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坚持在核心机要部门获取大量情报
(1939 年夏—1942 年秋在重庆)
侠义柔情的徐仲航
徐仲航是在皖南事变的阴云笼罩下进入我和明之的生活圈子的。他的出现，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增添了一道明亮的色彩。
徐仲航是大学毕业生，知识渊博，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他经常给我们讲形势，讲党的政策，帮助我们提高理论修养。这对于未能去延安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我来说，无疑是个极好的学习机会。我觉得徐仲航讲解的马列主义是那么通俗易懂。他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情有机地联系起来，仿佛马列理论中的很多内容就是在讲中国的事情。
徐仲航30多岁了，一直没有结婚，可能是过惯了单身生活，我感觉他有时显得大大咧咧的。明之第一次把所写情报的几张薄纸伪装好交给他时，他就很随意地往西服内左边的口袋里一揣。
我见了，不由得心里想，这样太不安全了！过去卢大姐可不是这样做的。但他是党派来的领导，不是一般的朋友，能否提意见？又一想，不行，为了党的秘密工作，必须保证安全第一。
我当即和明之交换了一下眼色，明之向我点点头。我们夫妻多年，早在秘密情报工作中达成了一种默契，只要一个眼神，就能领会彼此的意思。明之示意让我纠正徐仲航的做法，我就认真地对徐仲航说：徐大哥，请你把西服脱下来，我给你处理一下。
徐仲航也是聪明人，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便把西服上衣脱下来交给我。我将西服的夹缝拆开，把情报藏进去再缝好，从外面一点也看不出来。徐仲航高兴地说：这样好，这样好，这样比较安全。既好拆，又好缝。我单身多年， 粗针大线也能缝两下。
以后每次取情报，徐仲航都主动让我把情报缝在衣服里，有时也缝在裤脚边。
从外表上看，徐仲航是个典型的东北汉子，身材魁梧，说话粗声大气。但是内心却柔情似水。徐仲航非常喜欢孩子。每次来都要抱一抱小放，逗逗她玩。而且每次来，都不会空手，有时带几块点心，有时拿几个桔子。小放在重庆经常生病，多是感冒咳嗽之类，他就会及时送药来。有一种甘草片，甜丝丝的，小放最喜欢吃了。吃几片，咳嗽就好了，真神！小放患病时，他来接头就大大方方地敲门：孩子好些没有？药买来了！
小放一听他的声音，便奶声奶气地大喊：大伯伯来了！
徐仲航像变戏法一样，从口袋里摸出糖啊药啊之类的东西，逗得小放嘎嘎地乐。
一次，徐仲航突然在非约定的时间赶来，说党组织需要一份重要材料， 我赶紧将速记本上的速记符号译成文字，明之又用蝇头小字将其整理成情报，抄写在薄纸上。徐仲航一边等我们，一边逗小放玩儿。重庆水多鸭子也多，他给小放带来了两只刚孵出来的小鸭子，在木盆里盛一点水，小鸭子就能在盆里“呀呀”叫着凫水了。小放玩得很开心。
徐仲航对我们说：和小孩在一起，是我生活中最大的乐趣。
在国民党核心机关的各种高层会议上，国民党高官的反动叫嚣始终不绝于耳，给我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我没有痊愈的肺结核病又复发了。细心的徐仲航看到我咳嗽很厉害，且面黄肌痩，一下就猜出了我的病症。我只好点头承认。
“你上班时怎么办？”徐仲航关切地问。
“开会时不敢咳，尽量忍着。有时只好躲到厕所里去咳，待喘过气来，再回会议室。”
徐仲航听了十分心疼，安慰我说：我听说有一种叫“雷米封”的药，能治肺结核。一定要根治，否则好好坏坏，怎么坚持工作？我去给你找“雷米封”!
