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坚持在核心机要部门获取大量情报
(1939 年夏—1942 年秋在重庆)
虽然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我和明之有明确分工，也就是说，我主要在台前，明之主要在台后，但是如果明之有机会获取情报，他也决不会放过。
1940年秋的一天，明之意外发现，他所管理的军委会政治部电讯总队的文件中，有一份载有国民党各军、师驻地和番号，以及军长、师长、政治部主任姓名编号等内容绝密的文件，厚厚的一大本。明之敏锐地意识到，这份绝密文件的分量。可是当时的情报获取手段还很原始，没有可以拍摄文字内容的相机，更没有复印设备，只能手抄，而靠他一人是无法在短时间内抄完的。明之及时把这个情况向卢竞如报告，同时将电讯总队机关的办公制度和工作规律做了说明，并提出了可以利用对方机关管理上的漏洞，获取这份情报的方案。
卢竞如马上请示博古同志，他同意密取。
明之与卢竞如约定，在星期六下班时，由他把绝密文件带回家，晚上卢竞如来取走，立即送“八办”，组织人力抄写，星期日晚上把原件送还。星期一再悄悄带回办公室。
周末下班时，明之顺利将绝密文件带回家，卢竞如按时来到。“东西拿到了？”
“拿到了。”
明之把伪装好的绝密文件交给卢竞如。
“好，我走了。”卢竞如不敢多耽搁，迅速离去。
望着卢竞如的背影 ，明之那颗悬着的心并没有放下来。因为一旦“穿绷”，后果不堪设想。他有两个担心，一是担心在放回保密柜之前被发现，二是担心周日晚上不能按时送回来。厚厚的一大本，一天一夜哪能抄得完啊？
我安慰他说：星期天，谁也不会想到要用它的。“八办”肯定全力以赴组织人抄写，就是抄不完，也会及时送回来的。
明之说：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多往坏处想，提前想好应对办法。
我觉得明之说得有道理，就和他一起研究了几条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应对措施。
密件取走后，明之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防不测。周日晚八点，卢竞如按时将绝密文件退回，明之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下了一半。
卢竞如说，周六晚上回到红岩“八办”，博古早已组织有关同志，在那里等候，整整抄了一昼夜。“八办”领导说，情报很好，很有用。
明之内心的兴奋，不亚于在战场上打了一场大胜仗。
但是，在没有把绝密文件安全送回去之前，明之仍然不放心。谁知道这期间会发生什么事呢？
星期一，明之提前上班，表面上装得大大方方，甚至还吹着口哨，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他把绝密文件放回保密柜后，才彻底松了一口气。
就这样，明之神不知鬼不觉，顺利地获取了这份重要情报。他的工作受到南方局领导的称赞。
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一次卢竞如与我们见面，还提起当年组织南方局工作人员抄写情报的情景，她对明之说：“那份文件可把大家忙坏了！”
就在明之得到那个绝密文件之后不久，国民党反共高潮逐步升级，隶属“军统”的电讯总队负责人改成国民党职业军人，原负责人是个老工程技术人员，被撤职，并调来不少有军统特务身份的人，把持各个重要岗位。与此同时，也加强了防范措施和对密级文件的管理，并强迫无国民党党籍的职员“集体入党”。
明之回家与我商量，准备把这些情况报告卢大姐。他反复权衡利弊，觉得还是离开电讯总队为好。明之征求我的意见，他说：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我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掩护你。眼下我还是换一个政治色彩不浓的单位，才能全力掩护和协助你。
我说：你的想法很对。恩来同志和董老派我打入的时候，对你的工作要求是指导、协助和掩护，这个安排很有远见。我们两人不能都在要害部门，更不能只顾眼前一时一事，应该想得长远些，把工作做得更稳妥些。
明之说：那好，我们向卢大姐汇报。
我为明之思考问题深刻，又如此看重我的意见而感到欣慰。我始终把他当成自己的兄长和主心骨。长时间以来，他一直在我的身后支持我，为我出谋划策，我们两人配合非常默契，可以说已经达到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境界。
卢竞如听了我们的汇报，认为我们俩的意见很对，立即上报南方局党组织，得到的答复是：完全同意。为了不引起别人怀疑，华明之可以先办理国民党的“集体入党”手续，然后再找机会离开这个机构。
在明之办理加入国民党手续的同时，我抓紧托人联系工作。我托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工作的一个同乡，推荐明之进入政治色彩不浓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
资源委员会的前身是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于1932年10月，蒋介石任委员长，隶属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1935年4月改隶军事委员会，易名为资源委员会。1938年3月，资源委员会改隶国民政府经济部。1946年3月，资源委员会改隶国民政府行政院。随着隶属关系的改变，资源委员会的职能也不断发生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主要职能还是资源的调查和开发。
“八办”领导认为华明之调换工作岗位的做法是正确的。作为掩护职业，华明之在资源委员会会计处工作，这是再好不过了。
明之的谨慎，对我影响很大，为做到安全隐蔽，我也处处谨慎小心。
在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的隔壁，有个“专员室”。这是一个专门研究共产党的机构。我刚到机要处上班不久，就知道这个专员室的职能是什么了。为避免招惹麻烦，我从来没有走近一步。专员室有位专员，曾多次对秘书处的职员说：我们那里有各种各样的书刊，你们可以进来看看。
