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与党组织暂时中断联系的日子
(1943年夏—1945年夏 在重庆)
给宋美龄当速记员
1943年，与党组织暂时中断联系，我和明之又陷入贫病交加之中，两个孩子经常生病，入托问题成了生活中的最大难题。我听说宋美龄主持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妇指会”）的托儿所办得比较好，离家也近，就在上清寺曾家岩附近，于是想把两个孩子送进去。但该会规定， 只有本会职员的子女才能入托。
我通过中央党部秘书处的熟人介绍，认识了“妇指会”的总干事张蔼真。张蔼真知道我是中央党部的速记骨干，表示欢迎我前去工作。
我和明之商量：老徐被捕，我们被查询，如能进入宋美龄主持的“妇指会”，也算是增加一点保护色吧！
明之说：这当然好。我想党组织为了保护我们，暂时中断与我们的联系， 以后肯定会来恢复和我们联系的，如能想办法既可以进入妇指会工作，又能保住中央党部这边的岗位，那就两全其美了。
我说：我去找机要处长和科长商量商量，找借口把工作关系仍然留在中央党部。
速记科长徐漂萍得知此事，明确表示不同意我离开机要处，但对我孩子的状况也非常同情，就对机要处长张寿贤说：放沈琬走肯定不行，但可以让她到妇指会去兼职，我们机要处有重要会议，随时叫她回来。
张寿贤对我也一直很器重、很关照，有时孩子没人管，他曾默许我把孩子带到办公室来。小放很乖巧，长得又可爱，张寿贤很喜欢她，有时让她坐在他的膝盖上，把抽屉钥匙、图章等东西给她玩。他则一手抱着小放，一手批改公文。因此徐漂萍对他一说让我去兼职，他就同意了。
经中央党部机要处长派人和“妇指会”总干事张蔼真协商，达成口头协议：为解决我两个孩子的入托问题，暂借我到妇指会工作；中央党部的重要会议和中央全会等重要会议，仍要我按时回去担任速记。
这正合我和明之的心意。
抗战初期，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和其他党派的进步妇女曾参加“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工作。“皖南事变”后，大部分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排挤出来了。尽管如此，在当时它仍是一个为中国妇女和儿童谋福利的半官方的民间机构。宋美龄信奉基督教，总干事张蔼真和副总干事陈纪彝都是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负责人，她们对妇指会的工作十分尽心尽力。
“妇指会”的工作人员文化素质较高，个人修养较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和谐。
我到“妇指会”上班的时候，指导长宋美龄刚刚结束长达七个月的国外旅行。
宋美龄是1942年底离开重庆去美国治病的。1937年10月23日，宋美龄在前往上海前线慰问抗战将士的途中发生车祸，摔断了肋骨，伤势严重，此后一直没能痊愈。1942年冬，伤疾复发，遂去美国治病。1943年2月，她应邀到美国众议院发表演讲，引起轰动。那天，她穿一件黑色金丝绒旗袍，胸前别着镶有宝石的中国空军徽章，端庄华丽，光彩照人。她的演讲不时被掌声打断。演讲结束，议员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长久不息。
宋美龄在美国宣传中国的抗日形势，引起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和支持，其重要标志就是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大量捐助。1943年5月，她又陪蒋介石去埃及，出席开罗会议。1943年7月回到重庆，继续担任“妇指会”的指导长和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她回国后，风头正健，活动很多，经常发表演讲， 并陪同蒋介石或单独接待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友人，如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即“飞虎队”的人员等。
我和“妇指会”的职员每天早晨上班，都要到楼上办公室负责人陆慧年（中共秘密党员）那里签到。指导长宋美龄的办公室就在旁边。
宋美龄初见我时，略一愣神，然后微笑着向我点点头，问道：你是新来的吧？
张总干事过来向宋美龄介绍说：夫人，这是从中央党部新借调来的速记员沈琬小姐。
宋美龄对我说：欢迎到本会工作。
我说：谢谢夫人。
我的主要工作是给指导长宋美龄做速记，时常伴随宋美龄左右。我发现，宋美龄打扮入时，举止优雅，喜欢穿色彩沉稳的旗袍出席各种活动，显得雍容华贵。如果宋美龄上台演讲，我也会找一件好一点的旗袍穿上，端坐在讲台一侧。