过了几天，徐仲航来接头的时候，懊丧地对我说：药还没买到。
我反倒安慰徐仲航：徐大哥，不要急，我能挺，说不定过几天就不咳了。徐仲航斩钉截铁地说：不行，这病不能硬挺，我一定要找到！
又过了几天，徐仲航来了，一进门就高兴地说：你们看，雷米封！我弄到雷米封了！
我和明之非常感激，我们难以想象，徐仲航要费多大周折，才能弄到这种特效药。我好奇地问：徐大哥，你是怎么弄到的？
徐仲航大手一挥说：嗨！朋友托朋友呗！怎么弄的你就别管了，吃药！他看着我把药片吞下去，才放心地离开。
吃了徐仲航送来的药，我的肺结核明显好转，不久真的就不咳嗽了。明之感叹道：徐大哥真好！
重庆大轰炸
从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日本法西斯以它在华的最大空军力量，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
抗战初期，重庆还没有像样的防空洞和防空警报设施，空军力量很薄弱，消防队伍也不健全，因此面对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损失惨重。1939年5月3日和5月4日，日本飞机连续两天对重庆市区进行高密度轰炸，第一天死伤民众就有一千多人。第二天死伤五千多人，这是当时世界空袭历史上空前的惨案。据目击者回忆，当年停放在重庆仁爱医院停尸房里的尸体，从地上一直摞到房顶，场面极其悲惨。
亲身经历此次大轰炸的重庆市民赵克常老人回忆：
1939年5月4日下午两三点钟的样子，我们的船停在接近朝天门码头的一个隐蔽的地方，敌人的飞机正在轰炸重庆……
当时天上的飞机多呀，黑压压一片，9架一排，飞得很低，连日本人的膏药旗都能看得见。炸弹就像狗拉屎一样向下掉，还有飞机上的机关枪也喷着火，响个不停。当时朝天门到处是浓烟和灰尘，在船上听声音就跟打闷雷似的。
敌机轰炸完走了，我们也很快从朝天门码头上岸了。我记得，下了船到路上，要爬很高的台阶，起码有几千个坎，当我爬了一小半的时候就大哭起来。因为越往高处走，地上就越来越多的人肢体的碎片……
有血肉模糊的大腿横在路上，有乱成一堆的肠子还在蠕动，有带着凌乱头发的半边脸狰狞地看着你，有只断臂的手心里握着一个精致小包，抓包的手指还在微微抖动！
我当时根本喘不上气，胸闷，窒息了，好像马上就要被憋死一样，我忘记了有没有哭出声，我当时可能连哭出声的力气都没有。我记得，当时不少孩子都把眼睛蒙住不看，有个孩子没蒙，但嘴张得大大的，合不拢，就这样走了一路。
我们走的是从朝天门到上清寺的那条路，步行。一路上去，看到到处着火， 冒黑烟，尸体遍地，还有一块块的肢体碎片。消防队员在救火，但大都是人扑手打，高压水枪很少。路边有不少哭死去亲人的……
1939 年大轰炸时，我已经怀孕，行动很不方便，每次跑警报躲避大轰炸，都要比常人更加小心。日寇飞机白天轰炸，从早上连续不断炸到晚上。所以国民党上层召开重要会议，多为晚上。警报解除后，别人抱着孩子回家烧饭，我往往会接到通知：马上开会去。高官们在防空洞里吃饱喝足了，有汽车送到会场，而我却饿了整整一个白天，空腹步行去会场。天已经黑了，高压线被炸断了，市区漆黑一片，道路坑坑洼洼，垃圾瓦砾遍地。我摸着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会场赶。会议一开就是两三个小时，我又累又饿，还要忍着妊娠反应，集中精力做好速记。有时记着记着就感到头晕、眼花、手发抖、口吐清水，身上一阵阵出冷汗。我凭着毅力，咬着牙，坚持把会议的内容记下来。
会议结束已是半夜，我又在废墟和瓦砾中摸着黑回家。到家后，我惟一的安慰就是明之在锅里焐着的一碗热泡饭。
1940年5月18日，日军发动了“101号作战计划”，在这之后的三个多月时间里，共出动飞机2023架次，投弹10021枚，计1405吨。
在这次大轰炸中，中央党部秘书处所在的上清寺损失惨重。
那时小放出生才两个月，我们一家三口警报一响，马上躲在上清花园中央党部秘书处机关内的防空洞里。这个防空洞在一个小土包下面，是专为中央党部机关的小职员、工友和家属修建的。全部是钢筋水泥结构，比平民百姓的防空洞要牢固些，但比秘书长、主任秘书、处长以上官员的防空洞要差得多。达官贵人的防空洞地点好，修筑坚固，设施齐全，有电灯，有厕所， 吃喝不愁，甚至还有佣人伺候。即便是在战乱时期，达官贵人的生活条件和水平，与平民百姓相比，仍是天壤之别。
