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恢复与党组织联系 迅速准确送出情报
(1945 年夏一 1946 年春夏 在重庆 )
政协会上及时送出国民党的底牌
在国共两党共同签署的《双十协定》中有这样一个条款：“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采取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协商国事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国民政府礼堂开幕。开幕式会场布置很简单，桌上铺着白布，横的一排桌子，中间是主席和发言席，右边是秘书长、秘书席，左边是速记员席；代表席直排五行，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民主同盟、社会贤达五个代表团自右至左各占一行。到会代表36人，中共方面为7人。记者席在会场进口处。中共代表团秘书齐燕铭在右边单独专设一席位。议事工作仍然由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负责，速记员自然仍有我。我和明之对这次会议充满了期待。不单是期待会议能开出一些结果，更期待见到离别已久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领导。我那天还特意换了一件以前参加国民参政会时穿过的衣服，希望周恩来、董老、邓大姐能一眼就认出我来。政协委员入场时，我看到中共政协委员周恩来、董必武、邓颍超、吴玉章、王若飞、叶剑英、陆定一依次走进会场，心情十分激动。后面三人是第一次见，前面四人是早就熟悉的。多年不见的亲人终于又见面了！我想站起来向他们致意。但还是克制住了，把快要夺眶而出的泪水，强忍了下去。周恩来第一个走进会场，一眼就看见了我。他环视一周，然后暗中对我使了个眼色。我心领神会，这是在与我打招呼呢！邓颖超看见我后，同样深情地用眼神传情。邓大姐转身时，还把手放在背后悄悄摆了两下。我立即领悟，这是在和我打招呼，同时要我不露声色。事隔三十多年，1979年，我当时仍在上海市委调查部工作，因公到京出差，与老战 友一起在中南海西花厅看望了邓颖超大姐。谈话中我们回忆起“旧政协”时的情景，邓大姐说：当时自己人又见面了，可不能说话，真有点别扭。我说：我听大姐义正严辞批驳敌人， 高兴得要笑出声来，赶紧用手捂住嘴！
★1946年1月，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吴玉章、陆定一、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王若飞、秦邦宪（自左至右）政协委员入场结束， 我的心才渐渐平静下来，稳稳地坐在速记席，开始认真记录。政协会议的宗旨是协商建国，建立联合政府。但是国民党方面显然缺乏诚意，不断制造事端，使会议自始至终充满了火药味。看到周恩来大义凛然、机智沉着地与国民党代表唇枪舌战、据理力争的风采， 我心中感到无比钦佩和敬仰。
★1979年12月27日，邓颖超与沈安娜在中南海西花厅合影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匆忙派兵抢夺战略要地， 与共产党军队冲突不断。在上党、绥远、邯郸三次战役中均碰壁惨败后，才不得不继续与共产党谈判，企图以此拖延时日，暗中调运兵力，然后再大举进攻，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后来形势的发展，证明周恩来的分析是正确的，蒋介石对重庆谈判和这次政协代表大会，根本没有丝毫诚意。政协会议头几天是听国民政府代表关于几个大问题的报告，然后分五个小组讨论。这五个小组是：一、宪法草案组；二、国民大会组；三、政府组织组；四、施政纲领组；五、军事整编组。每个小组都有一个主题。各代表单位推定一个或两个代表分别参加小组会议。在政协会议开会期间，国民党政协委员为了准备白天和共产党政协委员在会议上“舌战”，每晚都要举行“党团会”。这是一种秘密的小型会议，当时除了孙科等八名政协委员，还有其他国民党要员参加，大约十人左右，谈的都是第二天将要讨论的话题。机要处长和速记科长对我一向十分倚重，指定我每天晚上单独去担任这一极为机密的“党团会”速记。孙科等人根据蒋介石定下的几条框框，策划如何对付共产党。他们商量在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改组政府等主要问题的讨论中，攻什么，守什么，谁唱红脸，谁唱白脸， 如何讨价还价，最后由谁提出折中方案等等。