宋美龄做报告时，用略带上海口音的国语，这是我再熟悉不过的，我能很轻松地把蒋夫人的讲话内容，原原本本记下来。
我将速记符号整理成文字，用小楷抄正，装订成册，封面再由擅长写美术字的明之加上漂亮的标题，显得与众不同。总干事张蔼真女士呈交宋美龄后，宋美龄看了说：嗯，她的字写得很漂亮！张蔼真也满心欢喜，因为我是她借来的。她把宋美龄的评语转告我，并鼓励我：好好干。
宋美龄擅长英语，有时喜欢在有外宾出席的会上用英语做报告。我不懂英语，有些为难地对副总干事陈纪彝女士说：我不懂英语，怎么办？
陈纪彝是文化事业组组长，我的顶头上司，和我的关系比较好，就悄悄对我说：中、英文讲话稿都是我代写的，你坐在那儿照样速记，报告结束后我把中文稿给你，你抄一遍就可以送上去了。
于是我大胆上台，端坐一侧。宋美龄讲英语，我就用速记符号记她的音，她停，我也停，她讲，我又接着记。第二天，宋美龄的讲话见报了，有人悄悄地说：沈小姐真能干，中英文速记都行！
我心中暗笑，实际上我是在那里“鬼画符”。
后来有人羡慕地说：沈小姐是委员长的速记，又是蒋夫人的速记；既是朱家骅的老部下，又是宋美龄的新部下。
我暗自高兴，明之说：这样一来，又可以给我们增加一层保护色，就更隐蔽，更安全了，让他们随便去说吧！
在“妇指会”工作期间，我对宋美龄的印象不错。宋美龄虽然贵为第一夫人，但她性格开朗，思想开明，抗日热情很高，在言谈话语中，提及共产党时，态度也不像蒋介石那么凶横；她待人和蔼，工作勤恳，很多具体工作她都事必躬亲。
我在“妇指会”工作期间，除了担任宋美龄的速记员外，还配合一位同事为妇指会在郊区的下属分会写宣传文章，号召妇女投身抗日运动，宣传儿童保育、妇女卫生、扫盲、环境保护等。文章写好后，再请人配上画，由下属分会印刷成海报张贴出去，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这段时间，我感觉心情好了一点，舒缓了徐仲航被捕给我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觉得自己直接为抗战做了点实事儿。不过我时不时还要被机要处叫回去，参加一些国民党重要会议，作速记。一有机会看到确有情报价值的材料，我仍会用别人看不懂的速记符号把情报写在速记本上。我和明之一天天地盼望着，一旦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就可以把情报交给党了。
难熬的蛰伏
徐仲航被捕一年了，党组织一直没有来联系。我和明之在耐心等待，有时心情会焦急得难以忍受。
一天，喜欢唱歌的明之轻轻哼起了《黄水谣》，我也跟着哼起来：“自从鬼子来，百姓遭了殃！奸淫烧杀，一片凄凉，扶老携幼，四处逃亡，丢掉了爹娘，回不了家乡！”当哼到最后一句“妻离子散天各一方”时，我想起远在泰兴的母亲和远在上海的大儿子，不由得潸然泪下。
女儿小放问：妈妈，你怎么哭了？
明之赶紧安慰我：想想看，一年多了，没出什么事，说明老徐顶住了。这是好事。现在组织上为防敌人“放长线，钓大鱼”，暂不与我们联系。我们要耐心等待。我坚信总有一天，会有人来我们家接头的。
明之比我有水平，他说得在理，可是他心里又何尝不着急？有时他也会长吁短叹，于是我又会反过来安慰他。
当时，八路军办事处早已从机房街搬到郊外的红岩村，离我们的住处上清寺街比较远，沿着嘉陵江畔的马路，步行半个多小时才能走到。
一个夏天的傍晚，我和明之抱着孩子走到江边，想吹吹江风，消消心中的闷气。我们沿着西去的公路散步，不知不觉就走到离红岩不远的化龙桥山坡下，远远朦胧中可隐约看到“红岩村”绿树掩映的房屋，真想上山去找党组织。甚至天真地想，若是正巧这时周恩来、董必武或者邓颖超大姐从山上下来，那该多好啊！
红岩村，原名红岩嘴，早先是一片荒野，离重庆市区十来里地。20世纪30年代初，四川军阀政府为了筹集军饷，扩充自己的实力，在开发重庆的幌子下，以低廉的价格抛售重庆四郊无主荒山。重庆女实业家饶国模便出钱买下了红岩嘴长满野草青藤的二百多亩红土地，开办农场，并在山坡上建起了一座三层小楼。
武汉失守后，中共南方局领导机关转入重庆，可市内经常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很不安全，曾有一枚炸弹，就落在机房街八路军办事处的院子里。中共川东特委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决定为南方局和“八办”寻找新的办公地点。经过认真考察，他们不约而同地选定了红岩嘴的大有农场。
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首先是地点隐蔽，其次是房东可靠。房东饶国模女士的哥哥是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她的儿子、女儿都是中共党员。1939年4月，南方局领导凯丰夫妇、董必武夫妇和博古等先期搬进红岩嘴饶国模家。5月3日大轰炸当晚，在机房街的“八办”和南方局机关全体人员紧急搬入红岩村。所谓“红岩村”，其实开始只有饶国模一户人家， 一下子搬去了五六十人住不下，于是又临时搭建了一些简易房。后来，“八办” 主楼在“红岩村”中破土动工。
