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乱不惊
第二天一早，我和明之不露声色，照常去上班，像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静观事态的发展和变化。
第三天下班后，那个通知我见小特务的收发员突然来到我们家，一脸的尴尬，支支吾吾地说是来“帮着看孩子”。平时我虽然天天和他见面，但是只有一般来往。顶多过年时和办公室的几个同事互相拜个年，在家里吃自己做的狮子头。除此之外没有深交。他没有理由特意来我家“帮着看孩子”。
自这天之后，连续几天，收发员几乎每天下了班就来，直到孩子要睡觉时才走。我们分析：他肯定是秉承上峰的旨意，来监视我们的。可是，中央党部里，谁是那个“上峰”呢？
此时，我们最担心的是党组织派人来联系。还好，这段时间一个生人也没来过，我和明之每天下了班，就回家带孩子做家务，哪儿也不去。对收发员只当一个来串门儿的同事，好言好语相待，还留他吃顿便饭，给他留足面子。几天下来，那个收发员什么也没发现，就不再来了。
我们事后回忆说，这真是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的单线联系救了我们，是党组织有意保护我们。否则，一旦来了生人，那不仅说不清楚，还会引来大麻烦。
又过了几天，快下班时，别人都走了，只有我一人还在办公室收拾桌子和皮包，突然进来两个人，一个是机要处新来不久的职员，一个是前几天到我家里监视的收发员。他们二人突然进了门，走到我的桌前，突然凶神恶煞般地大声对我说：“徐仲航被枪毙了！”“徐仲航被枪毙了！”连喊两声。
我不由得吃了一惊，但我马上意识到，这两个人说这样的话，肯定是对我的试探。面对他们的挑衅，我显得格外镇静。那位新来的职员长了一张马脸， 一双贼溜溜小眼睛盯着我，像是要从我的脸上看出什么破绽。我冷静地瞪了他一眼。
“马脸”长着一副黄色大板牙，一开口说话唾沬星子就会乱飞；平时满口粗话，一副趾高气扬的神情。机要处的人谁也不愿接近他，科长和处长都认为，这种人上不了台面。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调到机要处来的呢？我听科长说，他有一定背景。1941年4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决定吴铁城接替因病请辞的叶楚伧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对朱家骅、叶楚伧留下的中央党部秘书处的班底来了个大调整，在一些重要部门安插了自己的人。这个新来的“马脸”就是吴铁城安插到机要处来“掺沙子”的。据说此人还与蒋介石的亲信、侍从室秘书陶希圣有些关系。有人猜测，这一定是吴铁城想讨好委员长身边的红人陶希圣，把他硬塞进机要处的。可见，这个“马脸”的背景还真不一般。他名义上是“速记员”，但实际上他速记能力实在不怎么样， 再加上那个上不了台面的尊容和一身毛病，处长、科长一直没给他分配什么工作，一直晾着他。机要处的人认为，像他这样的人，根本没资格到机要处这样的部门当速记员。
当时国民党内部正在继续执行去年五届九中全会确定的“内部整肃”、“肃清内奸”和建立“党员监督网”等决定。因此，我凭着情报工作的职业本能，感觉这个吴铁城安插进来的“速记员”，倒不怕他排挤我，而是要对他多一层警惕，因为此人的真实身份比较可疑。他到机要处来，可能另有“任务”。
现在这个“ 马脸”带 着收发员来威胁、恐 吓我，显然是又一次秉承“上峰”的旨意来执行任务。
我心中“砰砰”地跳，表面上却显得很镇静。我判断二人大喊：“徐仲航被枪毙了！”是想用“诈”的方法观察我的反应。我当然不会轻易上当。我猛地从座椅上站起来，将手中的一串钥匙向办公桌上重重地“啪”地一敲， 直盯着“马脸”的小眼睛，口气强硬地责问道：“你们说的这事与我有什么相干？”接着又厉声斥责：“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马脸”被我的凛然正气逼退了几步，尴尬地连声说：“没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而站在他身后的收发员，则吓得赶紧溜出门去了。
