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与党组织暂时中断联系的日子
(1943年夏—1945年夏 在重庆)
宁住陋室不搬家
我在中央党部机关工作五年多了。由开始的夫妻两人变成了四口之家。中央党部机关决定给我这个速记骨干换个好一点的宿舍。
此前，我们曾搬过一次家，是在同一层楼上，从朝北的房间搬到房门对面朝南的一间，仍是不到10平方米的面积，只是多了一个阳台，也就是个小小的吊脚楼。原来放在走廊上的炉子、柴火、水缸等杂物，可以放在吊脚楼阳台上了。阳台上还可以晾衣服，似乎显得比原来的房间宽敞一些。我们已在那间不到10平方米的陋室中住了五年，房子早已破旧不堪。
75号楼的楼道无灯，楼梯又窄又陡又黑，我抱着孩子跑警报时，曾经像坐搓衣板一样，从楼梯上滑下去好几回。当年腰部的挫伤，到老年后，还时常感到隐隐作痛。
在1941年6月5日大隧道惨案那一天，我们家的楼上（三楼）被炸了一个洞。晚上下大雨，雨水从三楼房顶被炸开的洞口灌进来，地板上积满了雨水。我们住二楼，能听到楼上邻居哗哗的趟水声。天棚上到处滴水，无处容身。晚上，家里没有一处干的地方，我和明之只好撑着一把油纸伞，抱着小放缩在墙角里打磕睡，等待天明。
雨停了，对于房屋漏雨的市民来说，灾难也还没有结束。重庆雾多，难得见到太阳，被雨水淋湿的被褥多少天都晾不干，床上经常可以看到潮虫爬来爬去。
★月台坝陡峭的石梯★东水门吊脚楼
75号楼的后面被日本飞机炸了一个大坑，积了很多水，成了苍蝇、蚊子的滋生地，很快又招来很多青蛙，春夏之交，正是青蛙繁殖季节，一天到晚蛙声不断。
抗战时期，重庆虽说有自来水，但是经常停水。我们住的楼房没有铺设自来水管道，我们和其他小职员一样，要雇人挑水。因为楼梯狭窄，又没有灯，一桶水挑到楼上，往往只能剩下半桶。
楼内家家都有水缸，是水泥做的。水则不知是从哪儿挑来的，混浊不堪， 每天要放明矾澄清，沉在缸底的黑泥，几天就要清一次，否则水缸里就会发出一股恶臭。
大轰炸后，无人挑水，一盆水从洗脸、洗脚、到刷马桶，要用三四遍。楼内没有下水道，每天用过的污水，都由明之拎到楼下去倒掉。有时候水供不上，只好不洗脸，不洗脚。
一次，楼下邻居家失火，明之一人掀翻了水泥水缸，为楼下邻居家倒水灭火。那水泥缸很重，平时一个人难以搬动，而明之在情急之下，居然一人就掀翻了过来。
当时的重庆，老鼠和日本鬼子一样猖獗，人饿得面黄肌痩，而老鼠却个个肥硕无比。重庆的报纸不止一次报道：大老鼠敢与人争食，甚至把小娃儿咬死了！我们家房顶楼板里也有一窝令人憎恶的老鼠。在床上方的屋角有个洞，老鼠常在洞中出没，顺着墙壁爬上爬下。每天夜里，我和明之都会被楼板夹层里老鼠打架撕咬的声音吵得心烦。我们更担心老鼠掉到孩子身上，咬伤孩子。明之对鼠患恨之入骨。老鼠们很狡猾，极难对付，轰不走，打不着。有一天，明之下班时咬咬牙掏钱只买了两个鸡蛋，准备给两个孩子吃。他一手拿着一个鸡蛋正要去煮，突然，一只老鼠胆大妄为，竟然在大白天窜了出来， 明之眼疾脚快，一脚上去将它踩死了，污血流了一地。可是他脚下一滑，将一只鸡蛋掉在地上，正好掉在死老鼠的血迹上。此刻，他心中充满厌恶和憎恨， 下意识中竟将手里的另一只鸡蛋攥碎了！
更让我们憎恶的是，75号楼和阴森恐怖的宪兵队为邻，如同与地狱为邻。家是人生航船停泊的一个港湾，为了孩子，我们多么想换一个好一点的居住环境呵。
机会终于来了。中央党部秘书处考虑到我住房的困难，准备给我调换一处大一点的房子。乍听到这个消息，我情不自禁地兴奋得跳了起来，心中暗暗地说：太好了，这回可以不再与宪兵队为邻了！
回到家里，我高高兴兴地对明之说：秘书处要给我们换房子了！
明之听后也非常高兴。可是两人一冷静下来，对于到底换不换房子，又犹豫不决了。
“这个家是我们同上级党组织联系的唯一联络点，如果搬了家，党组织派人来，找不到我们怎么办？”我担心地对明之说。
