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恢复与党组织联系 迅速准确送出情报
(1945 年夏一 1946 年春夏 在重庆 )
吴铁城追查泄密
1946年3月—4月间，蒋介石在六届二中全会后，召集了多项小范围会议， 会上策划全面反共、挑动内战的新阴谋，妄图借国共谈判来争取时间，依靠美国的运输力量，迅速调动大量兵力，去东北与我争夺。我获取了这些情报，立刻通过明之及时送给了吴克坚，直报周恩来。由于当时尖锐复杂斗争的需要，我党领导人不仅强烈批评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而且在公开场合掲露了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斥责国民党调动部队，抢占东北战略要地，扩大东北内战，并严正指出：破坏东北停战协议，破坏政协决议，责任在国民党当局。对此，蒋介石非常恼火。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异常惊慌：中央小范围会议的机密内容，怎么会泄漏出去呢？他当即令机要处追查泄密原因。
机要处长张寿贤不得不召集处里有关人员通报这一情况，特别强调：吴秘书长要我们认真追查。
这立即引起了我的高度警惕：可能是我提供的情报带来了麻烦；因为国民党内部的反共军事部署等绝密问题，都是在中常会或蒋介石主持的小范围会议上讨论的，而这类会议都是由速记科长徐漂萍和我担任速记。徐科长是在这里干了几十年的老职员，一般不会怀疑他。我马上意识到，这次怀疑的目标，很可能会集中到我身上，而且三年前我还曾因徐仲航事件受过牵连。我的安全状况，眼下面临严峻考验。但我外表十分镇静，我已不是个新手。
我注意到，处长张寿贤虽然要大家回忆这件事，寻找问题所在，但抓得并不紧。张寿贤是江苏常州人，早在抗战前，就在南京中央党部机要处工作了，是中央党部机要处的老人。他文笔好，水平高，能力强，为人谦和。朱家骅担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后，他继续留任，并升任处长。他不介入国民党上层的任何派系，只埋头做业务工作。我分析，他此时的心理状态是害怕问题出在机要处，否则他这个处长也难辞其咎。另外，我很早就发现，他对吴铁城这个秘书长心怀不满。
一年前，曾经发生过一次吴铁城责令机要处追查泄密的事件。那天，吴铁城把张寿贤叫到他的办公室，严厉地说：军政部a有个军事机密报告，被南京汪伪报刊登出来了。你们机要处要好好查查！
张寿贤听了很不服气，但当面不便说什么，只能忍着。回到机要处，他就跟徐漂萍科长等他信任的同事大发脾气：军政部的文件泄密，去查军政部啊！找我们中央党部机要处干什么？
听者也都愤愤不平。科长徐漂萍拍着桌子抗议道：如果这样随便怀疑人，我们速记员要集体罢工！
徐漂萍是中央机关里资格最老的速记员，人缘很好，以往召开中央全会等大型会议，通常要请其他单位的速记员来帮忙，请人的事情都是徐漂萍出面协调，而且招之即来。张寿贤处长很信任他，倚重他。他这一拍桌子，更壮了张寿贤的胆。几个人商议了一下，认为机要处不能为军政部的泄密事件“背黑锅”，极力鼓动张寿贤去向吴铁城表示抗议。张寿贤真的就去找吴铁城了。
张寿贤说：军政部的文件，首先是军政部里知道的人多，应先查查他们。我们中央党部机要处没几个人。速记员是可靠的，没有证据，也不能随便怀疑人嘛！我们工作这么辛苦，还要被怀疑，接受审查。以后再这样七查八查的， 速记员都不敢上台记录了，我怎么办？
张寿贤在中央党部的处长里面，威信很高，吴铁城对他一直比较客气。他态度一硬，吴铁城就不便和他硬碰，于是缓和了一下口气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上面怪罪下来，我也没有办法呀！查一查总是应该的嘛！”然后向张寿贤挥了挥手，意思是“算了，算了”。
不久，听说是军政部的一个职员泄的密，他拿文件给敌伪报馆记者换钱花了。
吴铁城追查敌伪报纸的泄密事件时，我不在场，是我的速记同事居正修一五一十告诉我的。
可是，我心里比谁都明白，这一次吴铁城追查的泄密事件，与上次情况大不相同。因为3、4月份，蒋主持的小范围会议的这些情报是我送出去的，而党组织因为形势紧迫，公开使用了这情报的内容。所以这次追查泄密，完全有可能查到我的头上，不能不认真对付。
好在张寿贤处长和徐漂萍科长对吴铁城很反感，我听见他们私下说：“又来了，又来查了，真讨厌！”平时大家敢怒不敢言，遇到这种事情就消极对抗。这对我来说，也起到了缓解心理压力的作用。
我回到家里，马上与明之商量对策。在遇到重大问题时，我总是把明之当成“主心骨”。明之想了一下，平静地说：要沉着冷静，见机行事。
我一听就急了：你不要只讲原则。沉着冷静，见机行事！我已经够冷静的了，现在要想想怎么“见机行事”!