我说：“那就走吧，下班了！”然后“啪”地一声关上抽屉，又“咔嗒”一声上了锁。我是在用行动向他们说明：我不是软弱可欺的！
“马脸”在我面前碰了个钉子，只好灰溜溜地退出办公室，急急忙忙跟着收发员下了楼。
我回家后向明之讲了这个新情况。
明之分析道：估计他们是奉命用突然袭击的形式，对你威胁试探，说明特务机关仍对你心存怀疑。看来是徐大哥顶住了，他们又没发现你的新疑点。再说朱家骅现在还兼着中统局局长，碍于他这块大牌子，在没有抓到你什么把柄的情况下，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只能先派人来家里监视，再采用这种诈的方式来试探你。只要徐大哥那边不出问题，他们就不能把你怎么样。
我觉得明之的分析有道理，在高度警觉的状态之中我们度过了几个星期。
徐仲航被捕一个月了。突然有一天我刚上班就接到通知：中央党部秘书处的财务处长兼“正中书局”董事长找我谈话。我预感这次谈话肯定会涉及在“正中书局”工作的徐仲航，于是赶紧心里做了些准备。
“你对徐仲航了解不了解？”财务处长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地问。
“不太了解。”我说，“我只知道他是东北人，为人正派，对朋友讲义气。”
“我事先想好了一个反守为攻的策略，便柔中有刚、慢慢悠悠地补了一句：他不是在你们正中书局，在您手下工作么？”
财务处长听出了我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就严厉地说：“徐仲航可能是共党。”接着他又改口说，“你知道么？徐仲航是共党！”口气更硬了。
“我听财务处长口气强硬，为避其锋芒，立即自改口气，装出很委屈的样子说：处长，这种事，我怎么会知道？”
其实这位财务处长内心也怕“正中书局”或中央党部机要处真有共党， 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见我一副委屈的样子，便用稍微平和一点的口气说：“你还年轻，不懂事，怎么能随便帮人家办特别入党？很危险啊！万一钻进一个共产党来怎么得了？”
我心想：坐在你面前的就是共产党！
财务处长接着说：“你们年轻人啊，想问题太简单。你又不是很了解他，还帮他办什么特别入党？这种事能随便办么？以后，不要做这种事了。”
我听得明白，他只是以上级的身份，来教育和批评下级的，至少目前看不出他有什么恶意。于是我就顺杆儿爬，接着他的话茬儿，装出年轻人阅历浅的样子说：“我以为介绍人家入党是好事，哪想会惹出这么多麻烦！好在党证手续还没办妥。这是我第一次帮人家办特别入党，也算是最后一次吧。”
财务处长见我态度还好，就没再为难我，又开导了我几句，最后说：“算啦，算啦，这件事你别再挂在心上，以后好好工作吧。”
我有软有硬，有进有退，与他应付周旋。谈话就此结束。
我回家和明之分析道：看来老徐被捕后，肯定没有供出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以及与我们的组织关系。
明之感慨地说：老徐在里面一定吃大苦头了。他自己吃苦，保全了我们， 保住了党的秘密！
我含着泪说：是啊，多亏了老徐。不然，我们一家四口肯定也进了牢房了！
我和明之互相默默地望着对方，心中充满对徐仲航的崇敬之情，同时也在为他担心。
过了一会儿，我往更深处想了想，便说：机要处长和科长这些日子从未向我提及此事。估计这件事是在“上峰”小范围内调查的。
明之分析道：机要处长和速记科长不可能没有耳闻，只是不想声张罢了。他们知道你出身书香门第，20岁就进浙江省政府任机要速记员，23岁由朱家骅等人介绍“特别入党”，然后开始在中央党部机要处工作，担任国民党中央各种高层机密会议速记，社会关系简单。因此在一般情况下，碍于朱家骅这个高官，他们不会怀疑你是共产党。
我觉得明之的分析有道理。不过我清醒地意识到，虽然中央党部的财务处长兼正中书局董事长找我谈话后，这件事似乎是了结了，但仍不能放松警惕。是谁派收发员和“马脸”来监视和威胁我的呢？不能不寻思。