中央党部秘书处的防空洞两头有大门，日机轰炸时，大家凭中央党部的徽章进入防空洞。走下十几级台阶，有一个长方形、像排球场那么大、高不足两米的空间，通常要容纳老老小小一二百人。洞内两侧有长水泥凳。水泥凳不够用，人们就随意蹲着或坐在地上。洞内通风条件极差，空气污浊，灯光昏暗。
1940年5月的一天，敌机来袭，我怀里抱着小放，手里提着一个包袱，明之在后面护着我跑进防空洞。刚进洞不久，一颗巨型炸弹在离防空洞很近的地方爆炸，洞内尘土飞扬，灯光熄灭，一片漆黑，所有的人都被震得弹了起来，我怀里的孩子和包袱一起被震落在地上。
我听不到孩子的哭声，便连忙蹲在地上摸黑找女儿。我先抓到一个东西，一摸是包楸，不是孩子，就大喊：“娃儿掉地上了！不要踩了我的孩子！”周围的都是同事，听到我的喊声，就都站在原地不动了。于是明之和我一起摸黑找女儿。等摸到孩子时，明之又喊：“谢谢啦，娃儿摸到了！”这时小放像是刚被吵醒，亮开嗓门大哭起来。
大轰炸结束后，我和明之抱着女儿回家。走到楼前，不由得大吃一惊。这幢楼虽然没有被炸倒，但是家家房门上的锁都被震掉了，门大敞着，像是刚刚被盗贼洗劫了一般。当时市面非常混乱，很多店铺和人家在躲避空袭时被歹徒趁火打劫。
我们回家一看，什么也没丢。问问邻居，谁家也没丢东西。不知是因为这次轰炸猛烈，没人敢出防空洞，还是因为这楼里住的都是小职员，没什么值得偷的东西，居然没有小偷光顾。
此时也住在重庆的鲁自诚一家，从南岸看到山坡上的上清寺一带火光冲天，鲁自诚拍下了一张照片，并模拟两岁的儿子克行的口气写了一段话：“坡坡好大火啊！姆妈，娘舅家该不会中烧夷弹吧？”韵三母子于警报解除后， 登高远眺，正值克行呼唤时摄。廿九年（即公元1940年）端午大轰炸后。
后来，为了躲避空袭，中央党部秘书处让部分带孩子的女职员，暂时疏散到附近乡下去。我带着小放随队躲到一个叫小湾的地方，住在老乡家。老乡家都养狗，见陌生人就咬。所以，我们都备一根打狗棍。每天早上，我一手拄着打狗棍，一手抱着小放，背着小包楸，到临时“办公室”去，晚上再回老乡家借住。因老乡家孩子有传染病，不敢把小放寄放他们家，所以，天天拄着打狗棍，抱着小放，早出晚归。因我担负着机密的工作，在乡下办公，实在不便， 不久我们不得不又回上清花园办公，回家住。
1941年6月5日，是重庆历史上最悲惨的日子。这一天，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隧道惨案”。
大隧道是抗战前在十八梯与观音台之间开凿的隧道。由于技术问题，两头未能对接，遂半途而废。抗日战争开始后，重庆市政府将其改为专供市民百姓用的公共防空设施。
如果说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是日寇的罪行，那么对震惊中外的“大隧道惨案”，腐败昏庸的国民党当局则要承担重大的责任。
6月5日那天，日寇对重庆进行的是所谓“疲劳轰炸”，整个白天，敌机轮番进入市区，连续几个小时，警报不解除，防空洞内空气逐渐稀薄，闷得人透不过气来。各机关单位自己有防空洞，只要头顶没有飞机声，还可以临时出来透透气。大隧道像个关了车门的公共汽车，里面挤满了人，无法透气。
整个大隧道防空洞由七条隧道组成，发生惨案的这条隧道位于较场口。该隧道正常容量为5000人。而事发当天，据说挤进了上万人。
洞口设有木栅门。按常识，公共场所的太平门都是向外开的，人们从里面一推就能打开。可是洞口的木栅门不是向外，而是向内开的！更为荒唐的是， 那天木栅门上还加了锁，外边有宪兵站岗，不准洞内的人出来。头一二个小时，洞内还算安静。之后，随着隧道内温度逐渐升高，氧气越来越稀薄，人们开始骚动起来，纷纷向洞口拥挤，但外面敌机正在轰炸，防空值勤人员未接防空司令部解除警报命令不能打开洞门。
晚上九点左右，已在洞内避难几个小时的市民感到呼吸困难，以至于窒息，在死亡威胁面前，他们终于不顾一切地向洞口挤去。洞门打不开，造成洞口严重堵塞，空气更不流通，站在最前面的人被挤压在闸门上，发出一声声惨叫，活活被挤死。许多人因窒息倒下，接着又被涌上来的人踩踏而死。
到夜里，轰炸停止，外面的人劈开木栅门，看到尸体重重叠叠堆到了洞顶。死者面目青紫，口鼻出血，其状惨不忍睹，生还者寥寥无几。防空司令部调担架营前去抬尸。
