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女苦难
1942年、1943年，是我和明之以及两个孩子在重庆最艰难的时期。1942 年2月，我刚生小新两个月，明之给好友哈泽民的信中写道：“个人、家庭正和国家民族一样，要我们尝试一个更艰苦的磨练。……这滋味，非体验过的人，实在不易真切地理解……安娜失眠， 半夜之后不能醒，一醒就得看天亮……。产后已是两个足月，仍然衰弱不堪，月前又发胃病、便血，……奶水不够，母子俩的泪汇流在一起……薪水已借到三个月之后，大量的支出实在无法应付。”我在信末勉强写了一句：“正值旧历岁尾，以贫病交迫之生活，每忆童年之欢欣，而今不堪回首矣！”
这封六十多年前的信，好友哈泽民居然保存至今，是我们当时生活的实录。
★1942年2月，华明之写给哈泽民的信
曾记得我初到重庆的那年冬天，染上了肺结核。仗着年轻，咬咬牙熬到了开春，病也就慢慢好了。后来旧病复发，徐仲航大哥弄来“雷米封”给我吃，很快又好了。徐仲航的被捕，无疑对我们是一个沉重打击。工作劳累， 缺乏营养，再加上心情十分压抑，1943年初，我的肺结核病又复发了，经常发烧，并伴有咳血。可我还得坚持工作。现在带病坚持工作已不是为了获取情报，而是为了保住目前的岗位，等待组织来恢复联系，同时也是为了维持一家四口的生计。大人吃点苦，倒没什么，看着孩子跟着受罪，心里很难过。
★1951年沈安娜的保健证。上面注明患“严重胃溃疡、神经衰弱、贫血”（敌营14年留下的职业病）。组织给予一等保健——每月补贴5斤肉，实际沈安娜只领取了两个月
肺结核的传染性很强，我和明之怕传染孩子，就狠狠心把两个孩子送进重庆郊外的一家私人托儿所。因为离得远，接送很不方便，只好全托，一周接送一次。托儿所的条件很差，老师少，伙食也不好，晚上很早就关了灯，孩子也没人照看。小放和小新睡一个房间，小放三岁，小新才一岁多。到了晚上， 小新害怕，就抱着姐姐不放手。一天夜里，小新尿湿了床，爬到地上大哭大叫。小放听到弟弟哭，就摸黑爬到地上，搂着弟弟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小新哭累了，就在姐姐怀里睡着了。才三岁的小放抱不动弟弟，就搂着弟弟在地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两个孩子都发了高烧。托儿所的护士通知我，说是孩子得了肺炎，让我们接回家。小放和小新回家后，肺炎又转成“百日咳”。两个孩子一人守一个小痰盂，声嘶力竭地咳个不停，小放连血丝都咳出来了。我和明之一人抱一个孩子，含着眼泪给他们拍背。
我对孩子的状况非常担忧，却又没有办法。明之安慰我说：不要紧的。这两个孩子命大，都有过大难不死的经历，一定能熬过去的。
我听了，露出一丝苦笑，心里倒是宽慰了些。小放的大难不死，是指她刚满月不久，我给她洗澡差点惊厥过去的那一回。
小放出生后，我没有奶水，只好用四川的籼米熬米汤喂养。籼米熬米汤没有多少营养，孩子显得非常痩小，体质也很差。天气渐渐热了，我想给小放洗个澡，可我几乎没有带孩子的经验。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一直是由婆婆照看的。我真正自己带孩子，是从小放开始的。那天我独自在家，大着胆子弄了一盆热水放在桌上，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放进去。刚开始小放没有太大反应。刚洗到一半，小放突然惊厥，浑身抽筋，嘴唇发紫。我一看不好，马上把孩子从水里捞出来，解开自己的夹衣，将湿淋淋的小放搂在怀里，紧贴胸口，用自己的体温来暖孩子。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也不管有奶没奶，把奶头塞到孩子嘴里。恰巧这时候明之回来了，赶紧给孩子喂了些热米汤，小放才渐渐缓过气来。小新的大难不死，是指他不满周岁时的一次车祸。
当时明之生病住进医院，我抱着小放到医院去探望，把未满周岁的小新交给邻居阿妈照看。阿妈抱着小新站在门口看街景，突然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冲向路边，撞倒了阿妈和小新。小新摔到地上，失去知觉。阿妈见状大呼“救命”，正好我的速记同行聂先生路过此地，一看是我的孩子被撞昏了，马上抱起来仔细查看。见没有外伤，就把他尿尿。看见小新尿出尿来， 才放心地对卡车司机和围观的人说：“孩子能自己尿尿，看来无大碍，估计没有内伤。”
聂先生听阿妈说我去医院还没回来，就抱着小新进家，生火煮粥喂他。我得知孩子遭遇了一场车祸，有惊无险，既后怕又感激，连声向聂先生道谢：聂大哥，是你救了小新啊！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两个孩子生病期间，我又得了恶性疟疾：一连几天高烧不退，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热的时候烧到四十度，浑身冒火，头疼得像要爆炸一样。冷的时候直打寒战，浑身发抖完全不能自已，明之紧紧抱着我，竹床都会抖得吱吱乱响。