我对明之说：“国民党“肃清内奸”是逐个秘密审查的。有时审查一个内部嫌疑人，时间很长。我一定要长期防备，说不定暗中有一双眼睛盯着我呢！”
“对，确实要小心，要提防他们‘放长线，钓大鱼’。”
我和明之商定，按照党组织的嘱咐，保持高度警惕，坚持长期埋伏，并拟定了具体做法：
一、职业工作和日常生活，一切照旧；二、深居简出，尽量减少与外界的来往；三、经常清理家中物品，不留任何可能引起特务怀疑的东西； 四、在工作中，做个“忠于党国、恪尽职守”的好公务员……
难熬的日子在一天天平安地过去，我和明之更加坚信：老徐肯定顶住了， 否则不会如此平静。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冷静地总结自身应该吸取的教训。我检讨说：“我给老徐办‘特别入党'是欠妥的，后来又亲笔给他写信，现在回想起来太冒失了。”
我说：“以后我们一定要更加谨慎，注意安全和保密。看来我们目前还没有暴露，多亏徐大哥保护我们。他是我们的榜样。”
我和明之一想到徐仲航在狱中所受的磨难，就联想起鲁自诚身上那块巴掌大的伤疤，心里非常痛苦。我忍不住泪流满面：老徐为了保住机密，保护我们，他一定遭大罪，吃大苦了！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了……一直没有徐仲航的消息，组织上也没有派人来与我们接头。我们与上级失去了联系。与此同时，还要警惕中央党部里暗中是否有“眼睛”在盯着我！这些日子，我们茶饭不香，度日如年。
危险并没有过去，此时是不宜继续收集情报的。但是我像一辆快速奔跑的汽车，即使踩了刹车，还有一种向前冲的惯性，一见到有价值的情报，就忍不住想收集起来。我们明知无处可送，还是坚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边听着隔壁宪兵队拷打人犯的声音，一边看着有情报内容的速记纸，任泪水在脸上流淌。
我们坚信：再等等，明天或者后天，就会有人来联络，取走情报！
但是，日复一日，一晃几个月过去了，组织上仍然没有派人来联系。记有情报内容的速记纸不可久存，只好烧掉。眼看着自己获取的一件又一件情报， 又自己一点点烧掉，这是我们最痛苦的。
因为与宪兵队为邻，我每天上下班都要从宪兵队门前走过。宪兵队的人几乎都认识我这个胸前佩戴着“中央党部”徽章的女职员。我每次经过宪兵队的门口，都目不斜视，仿佛根本没把宪兵队放在眼里。有时我和机要处长张寿贤一起开会回来，顺便搭乘处长的汽车回家，宪兵们也都看在眼里，因此他们对住在隔壁我这个中央党部有身份的女职员也还客气。
半年过去了，没人再来找我们的麻烦。一年过去了，什么事也没发生。机要处长张寿贤和速记科长徐漂萍一如既往地安排我参加“中常会”等小范围的绝密会议。
我和明之分析，这说明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或者根本不相信我会是共产党。
我在机关里一向行事低调，谦虚、谨慎，不事张扬。参加各种会议，从来都是走在科长或者居正修等男速记员的后面。科长等人比较绅士，总是让我走在前面，我常说自己年轻、资历浅，不敢走前面。平时我也很少化妆，以免别人把我当成“花瓶”。我也从不阿谀逢迎，更不会溜须拍马。其实，国民党高层机关里的正派职员，也瞧不起那些喜欢拍马屁的小人。
我的为人处世，深得同事好感，因此我的人缘很好，还曾被选为中央党部秘书处国民党联合支部的支委。徐仲航被捕事件发生后，只有收发员来家监视了几天，吴铁城安插的那个“马脸”诈了我一回，此外，也没发现有可疑之人盯着我。机要处的同事从没有提起此事，也从没有疏远我的意思。张寿贤是老处长，知道的机密多，他在工作和闲谈中，涉及机密，事发后仍从不回避我。这说明他从未怀疑我的身份，这无形中起到了保护我的作用。