在大隧道惨案发生后的几天内，我听中央党部的职员谈论大隧道遇难者情况时说，三个洞口同时往外抬尸体，花了七八个小时才清理完毕。
重庆老人高键文是重庆较场口大隧道惨案的幸存者之一。老人清楚地记得，惨案发生后，从洞内抬出的死尸先用各善堂常备的薄棺材装尸，后又用粗篾席包扎。由于死尸太多，剩下的用20辆卡车运到朝天门江边，用50条船运到黑石子地区掩埋。这项工作花了五天时间才告完成。而他自己所在的杂货店有五人进入防空洞，其中四人没有回来。从衣服街到木货街、草药街、百子巷、十八梯等五六条街道上，许多店面的门再也没有人开过。
★1941年6月5日，在日军的轮番轰炸下，重庆大隧道发生数千人窒息的惨案。图为隧道中拖出的遇难者尸体堆积如山
在这次大惨案中遇难的，有人说是数万人，有的说是万余人。据重庆防空司令部1941年6月7日发布的公告说，“死亡461人”，这显然是谎言。
许多死者家属组织请愿团，向政府请愿，要求公布死亡的真实数字，外国报纸也纷纷报道这次惨案的疑点。在民众和舆论的压力下，重庆市政府在6月12日再次公布死亡人数为“有户口可籍者644人”。社会舆论还是不相信， 认为此数字与实际情况不符，提出要公审主事人。
蒋介石为了缓和局势，安抚民心，命令1941年4月新上任的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a组织审查委员会，查清案情，追究责任，公开审理此案。
吴铁城马上成立“特别审查大隧道惨案委员会”，主要公审对象是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防空司令刘峙。公审大会召开之前，吴铁城等国民党高官为了推卸责任，保刘峙过关，事先组织了一个预审会，帮助刘峙设计如何说谎，以对付公审人员，欺骗广大群众。
我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导演的这幕丑剧。
特别审查大隧道惨案委员会在上清花园中央党部秘书处一个房间内，专门安排了临时聆询室，由专人设计若干条记者或群众可能提出的问题，并帮刘峙设计出对其有利的应对答词。
刘峙答词的核心问题是这次惨案的死亡人数。规定刘峙回答时不得超过千人；要承担一些责任，但不能过头，争取安全过关。
为了让刘峙在公审时能对答如流，吴铁城要求他熟背答词，因此要中央党部机要处派速记员将预审会的全部问答记录下来，交刘峙反复预习。
这个速记任务被派到了我和居正修头上。
预审会开始，刘峙来了。刘峙满脸横肉，他那脑满肠肥的形象，与当时生活艰难，脸有菜色的重庆百姓形成了强烈对比。当预审员让他走上预审台座位时，他两腿开始发抖，脸也变了色，像一张白纸。
a 吴铁城 (1888—1953)，原籍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生于九江。1909 年经林森介绍加入同盟会。1914 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41 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1948 年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部长。去台湾后任“总统府”资政等职。1953 年在台北病逝。
不知是谁斥责他道：预演就这样，将来正式上台怎么办？刘峙这才镇定下来，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预审会上，“专家”帮他设计了几个问题。先问：“日机轰炸不止一天了，在闹市中心，人口最多，只有这么一个隧道，而且洞口又小又窄，更没有通风设备，这是管理不当，你这个防空司令躲在安全的防空洞里，你想到百姓了么？闷死那么多同胞，你要抵命的！”
设计的刘峙回答是：我责任重大。正准备疏散人口到附近乡村去，可时间来不及了。
设计追问：你知道大隧道到底闷死了多少人？设计的刘峙答：“大约八九百人。”
这是个最敏感的问题，虽然刘峙的回答比原先公布的644人要多，设计人员还是担心，在公众面前仍通不过，因此要求刘峙面部表情要做出痛苦、悔恨、欲流泪的样子。可是刘峙呆若木鸡，怎么也做不出这种表情。居正修在一张纸上写了一句话：“肯定不会表演的。”我看看他，不露声色地会心一笑。