当时有一种治疗虐疾的特效药——奎宁，很贵，还买不到。过去我和孩子生病，都是徐仲航给我们送药，现在老徐被捕了，也没人给我们送药了。我情不自禁地呜咽起来：“没有老徐，没有奎宁……”
病痛难熬，而与党组织不能联系的日子，比病痛的折磨更难熬。明之安慰我说：老徐会没事的，你的病也会好的。
在明之的精心照料下，我终于又挺了过来。
百日咳，咳百日。现时有“白、百、破”疫苗，可那时没有。小放和小新得了“百日咳”，整整咳了一百天。他们生病期间，我和明之没钱给他们买营养品。当时重庆的猪肺很便宜，只有平民百姓才吃。有一天，明之上街看见有猪肺卖，就买了两叶，回家煮了一锅汤，放在凳子上凉着。我和明之忙着整理家务，忽然发现屋里很安静，感到很奇怪，回头一看，我们都愣住了，只见两个孩子站在锅边正喝猪肺汤呢！你喂我一勺，我喂你一勺，吃得津津有味， 吃得满头大汗。他们好久没尝到肉味了，这一锅猪肺汤，对他们来说比肉汤还好喝。我和明之见状不由得掉下了眼泪。同时又感到高兴和欣慰，因为猪肺汤给孩子们带来了好胃口，看来病快好了。于是我们一人抱起一个孩子，亲着他们的小脸蛋儿，一边掉泪，一边笑，真是百感交集。
懂事的小放问爸爸妈妈：你们为什么又哭又笑啊？爸爸煮的这个汤，好吃。
看着女儿的天真可爱的样儿，我不知说什么好。明之对女儿说：你们爱吃，爸爸还给你们买！
以后，明之过几天就买些猪肺回来。看着两个孩子大口大口地喝着，我们悲喜交加。没有想到，猪肺汤竟然成了两个孩子的“救命汤”。
两个孩子的病终于好了，明之开心地对我说：你看，我说没事吧？这两个小家伙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和孩子一起度过了最困难的一百多天。
熬过了徐仲航被捕之后的第一个寒冬，春天又来了。我和明之觉得“风头”过去了，可以出去串串门儿了。我们要去看望想念已久的恩师毛啸岑夫妇。
星期天，我给孩子换上一身干净衣服，高兴地喊：去看毛公公、毛婆婆喽！
毛啸岑夫妇是1942年3月来到重庆的。1938年毛啸岑回家乡参加抗日活动，1940年为躲避日伪特务绑架，举家迁至香港。1941年年底，日寇进攻香港时，中共南方局派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等领导，组织营救了在港的何香凝、柳亚子等800多名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毛啸岑一家三口也在其中。辗转三个月才来到重庆。他们一开始住在曾家岩，距离我们家很近。后来搬到机房街，就有些远了。但我们一家仍时不时去看望恩师。恩师夫妇有时也带独子安澜，到上清寺街75号，爬上又黑又窄又陡的小楼梯，看望我们一家人。
毛先生当着我们的面，时常忍不住痛骂蒋介石：偏安一隅，苟且陪都，只反共，不抗日！又骂贪官污吏：大发国难财，“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我和明之听了十分痛快，心里很明白，恩师夫妇是与共产党站在一条战壕里的爱国民主斗士。不过，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毛先生是“ 党外布尔什维克”，也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自然，毛先生夫妇也不知道我和明之同样在从事中共的秘密情报工作。不过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政治倾向是一致的，只是心照不宣而已。
许久不见毛先生夫妇，很是想念。我和明之买了一点桔子和点心，抱着孩子去机房街看望恩师。
★毛啸岑、沈华昇和儿子安澜合影
毛师母看到两个孩子尖尖的小脸，痩弱的身子，只有四只大眼睛骨碌碌地转，显得眼睛比以前更大了，心疼地流下了眼泪，赶紧忙着为孩子张罗煮蹄膀汤。
毛先生发现我神情憔悴，面色焦黄，与半年前相比大不一样。他猜到我们一定是遇到了什么挫折，便拉着我和明之的手，亲切地问：还好吧？没什么事吧？
我和明之不想让恩师担心，只是紧紧握着毛先生的手，轻声说：没什么事，没什么事。先生师母放心！
不用说太多的话，也不需要说太多的话，彼此已经心领神会。
在与上海和泰兴的家人失去联系，特别是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日子里， 毛先生夫妇的家，给了我、明之和孩子们莫大温暖和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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