见了几个共产党人鲁自诚、舒曰信和华明之，他们给我讲抗日救国，讲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使我对共产党有了认识，对未来充满希望。后来，我在王学文领导下，开始做秘密情报工作。他在亭子间里教导我，为党为国为民干革命要不惜牺牲一切，甚至生命。1938年在武汉，后来到重庆，又受到恩来同志、董老、邓大姐等领导当面教诲，使我的思想又提高了。我已下定决心，为共产主义献身！卢大姐，我要做一个像你们一样的共产党员！
听了我的诉说，卢竞如非常高兴：安娜，很好！你的想法很对。共产党就像一块大磁铁，把优秀的中华儿女都吸引到一起，又用革命道理把他们“磁化”，共同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奋斗。
明之插言道：我就是在加入共产党之后，才觉得人生有了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
卢竞如对我说：安娜同志，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关于你的入党问题，我们曾经研究过。党组织对你是了解的。你参加革命做秘密情报工作有成绩，特别是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后，成绩很显著。你组织纪律和保密观念都很强， 我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我回去就向党组织汇报。
我高兴地紧紧拉住了卢竞如的手：谢谢大姐！
卢竞如说：共产党员要在艰苦环境中经得起任何考验，要有为革命献身的决心。你能做到么？
我坚定地点头说：能！我一定能！
回去后，卢竞如向中共南方局组织部长博古同志详细汇报了我要求入党的情况。当时周恩来同志不在重庆，南方局书记由博古代理。卢竞如表示，她愿意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博古经过慎重考虑，很快答复：批准沈安娜同志入党。
博古
2005年沈安娜（时年90岁）为博古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的亲笔题词
1939年秋，大约是中秋节前后的一天。卢竞如像往常一样，在天黑以后来到我们家“串门儿”。
她一进屋，就小声对我说：“安娜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入党申请，党组织批准了！”我激动得泪流满面，卢竞如紧紧把我拥入怀中。
卢竞如大姐拍着我的肩膀说：博古同志指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经受各种考验，始终对党坚贞不渝。
我含着泪表示：我一定牢记博古同志的话，永远忠于党，坚贞不渝！
由于当时秘密工作的特殊环境，不可能举行任何入党仪式。卢竞如与我和明之谈了一会儿工作，然后起身告辞。
卢竞如刚走，我就兴奋地跳着和明之紧紧拥抱在一起。明之指着我怀有身孕的小腹说：小心！别伤着孩子！
我静下来想了想，深情地说：我的成长，除了党的教育、培养，也多亏了你的帮助呀！
明之听后默默地流下了感动的眼泪。两人的泪水流在了一起…… 明之说：安娜，你多年的愿望实现了，我们应该高兴才是！
这时，窗外远远传来小贩沿街叫卖夜宵的吆喝声：“红油抄手，担担面儿——”
明之灵机一动，对我说：“安娜，你等一下！”然后冲出门。不一会儿，他就端回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来。
在重庆，沿街叫卖的小贩很多，他们挑个担子，一头是炉子，一头是馄饨、担担面的原料和佐料。川味十足的叫卖声，拖着长音儿在夜空中回荡， 有时悠扬动听，有时哀怨凄凉。
这种沿街叫卖的小吃有很多种，其中比较普遍的是炒米花糖开水和红油抄手、担担面。前一种较便宜，一般在穷人较多的下半城如朝天门码头一带叫卖，后一种稍贵一点，一般在富人较多的上半城如上清寺一带叫卖。
不过我们虽然住在上清寺，但是却很少舍得花钱吃夜宵。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明之就为我买了一碗红油抄手。这种馄饨虽然做得很小，但是很精制，味道鲜美，我当然不愿一人独享这美味，一定要和明之共同享用。然而红油对长期生活在江浙和上海一带的人来说，往往难以消受，我的前额沁出了细小的汗珠。明之见状笑着说：算了，这辣椒油就别吃了。我却倔强地说：连辣都怕，还干什么革命？