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牌子刚刚在红岩村挂出不久，国民党当局为了监视“八办”的活动，以国民参政会的名义，也在“八办”附近盖起了办公楼。每一个进出“八办”的人，都成为特务的监视对象。
我和明之自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共产党的公开机构。我们清楚地知道，国民党特务对“八办”的监视比过去更加严密了。如果我们冒失地走上去，不仅会暴露自己，遭致危险，还会使“八办”领导机关受到牵连。我们只能远远地眺望“红岩”。
此时我心中不由得对在“红岩”工作的同志们产生羡慕之情。我心里想：“红岩”的同志们啊！你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你们可以想笑就笑，想哭就哭；而我们想笑的时候不能笑，想哭的时候，有泪也只能往肚子里流。你们与党组织在一起，多么温暖啊！不会有我们这样的孤独和寂寞，更不会有不能与党组织联系的痛苦。但是，我又一想：他们有他们的任务，我们有我们的任务。我们的任务是战斗在敌人营垒里！顿时心中升腾起信心和力量。
我在红岩村的山坡下想得入了神。
明之劝我道：“走吧，此处不可久留。”
我回过神儿来，在心中默念道：放心吧，红岩！我们还是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坚守阵地。总有一天，您的女儿会投入您的怀抱！
我含着泪，恋恋不舍地跟着明之，抱着孩子，缓缓离去，没有回头…… 中央党部秘书处所在的上清花园，离曾家岩50号周公馆很近，我们家住上清寺街75号，离周公馆就更近了。但是我知道周公馆也是特务重点监视的目标。化了装的特务，整天在周公馆周围转悠。我不能靠近，这是纪律。直到四十多年后的1984年，我们才和当时担任南方局机要科长、秘书长的童小鹏及夫人紫非一起走进了我们当年向往的曾家岩50号周公馆。
重庆“三岩”——红岩、曾家岩、虎头岩（《新华日报》所在地），是中共南方局的主要活动基地，此时全部处在龙潭虎穴之中。我和明之也身处敌营。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不允许我们轻举妄动，我们只能蜇伏。尽管这种蜇伏的日子非常难熬，但我们必须忍耐。我们坚信，总会有“惊蜇”的那一天！
★1984年，沈安娜、华明之与童小鹏夫妇在重庆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旧地重游。
重庆位于长江的上游，当时从长江中下游的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撤到重庆的人很多，重庆人把这些人称作“下江人”，也泛指重庆以外的外地人。由于大量下江人的涌入，给这座不大的山城带来了活力，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物资短缺，物价飞涨。这使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处于十分窘迫的境地。一些难民无奈地称陪都重庆为“饿都”。战时在朝天门一带，卖苦力的百姓，每至冬日，无衣无食，无家可归，饥寒交迫，贫病交加，遂成饿殍。垃圾车成了收尸车，每每车上拉着一具无名尸，他的两条腿还在车帮上耷拉着，随着颠簸的路，一走一摇晃……如此惨状，几乎天天可见。日久天长，人们对此麻木不仁，也就不以为然了。
对于我们来说，贫困和饥饿还可以克服，而不能与党组织联系，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在雾都上空飘零，这种孤独无助的痛苦，实在难以忍受。
革命的道路曲折而漫长，在最困难的时刻，我们相濡以沬，经常在一起分析形势，坚信曙光就在前头。
我常常问明之：你说，党组织能来与我们联系么？
明之则反复对我说：老徐被捕，党组织肯定还要观察了解老徐被捕后的事态发展和结果，了解我们的处境，再决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由谁来恢复与我们的联系。我认为，不仅我们需要组织，组织也需要我们。现在不联系，是保护我们呀！到时候，他们肯定会来的！
我说：有道理，看来我们只有继续耐心等待了。
我们二人在满怀希望中继续耐心等待，我们经常互相提醒：一定要谨慎小心，决不轻举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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