每晚开完国民党的“党团会”，我到家已是十点多钟，我连饭也顾不上吃，就急忙将速记符号整理成文字，一式抄两份，一份准备第二天交给处长，一份由明之立即浓缩、摘要、密写、密藏，连夜送到事先约好的接头地点，交给吴克坚。周恩来等人当晚就看到了这些情报，知道了对方的阴谋和底牌。就这样，国民党“党团会”的密谋，天天晚上都被我及时转达给中共方面，使中共代表团提前作好准备，掌握了主动权。在第二天的会上，往往国民党委员刚说完他们预先安排的“台词”，就被周恩来等中共委员列举大量事实，予以回击。国民党方面本来就理亏，被周恩来等人一顿批驳，更加狼狈不堪，阵脚大乱，原先准备好的一套发言程序完全被打乱了。有人故作聪明企图用诡辩来扭转颓势，结果被中共代表看出破绽，击中要害，没有几个回合，国民党委员就败下阵来了。晚上，国民党政协委员在“党团会”上总结教训，平时道貌岸然、温文尔雅的官员们，此刻则互相埋怨，乃至攻讦。那个说：这怎么能怪我？这是“党团会”上事先商量好的嘛！他们哪里知道，“党团会”上商量好的预案，中共代表团当天晚上就全部了如指掌了。接着，他们又商量第二天对付共产党的新预案。可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商讨的一切，还没有过几个小时，就已经变成文字，放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的案头了。开始吴克坚把接头地点选在牛角沱，那里既不太冷清，也不很热闹，离我们的住处不远，可节省时间。连续两个夜晚，双方又换了地方，然后按事先约定的钟点赴约，谁先到了，就在无人的墙角或光线暗的地方隐蔽起来，等对方出现，便迎上前去。双方在擦肩而过时，一搭手，明之的情报就递到了吴克坚的手上。二人背向而行，再绕一两个小圈，各自返回。后来吴克坚告诉我们，那时每天夜里周恩来都等着我们的情报，如果稍晚一点，就会问秘书：“材料送来没有？”本来中共方面就因处事公道，为民盟等党派政协委员所拥戴。现在又能及时了解国民党底牌，更便于针锋相对揭露国民党。这种超常规的“作战方式”，结果会是如何，是可想而知的了。在那次政协会议上，周恩来全面论述了“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 的相互关系，特别详细地论述了“政治民主化”问题。针对国民党高唱“保证人民权利”、“政治必须民主”等虚假口号，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请政府当机立断，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将军，赶快给人民以言论自由。”几句话就戳穿了国民党表里不一的虚假面孔。董必武、邓颖超、陆定一等代表也多次在分组会上发言，批驳国民党的荒谬主张，使国民党代表瞠目结舌，十分狼狈。我还清楚地记得，国民党代表坚持要各党派承认十年前由国民党一手包办制定的国大代表《选举法》和《组织法》，以及据此选出的九百多名所谓“国大代表”。邓颖超是当时中共代表团惟一的女性，她以女政治家的敏锐和严谨，当场做了有力驳斥。她手拿会议印发的国民党炮制的《选举法》和《组织法》说：这是十年前制定的，代表也是十年前选举的，已不合乎今天的情况。《选举法》第三条规定，人民要经过公民宣誓后才有选举权。邓颖超指出，这是限制了人民的选举权。她手举一份“公民誓词”高声朗读，笑着说：在座的朋友们，大多没有宣读过这份“公民誓词”吧？没有宣誓就连公民资格都没有，自然没有选举权了。而且誓词的内容是让人民未获选举权之前先限制了思想自由。《选举法》第四条规定，“背叛国民政府经判决确定或尚在通缉中者，不得有选举权”。邓颖超指出，这是十年前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条文，现在显然过时了。邓颖超的结论是：原国民代表大会代表是在狭小的基础上选出的，广大人民被拒之于选举门外。代表应当重新选举。不合民主原则的《选举法》和《组织法》应予修改。邓颖超的发言，有理有据，法理清晰，抑扬顿挫，痛快淋漓，赢得了大会多数委员的热烈掌声。我当时也差一点忘情地想鼓掌。第二天的《大公报》生动地报道了邓颖超这次发言的场面。报道最后写道：对于共产党这位著名的女将，都知道她口才出众，没有人会料到她是如此精通法理。她的发言有根有据，合情合理，无可辩驳，令国民党法学专家无言以对。1983年12月24日，我在给邓颖超的信中，回忆起“旧政协”时，自己亲眼所见邓大姐在会上发言的往事：“大姐对反动派严词驳斥，我高兴得要笑出声来，但马上想到这是严肃的政治斗争，终于忍住了，不露声色。”政协会议在这样尖锐的斗争中，达成了政府组织、和平建国、国民大会、宪法草案和军事问题五项协议，签订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协定》，并发布了停止军事冲突和恢复交通的命令。