我们正吃得高兴，突然，从隔壁宪兵队传来拷打被捕者的野蛮吼声。受刑者声声惨叫刺痛了我们两个年轻共产党员的心。
原本美味的红油抄手，也变得火辣辣地烧心，难以下咽，两人相视无语。
过了一会儿，明之深沉地说：做个共产党员，就要准备经受严酷的考验啊！
我坚定地应道：入党就意味着要作更大的牺牲，我有接受生死考验的思想准备！
不时从宪兵队传来的呵斥声和惨叫声，时时在提醒我们，这里是虎穴狼窝。虎狼一般毫无人性的国民党宪兵和特务，时刻威胁着我们。我从入党的这一天起，更坚定了献身人民解放事业的决心和经受一切考验的准备。
时隔半个世纪之后，1984年，卢竞如大姐回忆我入党时的经过，仍然非常激动。她写道：1939年2月，我受党组织指派，联系安娜和明之同志，我们一起工作了将近两年。记得是在1939年夏秋，安娜同志向我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我向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长的博古同志汇报了安娜同志的入党要求。博古同志开始还以为安娜1938年春在武汉被秘密派遣打入敌内时，就已经是党员了。我解释了她要求入党的曲折经历和强烈的愿望。博古同志明确表示同意。他说：“情况特殊，不办手续”。这样，就由我介绍，博古批准，安娜同志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那样的环境下，安娜的入党没有履行任何入党手续，包括宣誓仪式。可是，入党给了她更大的勇气和智慧。
1940 年2月，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儿。明之为她取名克放。“克”为“能”之意，寓意中华民族一定能够解放。小名为“小放”。
一天晚上，卢竞如来“串门儿”时，带来了一个大包，打开一看，里面是婴儿用的小被子、斗篷、衣服、鞋帽等。
卢竞如说：这是党组织要我买了送给你们的，“八办”的领导向你们表示祝贺！
★1940年，沈安娜、华明之与女儿克放在重庆合影
我听后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感动的泪水。我的第一个孩子庆来是在上海生的，当时有婆婆照顾，自己不用操心。现在当我正在为新生儿的生活用品发愁时，党组织和卢大姐考虑得这么周到，送来了这么多实用的物品，令我感慨万千。
我知道，当时八路军办事处经济上十分拮据，我亲眼看到，“八办”领导人的房间里相当简陋，只有一张小床，一张桌子，两个凳子；生活非常节俭，外出参加各种应酬的衣服就那么一身，回来就要换下，仔细地挂在衣架上。党组织对我这样一个普通党员这么体贴入微！送给小放的用品，甚至让我们感到有些奢华。
上个世纪80年代，卢竞如在回忆录中写道：1939年2月，时任南方局组织部长的博古将沈安娜、华明之的政治情况和秘密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背景，以及他们在上清寺街的住址，详详细细告诉了我，指示我好好保护他们，仔细作好他们的领导和联系。当年我买婴儿用品前，请示了时任南方局代理书记的博古，他说：“你去买，我来签。”事后，发票就是博古签了后，在财务报销的。卢大姐还写道说，那时沈安娜、华明之获取的情报我都单独交给博古，当时博古兼任南方局社会部部长，博古常称道：“他们的情报不仅有数量，而且有质量。”
卢竞如领导、联系我和明之近两年，她把党组织的关怀，通过非常人性化的方式传递给我们，使我们倍感温暖，受到鼓励，这更坚定了我们做好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新中国成立后，卢竞如受康生等人的迫害，1962年就被投进监狱，时间长达16年之久，1978年才出狱。我得知卢竞如出狱后，立即从上海赶到北京去看望她。卢竞如对我说：“‘文革’中，外调人员找我调查你的历史，我都如实说了，是我介绍沈安娜入党的。沈安娜思想单纯，对党忠诚，工作有成绩。我说了实情，却遭到狱中监管人员的毒打，说我‘不老实’。凡是我讲真话，他们就说我‘不老实’，还一撮撮地揪掉我的头发，留下深深的伤痕。”
我看到卢大姐头上一块没有头发的疤痕，禁不住泪如泉涌，一把抱住卢大姐抽泣起来。这位老共产党员刚正不阿，坚韧不屈，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同志的崇高精神，使我刻骨铭心，永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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