明之一向老成持重，对我情绪化的言语，从来不往心里去。他一边做着家务一边思索。我这时也意识到自己过于急躁了，就和他一起做起了家务。
我说：吴铁城这个人很坏。你还记得吧，1932年他在上海当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时，干了多少坏事！
明之点点头。过了一会儿，不慌不忙地说：这种事情，光是怀疑没有用，
要有证据。你每天下班回家，几乎连门都不出，他们找不到你泄密的证据。现在他们不是还没有注意到你么？最好能够转移目标。
我听了眼睛一亮：“‘转移目标'这是个好主意，而且大有文章可做！”我想了想，对明之说，“我想利用内部矛盾，转移视线。”
明之听了我的具体思路，觉得很好。他安慰我说：没什么了不起的，思想压力不要太大，就像平常一样若无其事，千万不能让别人看出你心虚。
话是这么说，要真正做到若无其事，可没那么容易。
夜里，我久久不能入睡。我还是在为这次如何才能成功脱险苦苦思索， 反反复复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无破绽。我明白，这一次追查泄密案可能给我带来的危险，实际上比上次徐仲航被捕给我带来的危险更大。上一次，只要徐仲航顶住了，我就是安全的。这一次，险情直接奔我而来，中间没有缓冲地带。如果查到我头上，怎么办？
此时，我已经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转移目标”。根据我的“职业”敏感，我早就察觉周围确有被派来负有“特殊使命”、搞内部监督的特务，问题是如何巧妙地转移？对此，科长、处长、秘书长又会有什么反应？
睡在小床上的女儿小放不知梦见了什么，竟然发出咯咯的笑声。我不由得发出感慨：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不就是为了下一代人过上幸福的生活么？将来他们一定会过上好日子的。
明之也被女儿的笑声惊醒了，发现我还没睡，就问：还在想那件事？
我回答：“是，要想清楚一点，明天上班才好应付。你先睡吧。”其实这时我已初步想好了如何转移视线。我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张处长又被迫在办公室召集有关人员，检查分析泄密的原因， 大家只好把手上的工作放下，应付这人人过关的一套。你一句，我一句， 漫无边际，不得要领。我故意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中央通讯社的××记者，最近好像来得更勤了。”其他同事马上附和道：“是的，这个人很讨厌，是个‘包打听’又很滑头。”科长也说：“他是常来的。”
处长若有所思地轻轻点头，显然是表示赞同。
我根据自己的政治敏感性判断，此人根本不是“记者”，是负有特别使命的特务。他以记者名义在国民党机关内部搞监视由来已久，随便“打小报告”，因此处长和科长都很讨厌他。但据说此人有后台，处长不会为了这件事去和他对质。我分析，处长和科长们，都不希望本单位出事，一定会抱团儿排外，所以，我借机把注意力引向外部。
此时，主任秘书有急事找处长去修改文件。处长起身说：“反正机要处没有问题。算了，散会。”追查会就此结束。
后来，处长和科长再也没在大家面前提起此事，很可能我看似漫不经心的一句话，真的把他们的视线引向了外部。也许上峰怕又和上次一样，查来查去，再查出家丑，于是不了了之。
我很庆幸，他们没有继续追查这件事。
明之向吴克坚汇报了这件事情。吴克坚表扬说：你们沉着冷静，利用矛盾，转移视线，保护了党的机密，也保护了自己，很好。
a 军政部，1946 年 5 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改为国防部。
周恩来口头嘉奖：“迅速、准确”
1946年4月，国民党根据六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方针，蒋介石又连续召开两次由他钦点的少数军界高官出席的“最高军事会议”（不是“国防最高委员会”），我被指定去担任速记。这两次会议均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并拍板，主要是讨论确定向关外的东北，关内的中原等各个解放区进攻的军事部署、兵力调配、战区划分和长官任免等问题，并对中共将领、兵力特点、军队数量进行猜测和评估。
会上，一些军事头目气焰十分嚣张，狂叫：以400万“国军”之实力，有美国供应之新式武器装备，有日军投降后所得的109万人之武器装备，足以压垮区区百万“土八路”、“新四军”。
在这些叫嚣者中，尤以蒋介石的嫡系、时任国民党军政部长的陈诚最为嚣张。他叫嚷道：“保证在短时期内消灭共产党。”
一场空前的内战即将在全国爆发。
我将这两次最高军事会议中的重要内容，一字一句地速记下来，带回家。此时，我对蒋介石集团在抗战胜利后，不让人民休养生息，一意孤行顽固反共，把百姓再次推进内战的火坑，心里非常愤怒。同时又为自己将他们的反共部署悉数收入囊中，感到欣慰和振奋。