明之接着我的话茬说：现在楼内上下左右的邻居都不是中央党部的人， 我们住在这里还是比较安全的。安全更重要呵！
“你说得对，如果搬的新家与国民党机关的人混住，反而不安全，组织上更难找我们了。”
最后我们下了决心：在这里我们已经生活了五年，就是再住五年，我们也要坚持。当初我们冒着战乱的危险，从浙江到武汉去找党，为了什么？为了找党组织。现在是我们知道党组织在哪，却不能去找，得等组织来找我们。现在我们有工作，有房子住，虽然生活苦点，但可以克服。说什么也不能与党组织断了线啊！
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多次抉择，我和明之宁住陋室不搬新家，也是一次人生的重要抉择。
主意拿定后，我找了一个借口，我对张寿贤处长说：我现在住的上清寺街75号离机关近，上班方便，送孩子上幼稚园也近。这个房子住惯了，暂时就不搬了。等以后孩子大点再说。谢谢处长的关照。
就这样，我们一家四口在那间不到10平方米的房子里，一直住到1946年5月“还都”南京，长达八年之久！
时间在流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仍不见党组织来联系，焦虑和烦恼的情绪时不时会涌上心头。
不过，我们坚信：党组织一定会派人来我们住的老地方找我们的！
在重庆的日子里，我们与重庆的普通老百姓一样，生活十分困难，特别是小放和小新出生以后，开支增加，经济更加拮据。一日三餐吃的都是掺有很多砂石并带有霉味的劣质米，和当时重庆最便宜的“藤藤菜”（空心菜），还有自己做的泡菜，根本谈不上营养。
为了党的情报工作，我们宁可让孩子吃得差些，也要挤出钱来，去做些必要的应酬。
我们本来最憎恨阿谀奉承那一套，但我们处在那个社会环境之中， 又不得不学得世俗一点。逢年过节，我们都要买包点心什么的，去上司家送礼、拜年，或请同事吃饭。
有一次，我们给上司买了一包点心和一小竹筐柑桔，被小放和小新看见了。两个孩子从小就很乖，知道这些是爸爸妈妈准备送人的，他们眼巴巴地看着这些好吃的东西，忍不住用小手摸一摸，又看一看爸爸妈妈，最后还是把小手缩了回来。
我看着懂事的孩子，不由得红着眼圈对他们说：乖孩子，这些东西是送礼用的。等以后爸爸妈妈有钱了，一定买好多好多糕糕给你们吃。
两个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爸 爸妈妈的“ 忍耐”，教会了孩子们“忍耐”；爸爸妈妈的“希望”，也在孩子心中培育了“希望”的种子。他们相信爸爸妈妈总有一天会买好多糕糕给他们吃的。
逢年过节，明之和我还要请同事到家里做客，联络感情。北方人来了就包饺子，南方人来了就做狮子头。当时的小职员都很穷，能吃上一顿饺子或者狮子头，也算是打了牙祭。当然，两个孩子就更开心了。
那时候，我哪里有余钱买衣服？一年到头我手不停，不是缝就是补，或是织毛衣，好在从小我跟母亲、姐姐学做女红，手勤手巧。有一次，我为了拍身份证照片，咬咬牙，买了一块洋布，给自己缝了一件旗袍，也给小放、小新各缝了一件小褂。去照相馆拍照片的时候，穿上新衣服的小放闹着要妈妈抱着拍照，这怎么能做身份证照片呢？摄影师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小放站在一边， 母女分开一点，成像后把小放的一半切掉，另一半就是我的身份证照片了。我觉得好笑，小放自然不高兴了。就这样，我的身份证照拍好了。
★1943年，形销骨立的沈安娜面带微笑与女儿小放的合影
我们家里的家具虽然简陋，除了两只旅行皮箱外，床和桌椅全是竹制的。但是我们把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墙上有破洞，就用彩纸剪些蝴蝶、花草贴上，显得雅致，也许孩子们在苦难的生活中能感受一点亮丽色彩。多年以后，我们俩回忆起那段生活，感慨地说：那时我们生活虽苦， 但心里始终充满希望。