设计人员考虑到群众会进一步追问抚恤问题，设计问道：你对死伤者家属如何抚恤？
设计人员要刘峙显得很难过，一再表示：要从重抚恤安排的！
主持预审会的人要他将上述几个问题再演习一遍，刘峙仍不能顺利背出他的“台词”，只好让他把速记员记下的问答词带回去背诵。
对此，我心里充满了厌恶和僧恨：还是二级上将呢，简直像头蠢猪！国民党怎么弄这样笨的人去当防空司令呢？岂不是拿重庆百姓的性命开玩笑么？后来刘峙是怎么表演的，我没有看到。公布的审查报告上说，此次惨案
共死亡人数为992人，重伤151人。这时市民已不相信官方的报道了。
刘峙被撤职，市长、警察局长被记大过处分，抚恤金大户20元，小户10元，这件事便草草收场。可是过了不久，被人们称为“草包司令”的刘峙又被蒋介石委以要职。
受尽大轰炸磨难的重庆人疑惑重重，因为所有防空袭的人，在进防空洞时，都将细软打包随身携带，而抬出来的尸体，几乎都是衣服不整，甚至有人赤身裸体。遇难者随身携带的细软都哪里去了？据说，发惨案财者大有人在。抬尸的担架营工兵先抢金银首饰，后抢细软衣服。被长官发现，勒令把抢的东西都往仓库抬， 实际值钱的都到刘峙老婆的库房里了。
在重庆大轰炸的日子里，当地百姓天天提心吊胆，一有防空警报， 就要钻防空洞。
在6月5日的大隧道惨案之后， 重庆防空司令部才正式启用空袭标识球，向市民昭示日机来袭情状。防空警报球实际是红色大灯笼分三个等级，三角形表示预警，圆球表示紧急，长形表示解除。防空司令部一旦得到敌机起飞的情报，马上就会在市区的几个高处挂起一个三角形灯笼，市民称它为“挂起”，这个预警信号提醒人们随时准备防空。还不能确定敌机是否要来轰炸，市民仍可照常工作和生活，但不宜外出。
敌机进入市区防空警戒圈之后，就会挂起两个红色灯笼，同时发出一长一短的警报声，所有人员必须停止一切活动，进入防空洞。
警报器发出一声声连续不断的短促的声音，三个红灯笼挂起，是敌机已接近重庆的紧急警报声，路上不准有行人，防空洞里的人不许出来。
警报器发出一声长鸣，是警报解除的信号，人们才能走出防空洞，恢复正常的生活。
侵华日军在长达五年半的时间里，对作为中国战时首都的重庆进行了200多次轰炸，造成惨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据统计，日军共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放各类炸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炸伤14700人，炸毁房屋17608栋。
除此之外，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后，重庆市区还发生过严重的霍乱和痢疾，当时驻守在机房街的新兵团，就有数十人因痢疾流行而死亡；6月，重庆化龙桥地区霍乱流行，当月就死亡200多人。1999年，一位曾参加过重庆大轰炸的日本飞行员到重庆谢罪，他承认当年他在重庆也扔过细菌炸弹。后来有人查阅资料，发现重庆出现鼠疫、霍乱等疾病的时期，和日军投弹的时间很相符。
日机轰炸还引起了重庆住房拥挤、交通混乱，断电、断水、断炊，严重威胁着市民的生存。但是，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轰炸，并没有让重庆人屈服。那时重庆有一首民谣：“任你龟儿子凶，任你龟儿子炸，格老子就是不怕；任你龟儿子炸，任你龟儿子恶，格老子豁上命出脱！”表现了重庆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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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心素裹 ——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第六章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