据进去看过的人说，那里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书，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活动家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著作，以及鲁迅、郭沬若等进步作家的著作，还有《新华日报》等共产党的报刊和其他进步报刊。这些书刊都是我平时想看而看不到的，因此对我有一种特殊的诱惑力。我回家对明之说起这件事：我想，为了更好地掩护自己，这种地方我是不能去的。
明之说：对，绝对不能去！如果不发生事情还好，一旦发生事情，就说不清楚了。绝对不能去！
我在重庆八年，从来没有去过那个“专员室”。
在明之调往政治色彩不浓的资源委员会时，我也在努力为自己增加保护色，只要有这种机会，决不放过。为此，我曾协助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甘乃光整理自传。
甘乃光，南洋归国华侨，广东人，是中央党部的元老，在中央党部朱家骅和叶楚伧任秘书长时，一直任副秘书长，因他年纪较大，为人厚道，很受部下敬重。
甘乃光要写自传，办法是由他口述，找人速记，然后整理成文就行了。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副官吕氏兄弟向他推荐了我。甘乃光亲自找我谈话，还说要给我一定的报酬。我说：报酬倒不要，能为副秘书长效力，是我的荣幸。但要请您向机要处张寿贤处长打个招呼，这样我就可以用点上班的时间了。
甘乃光对张寿贤处长一说，张处长欣然同意。他觉得这是甘副秘书长对自己部下的器重，是好事。并嘱咐我“好好干”。于是我就开始利用上班的时间，协助甘乃光写自传。没想到这件事在机要处很快就传开了，都说沈小姐不仅是朱秘书长的老部下、亲信，还是副秘书长甘乃光的“红人”。这样一来，中央党部上上下下对我更为尊重。机关的职员见了我，都恭恭敬敬地和我打招呼，称：沈小姐好！
我尊重别人，也换来了别人对我的尊重，在中央党部，谁也不把我仅仅当一个普通速记员看待。
1940年春，蒋介石得到“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密报：共产党、新四军在京、沪、杭一带有了很大的发展。密报说新四军有一个“三山计划”，要打通四明山、天目山……要把过去江西、福建苏区都连成一片。
长期以来，蒋介石一直把共产党当成他的“心腹大患”。他曾说：国家大患不在于日寇，而在江西的土匪。剿共不成亡于俄，抗日不成亡于倭；亡于倭尚可图恢复，亡于俄永世不复翻身。
蒋介石原本想假手日寇来对付新四军。可是，没有想到新四军不仅没有被日军消灭，反而不断壮大，由抗战初期的一万五千人，很快发展到十多万人。
蒋介石为加紧部署在华中对新四军的进攻，指示“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并策划了一系列消灭新四军的阴谋，下令将新四军调离皖南地区。我党为顾全抗日大局，答应将皖南新四军部队开赴长江以北。1941年1月6日，新四军部队九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七个师约八万人的突然袭击。
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七昼夜，终因实力悬殊，弹尽粮绝，除两千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峰。
事变发生后，中央通讯社于1941年1月17日发布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
在中央通讯社宣布皖南事变消息之前，我已在蒋介石主持的高级军事会议上得知了事变的情况。我亲眼看到国民党将领兴高采烈地向蒋介石汇报，“新四军军部被消灭”，“项英及几千名新四军被击毙”，“叶挺被俘获……”蒋介石面带微笑，频频点头。
我难以理解的是，虽然八路军、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但是国难当头，国共两党理当团结抗战，怎么可以自相残杀呢？新四军一直在积极抗战，怎么是叛军呢？我作为秘密中共党员，看到蒋介石得意洋洋的样子，心中非常愤怒。但是当着众人，只能克制自己，我牢记董老当年“忍辱负重”的教导，强忍悲愤，不能表现出一点悲伤。
回到家里，我一边向明之讲述皖南事变的情况，一边哽咽不止，最后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我愤怒地对明之说：他们口口声声“国共合作”，可实际上竟然这样残酷，这样无耻！
明之也很悲痛，但他强忍住泪水对我说：“这就让我们更加看清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本质！他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随后轻声细语安慰我。
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摧残抗日力量、破坏统一战线的滔天罪行。
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并把华中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七个师，扩编为九万余人。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恼火。我却感到非常振奋。我对明之说：“共产党是打不垮的！”
然而，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斗争形势依然非常严峻。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中共鄂西特委在皖南事变之后，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特委书记及妇女部长被秘密杀害。
为防止国民党进一步制造血案，南方局和“八办”的工作人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分批撤退、转移。卢竞如于1940年年底撤回延安。南方局领导慎重研究，决定从留下的同志中挑选一个政治上可靠，又认识我和明之的同志来领导、联系我们。最后商定由徐仲航a接替卢竞如。
我和明之刚到重庆时，曾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歌咏研究社与徐仲航相识，只是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政治身份。直到卢竞如最后一次来“串门儿”，告诉我们将由徐仲航来接替她，我们才知道徐仲航原来是老党员， 是东北救亡总会b的负责人之一。徐仲航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官办出版机构——正中书局总管理处的业务处长。