腐败，迟早要垮台
在国民党的官僚衙门里，官员贪污腐败成风，发国难财，发战争财的大有人在。受名利、地位、金钱、美女的诱惑，一些意志薄弱的人，随时都会腐化堕落，陷入罪恶的深渊。
刘少奇曾说：共产党员“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
我和明之与党是单线联系，没有正常的党组织生活，完全靠我们的党性和自觉性，抵御周围的各种诱惑。尽管生活非常艰难，但我们一直保持“慎独”。
明之刚进入掩护职业单位“资源委员会”时，担任财务处科员。他始终奉公守法，洁身自好，每天按时上下班，经手的账目也都清清爽爽，受到上司和同事的好评。
1944年，明之调到“战时生产局”秘书处任专员，负责出纳工作，直接经管银行存款和保险箱现钞，手头有大笔可以挪用的钱财。一个同事因生活所迫，先后两次私下暗示，要和他一起捞外快。明之装作听不懂对方暗示的话，敷衍过去了。
回到家里，明之和我谈起此事，我说：虽然我们的生活清贫，但是这种事不能干，很容易因小失大。如果由经济问题引出政治问题，暴露了真实身份，可就得不偿失了。
明之听了高兴地说：我们想到一起去了！
后来那位同事见明之如此“愚钝”，就忿忿不平地跟他讲起孔祥熙私分美金债券案。这是一桩轰动全国的大案。
那是1944年，美国政府委托中国政府在成都等地修建6座B-29轰炸机机场。四川省各县动用了45万民工，自带工具和90天的口粮，步行前往工地。男女民工，包括童工，用肩挑、车推的原始方法运送土石方，有的女工还背着吃奶的孩子，整天在工地上砸碎石子。机场占用了大片的良田，那是他们祖祖辈辈辛勤开垦的赖以生存的土地，但是他们说，为了打鬼子，我们连命都舍得，还有什么东西舍不得呢？90天后，6座机场全部完工交付使用。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为祖国的解放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所做出的重要牺牲，使美国人民赞叹不已。此项工程，美国政府按一美元兑换四十元法币a的官方汇率折算，付给中国政府一亿多美元的现钞。
但是，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却利用劳苦大众修建机场换来的美元，大搞货币投机。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主谋，伙同他人以二十元法币折算一美元的汇率（当时的黑市价格是一百二十元法币兑换一美元），私分了中央银行库存的美金债券，从中套取美金，牟取暴利，大发横财。然而不久事发，
a 法币，1936 年11 月，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由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银行发行。
造成轰动全国的私分美金债券案。当时此案正要提交国民参政会讨论，蒋介石突然派侍从室的人来到参政会秘书处，说委员长要看这一提案，将准备分发给参政员的案情材料及原件全部提走。直到参政会闭幕，也没把材料送回来，造成提案不能提交大会讨论的尴尬局面。大会只好销去案号，一桩轰动全国的大贪污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大姐，蒋介石和孔祥熙是连襟，这就不难理解什么叫官官相护了。
明之的同事借题发挥，对明之说：大官权大，可以吃肉，小职员无权，喝点汤总是可以的吧？何苦捧个金碗要饭吃？
明之说：那也不是什么汤都可以喝的，弄不好会坏肚子。
同事见明之如此“冥顽不化”，无奈地摇摇头，叹口气说：也罢，也罢！饿肚子总比坏肚子好些。