但是，政协会议上签订的协议，只是各方代表商谈的结果，并不完全代表各党的意志，特别是国民党方面。1月31日，即政协会议临近闭幕的当天下午，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一些顽固分子如谷正纲等大哭大闹，他们说：国民党完蛋了！什么也没有了！投降给共产党了！宪法草案十二条原则把“五五宪草”a破坏无遗了。他们大肆攻击“政协决议”，对宪法草案尤其不满。蒋介石任他们大哭大闹，一言不发，最后说，他对宪法草案也不满意，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只好姑且通过，将来再说。果然，这次政协会议的决议，不久就被蒋介石一一撕毁。但当时中共代表在会上揭露了国民党假民主、真独裁的把戏，团结了中间民主人士，挫败了国民党的阴谋，使广大民众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主张。政协会议期间，大会休息时，不少会议工作人员都准备了“纪念册”，请与会的政协委员们题词。我和明之商量：是不是也可以借此难得的机会，请我党领导同志题词，作为激励我们的座右铭？明之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也没有什么不妥，于是他就装订了一个浅绿色封面的本子，在封面写上“敬求墨宝”和“纪念册”几个美术字，四周还画些花边，下面具上我当时的名字：沈琬。我跟在同事后面，先请国民党代表孙科、陈立夫、邵力子等题词。他们都称我为“同志”，题词内容多为“温柔敦厚”、“端庄贤淑”等。接着，我走到周恩来面前，按捺内心的激动，十分尊敬地凝视着他，把纪念册双手捧到他面前，请他题词。周恩来深情地看着我，笑着说：“写什么呢？”接着挥毫写下——随后我们两人相视片刻，心照不宣。此时我感到一股暖流在心中翻滚。在请周恩来题词之后，我又请董必武、吴玉章、王若飞等中共代表题词。在这些题词中，国民党的委员称我“同志”，中共领导人却只能称我为“女士”，这确实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回到家里，我和明之反复琢磨，认为周恩来的题词，具有深刻的含义。妇女要解放，首先要民族解放、人民解放才行。我们理解，周恩来实际上是要我们两人做好现时的情报工作，致力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这本纪念册，我和明之珍藏了多年。上个世纪60年代初，被一位朋友借去，一直未还。没想到“文革”时，他家被抄，这本纪念册连同我借给他的其他材料和照片，均被造反派拿走，至今下落不明，非常可惜。新中国成立后，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为了在提法上与1946年1月召开的政协会议有所区别，一般都称前次召开的政协会议为“旧政协”。由于“旧政协”决议不利于国民党反动统治，蒋介石对此十分恼火。在“旧政协”大会闭幕前后，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先后制造了“沧白堂事件” 和“较场口事件”，打伤郭沬若、李公朴及其他爱国人士60多人，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使国民党的统治更加不得人心。a 五五宪草，即 1936 年 5 月 5 日国民党政府颁布的所谓“宪法草案”的简称 , 其主旨是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李忠效，笔名：钟笑。原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55年11月出生，1969年12月入伍，2016年6月退休。历任潜艇轮机兵、轮机班长、轮机军士长、宣传干事、创作员、潜艇副政委、创作室主任等职。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著作有：长篇纪实文学《我在美国当律师》、《我在加拿大当律师》、《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长篇小说《酒浴》、《翼上家园》、《从海底出击》，作品集《升起潜望镜》、《蓝色的飞旋》、《核潜艇艇长》等20余部，并有电影《恐怖的夜》（编剧），电视连续剧《海天之恋》（编剧）、文献纪录片《刘华清》（总撰稿）等影视作品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