得到这些情报，我们二人立即开始“流水作业”。我在前面整理速记， 明之在后面争分夺秒地摘编。我开了几个白天的会，明之就开了几个晚上的夜车，他几乎彻夜不眠。明之按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将情报送交吴克坚。周恩来看后立即命令：急电发往延安。
据当时在延安中央情报部工作的老同志盛炳道说，他曾亲手油印过这两次国民党“最高军事会议”的情报，分送中央领导同志传阅。
当时也在延安中情部工作的老领导王涛江说，党中央了解到蒋介石在两次“最高军事会议”上策划发动内战的阴谋和具体部署的详情，不久即根据国民党的兵力部署、进犯路线和作战序列，做了相应的兵力调动，及时派遣得力干部到重点战区。
当时在中共南方局任秘书长的童小鹏，在他的回忆录《少小离家老大回》中，专门写了一节《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其中特别提到：国民党这两次“最高军事会议”的重要情报，全部由沈安娜获得后，报送中央。童小鹏写道：“使中央能根据敌人兵力部署、进犯顺序作相应的兵力调动，而立于不败之地。”
政协会议之后，明之和吴克坚接头的时间，大都安排在傍晚。这时下班人多，街道上很热闹，一般不会引人注意。他们在人群中擦肩而过，明之就将密藏情报的小物件递到了吴克坚的手上，随即各自走开。有时吴克坚会交代几句话：“×天后，在×地，老时间。”他们二人对重庆都很熟悉，一说就明白。
何时在何地接头，明之从来不告诉我。一方面是保密习惯，另一方面是怕我担心。
1946年4月底的一个夜晚，明之出门与吴克坚接头，去的时间比以往要长，我开始有点担心了。因为自1945年10月与吴克坚恢复联系后的半年多来，明之每次出去从来不在外面久留，事毕即回，今天不会出什么事吧？从事秘密情报工作，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
★当年的吴克坚与华明之
我正在焦急地等待，只见明之满面春风地回来了。这种情况以往很少有。
“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我有点埋怨地问。
明之喜气洋洋地说：“吴克坚同志今天约我到一个隐蔽的地方，悄悄跟我多说了几句话，他说：‘周恩来同志对今年1月至4 月获得的情报，做了“迅速、准确”的口头嘉奖，这当然包括你们俩的工作成绩’！”
我听了特别高兴，我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明之说：得到党组织、得到周恩来同志的嘉奖，再苦再危险，我们也心甘情愿！
前文回顾
《丹心素裹 ——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代序和引子 《丹心素裹 ——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第一章 《丹心素裹 ——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第二章 （1） 《丹心素裹 ——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第二章 （2） 《丹心素裹 ——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第二章 （3） 《丹心素裹 ——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第二章 （4） 《丹心素裹 ——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第二章 （5） 《丹心素裹 ——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第二章 （6） 《丹心素裹 ——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第三章 （1） 《丹心素裹 ——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第三章 （2） 《丹心素裹 ——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第三章 （3） 《丹心素裹 ——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第三章 （4）
《丹心素裹 ——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第六章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