1941年1月，徐仲航按照规定的联络暗号，来到我们家接头，一见面他就爽朗高声大笑：哈哈！我们又见面了！
我和明之也高兴地压低声音说：今后你就是我们的领导了，太好了！
“今后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一起工作！”徐仲航讲一口东北话，像自家人一样称华明之为“老弟”，称我为“大妹子”。
当时皖南事变刚发生不久，国民党顽固派的气焰十分嚣张。当我见到了徐仲航时，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下来。我将国民党内部的种种反共言论和行动措施，都向徐仲航做了汇报。最后，我义愤填膺地说：杀了我们那么多同志，都是抗日的好兄弟啊！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
a徐仲航 (1909—1976)，辽宁海城人。1925 年入团，1927 年转党。抗战爆发后，任东北救亡总会党组成员，常委兼组训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贸易部经济计划司研究处处长，后在外贸学院工作。1961 年任国务院参事。
b东北救亡总会，是高崇民、阎宝航、杜重远、刘澜波等人在“西安事变”后，根据周恩来关于“要把东北军和东北各界人士组织起来，把东北救亡团体联合起来，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抵制蒋介石的分化瓦解，争取民主，实现联合抗日，争取张学良将军早日恢复自由”的指示，成立的一个共产党外围组织。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有十多个东北救亡团体，东北救亡总会将这些民间的救亡团体统统拉到了“东总”的旗下，并取得了合法地位。
★1940年秋，徐仲航（前排右三）、沈安娜、华明之（前排左一怀抱克放）、哈泽民（后排左）在重庆国民党财政部电台院内合影
徐仲航安慰我说：不要难过，我的心情和你们一样。革命总会有牺牲， 斗争还会更复杂，要相信党中央。现在恩来同志正领导我们与敌人斗争。他曾经给何应钦打电话，愤怒地说：“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是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们是中华民族的罪人！”恩来同志还在《新华日报》上题词：“‘为江南死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份报纸比平时多印了好几千份，广为散发，影响很大。
我说：太好了！可惜我们看不到《新华日报》。徐大哥讲的情况，对我们是个很大的鼓舞！
徐仲航见我情绪好些了，又接着说，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红岩村指挥若定，果断地作出部署。他指出：“时局的发展有两种可能，即国共两党藕断丝连的局面有可能继续维持下去，也有可能一刀两断，全面破裂。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要准备反动派突然袭击，要准备被捕、坐牢、砍头！不管怎样，我和同志们在一起！”
他还说：“反动派搞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很大，他们主要目的是想攫取我党的机密：如密码、文件、地下党员名单，破坏地下党组织，打击同情我们的爱国人士，我们是决不能让其得手的。……如果我们被抓起来，要坚持不泄露党的机密。”
周恩来号召大家要向烈士学习，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
徐仲航传达了周恩来的讲话后，又嘱咐我和明之：当前，你们要头脑冷静，不露声色，坚守岗位，不断提供重要情报，供党参考。
我和明之向徐仲航表示：有党组织在，有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在，再大的难关也一定能闯过去！
徐仲航嘱咐我说：越是在这种时候，越是要保持冷静，要学会忍耐。这是工作的需要，明白么？
我听了徐仲航的话，点点头说：我一定努力做到。董老也曾嘱咐过我，要“忍辱负重”。这对我真是很难，但我一定会这样做的。
3月1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召开。我在会上看到，中共参政员的席位空了一片。中共拒绝与会，以表示抗议；同时提出：承认中共及民主党派和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释放皖南事变中所有被非法监禁的全部新四军官兵等十二条要求，作为出席会议的条件。蒋介石被迫在第二届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并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提前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问题。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虽然表示“不再有剿共的军事”，事实上，我仍在不断记录着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人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所作的军事报告。此外，还有所谓“特种报告”，专门策划反共阴谋，如讨论组织“特种党团”打入共产党和进步团体，加强特务活动等，我及时将这些情报交给了徐仲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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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心素裹 ——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第六章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