在徐仲航被捕之后，中共南方局党组织一直没有派人来恢复与我和明之的联系，采取了严格的保密、保护措施。当然，我们也不敢贸然去找党组织。这样，我们同党组织暂时中断了联系，时间长达三年之久。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党中央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徐仲航的事迹才逐渐从有关部门和知情人那里披露出来。我们才得知：1942年，国民党顽固派为进一步反共，打压受中共支持的“东北救亡总会”，遂以“共党嫌疑”莫须有的罪名，抓捕了徐仲航及“东总”另两名骨干。徐仲航在狱中受尽种种酷刑，宁死不屈，未吐露一点实情。他在南方局曾与周恩来等同志在同一个党支部，但他在狱中始终未承认是共产党，从而保护了南方局党组织。同时他也保护了我们，还保护了他非常熟悉的、中共秘密党员阎宝航，以及阎宝航领导的情报小组。
2000年11月，阎宝航的小女儿阎明光到我们家中，向我讲述了徐仲航在狱中的有关情况：与徐仲航同时被捕的“中、法、比、瑞文化协会”秘书长李羽军，当时患有重病，被特务拖到拷打徐仲航的现场，以威胁李羽军。特务们把徐仲航吊了起来，用各种酷刑逼供，甚至用竹签将徐仲航肋骨的肉皮划开、挑起，但徐仲航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更没有供出他所知道的秘密党员和情报组织。李羽军则因为病重身体虚弱，气息奄奄，看到自己的同志受酷刑，悲痛过度，大口吐血，当场在徐仲航受刑的刑讯室中殉难。
周恩来对徐仲航被捕十分关注，在得知徐仲航被捕后，马上与阎宝航商讨对策和营救徐仲航的办法，并安排与徐仲航有联系的人紧急隐蔽或转移。组织上考虑我和明之隐蔽较好，暂时不与我们联系，相对比较安全，可以采取以静制动的策略，将我们“冷藏”保护起来，静观事态发展，再做下步打算。
1944年，因为没有被特务抓到任何把柄，饱经苦难的徐仲航，经阎宝航出面活动，最终由国民党元老李济深保释出狱。1945年，党组织对徐仲航被捕问题进行了审查。
徐仲航出狱后，经历了痛苦、坎坷的漫长岁月，于1976年病逝。由于种种原因，他生前一直没有恢复党籍。我和明之非常尊敬他，怀念他。当年如果不是徐仲航在酷刑面前坚贞不屈，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保护了党组织，保护了我和明之，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日后继续战斗在情报战线上。
徐仲航终生未婚，没有亲属子女。我和明之作为他的老部下，于1986年12 月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提交了书面报告，要求党组织复查徐仲航的党籍问题。经国家安全部落实政策办公室同意，又经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组负责人童小鹏批准， 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认真查阅档案，访问了当年审查徐仲航问题的经办人。最终从徐仲航的大节出发，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89年5月11日做出结论：“经研究，恢复徐仲航同志生前的党籍，党龄从1927年由团转党之日算起。”
★徐仲航★中组部批复恢复徐仲航党籍的文件
徐仲航的党籍问题得以落实，国家安全部落实政策办公室将中组部的审批复印件给了我和明之，我们感到由衷的欣慰，手捧中组部的审批件，心中默默地告慰徐大哥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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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心素裹 ——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第六章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