明之回家又与我说起此事，我说：我在参政会上听到很多参政员议论， 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历朝历代，凡是腐败，那政权就要出问题了。照这样下去，国民党政府迟早要垮台！
一天下午，我奉机要处长之命，去中央训练团大礼堂为蒋介石报告做速记。这是常事，我也没多问，带上手提包就去了。参加会议的人员不多，不过有的却还是生面孔。我一时没搞清是个什么会议。蒋介石的讲话，全是些不着边际的空话，没有什么重要内容，更无主题，而且很快就讲完，到休息室去了。
我以为要散会，这时看见工作人员匆匆忙忙搬动桌椅。我问：你们这是干什么？
工作人员回答：换桌子。
我还没见过换桌子继续开会的事情，正纳闷儿，只见会议桌换成了八仙桌，有人将饭店送来的提盒摆在桌上，一个个打开，一碗碗美味佳肴呈现在眼前，很是诱人。
我见状，知道会议结束了，起身准备离开，却被机要处长张寿贤拦住：沈小姐留步。上面通知，机要人员留下来陪餐。
原来，蒋介石和宋美龄要在今晚为儿子蒋纬国“相亲”，见他的女朋友。人多点，气氛显得热烈些。
蒋介石和宋美龄再次出现，两人互称“达令”，有说有笑，显得很亲热， 很开心。这是我在他们身边工作多年很少看到的情景。
宋美龄那天特别殷勤，特别活跃，大显第一夫人的风采，和大家打招呼， 显得很周到。一些马屁精平时拍不上去，此时在委员长和夫人面前，使出浑身解数，不遗余力地拍起来，奉承话肉麻之极。我远远地看着他们的丑恶表演，只觉得令人作呕。
更让我忿忿不平的是，在艰难的抗战时期，他们竟然还如此花天酒地。我一下想起家中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和食不果腹的丈夫，怎能咽得下这些美味佳肴？看着别人有说有笑，大啖大嚼，我却一点胃口也没有。我的心中充满愤恨，却又不敢稍有显露，只是看着这宴席发呆。
张寿贤处长在一旁见我发呆，便轻声催促我说：沈小姐，请用，快请用吧！我这才勉强吃了几口，耐心陪餐至散席。这时，一个京戏班子进来，要为蒋介石和宋美龄等人唱堂会。我心里好不耐烦，又要等好长时间，便对张寿贤说：处长，家里孩子小，要回家照顾，我先走一步。说着拿起手提包要走。
张寿贤说：天黑路远，再等几分钟，我们一起回去，我车子顺便送送你。我也没有兴趣啊！
当时在重庆，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也很艰苦，据知，红岩村的伙食费是每人每月三元法币（当时一个银元兑换四点五元法币），成天吃老胡豆和藤藤菜。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时，看到在红岩工作的同志， 伙食比延安还差，才指示他们从三元增加到五元。
那时红岩村每月的开支账目都由董必武核查。有一次，有六角钱的账目对不上，董老在大会上做了检查，还给党中央写了检查。
另据有关材料记载：时任国民党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军统特务头子唐纵在1942年7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陈立夫的儿子陈希曾悄悄告诉我：过年过节委座（指蒋介石）均有赏赐，主任一万二万不等，组长三千五千不等。”
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他的《未完成的革命》一书中这样写道：“当时只要在重庆的酒楼饭馆转一转，就可以看到那里的客人衣着华丽，饮食讲究， 挥金如土……。”
这种天壤之别的生活，迫使更多的人，投身革命洪流。历史证明，腐败，一定要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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