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宣布由陪都重庆“还都”南京。此后，国民党党、政、军机关陆陆续续迁回南京。
5月初，吴克坚先去南京，然后去上海。中共中央情报部派他负责开辟并领导沪、宁、浙、闽等地的情报工作。吴克坚在去南京、上海之前，约明之在重庆一个小茶馆里见面。他对明之说：“到南京以后，由何以端a直接领导、联系你们的工作。”出于对明之的绝对信任，他把何以端在重庆的住址告诉了明之。接着又说：“你们先在重庆见一面，把到南京后的工作安排一下。”明之说：“我知道了。”
吴克坚嘱咐说：“以后我们就不能经常见面了，你和安娜要好自为之！”两人紧紧握手，互道珍重，然后告别。明之眼望着吴克坚在夜色中匆匆远去的背影，心中产生了几分怅惘。明之和吴克坚这半年不知多少次在夜色中接头，传递情报，接受指示。在明之的心中，吴克坚不仅是他和我的领导， 还是党组织的化身，看见了他，就像看见了党组织。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看着吴克坚的身影消失在重庆薄雾迷蒙的夜色中，明之这才转身绕了一段路回家。他没有把吴克坚调去上海的消息告诉我。他不想让我为此而伤感。
明之是在一个下着牛毛细雨的傍晚，找到何以端的住处与他见面的。明之打了一把重庆人常用的油纸伞，在伞把上系了一个红布条，这是吴克坚给他们规定的接头暗号。
何以端见了他的伞，问：“你的伞是在哪里买的？”华明之答：“牛角沱。”
这样，暗号就对上了。
a 何以端 (1900—1978)，四川省营山县人。解放战争时期，是吴克坚情报系统重要组织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军委联络部上海联络局局长、煤炭工业部设计院党委书记、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20世纪20年代何以端在法国
何以端讲一口浓重的四川方言，抑扬顿挫，语速比一般人慢， 节奏感很强。明之和他一谈话，就发现他非常老练，情报工作经验十分丰富。
何以端和吴克坚年纪一般大，同是19 0 0出生，但个子要比吴克坚小些，看上去也显得老 一点。他于1919 年入武昌外国语 言专门学校学习，同年到北京， 参加了五四运动，并与赵世炎等 创办《工读》刊物。1920年11月，去法国勤工俭学，寻求革命真理，还 当过矿工，下矿井采矿。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旅欧共青团布罗尼支部书记，旅欧中国共青团支部书记。1928年，接受共产国际指示，加入法国共产党，担任法共中国语言组书记。
1931年初，在巴黎组织东方民族反帝同盟，从事中法两国工运。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法国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1939年奉召回国，在重庆从事情报和统一战线工作。
何以端与明之接头后说：“国民党机关认识沈安娜的人很多，今后敌我斗争会更加尖锐复杂，为确保情报工作安全隐蔽，到南京以后，我与你们的联系肯定不能在你们家中，由你单独和我约定地点会面。我不和安娜见面。这样可以避免由于我联系的人多而构成对安娜安全的威胁。”显然，接头前， 吴克坚已详细向何以端交代了我们俩的工作及一切情况。
明之问：到南京以后，我们俩在哪里见第一面？
何以端想了想说：就在夫子庙吧，那个地方好找。时间就定在下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上午九点。估计那时我们俩都能到南京了。
“如果有情况没见到呢？”
“后备时间和地点是下一星期的老时间，老地方。”
“明白。”
何以端又交代说：“明之，你是一位老党员，有地下工作经验。到南京后，交给你的任务要多一些。你先代表党组织联系葛亦远a。以后根据情况，还要派给你其他联络任务。”接着，他简单介绍了葛亦远的情况。
葛亦远是何以端领导下的一位1940年即打入“军统”的中共秘密党员。在重庆期间，他在党内先后由董必武、王若飞、刘少文、杨超、陈家康等人单线领导。1946 年以后由何以端领导。多年以后，葛亦远回忆起与何以端共同战斗的岁月，感慨万千，他说：“我虽然披着特务的外衣，但时时刻刻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没有忘记自己的革命理想。何以端曾对我说，他的名字就是座右铭， 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何以端端正正的做个共产党员；二是怎样才能端端正正的做个共产党员。我也经常以这个座右铭来鞭策自己。”
★1948年葛亦远在南京
何以端与明之分别时，说出葛亦远在南京的住址和联络暗号，华明之默记心中。
重逢与永别
1946年5月，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机关开始还都南京。我和明之商量决定， 要尽快到南京，以便占住在中央党部秘书处的位置，可不能在混乱中，丢了重要工作岗位。为抢机票，我塞了一块大洋，才算先弄到一张机票。5月中旬， 我独自带了小放和小新两个孩子，搭上了国民党机关为一般职员和家属租赁的“包机”，从重庆郊外的白市驿机场飞往南京。明之则因为他工作的单位“资源委员会”尚未“还都”，仍需继续留守重庆，没能与我们同行。
a 葛亦远（1918—1998）湖南湘潭人，1938 年加入共产党。后长期潜伏“军统”从事秘密情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调查部及上海市委调查部处长、上海市委对台办公室副主任。
在重庆的八年，我们俩经历了人生的酸甜苦辣。现在要离开重庆，那经历过的酸甜苦辣顿时涌上心头。况且现在是我一人带孩子先走，所以在离开重庆前，我们认真打扮了一下，拍了一张照片。每一次生离，都有可能是死别。所以，能拍照，要拍张照；能拥抱，要拥抱一下，再走……
★1946年春，沈安娜、华明之与儿女在重庆的最后一张合影
我带着两个孩子搭乘的“包机”实际上是一架货机，机舱里堆满了行李和杂物，所有乘客都横七竖八地坐卧在行李中间。飞机螺旋桨发出的噪音震耳欲聋，要贴近耳朵大声喊叫对方才能听见你在说什么。因为受气流的影响，机身颠簸非常厉害，小放和小新晕机呕吐不止，孩子小，不懂事，边吐边哭，最后把嗓子都哭哑了。
飞机飞了不到一小时，不知何故，突然在一个不知名的机场降落。从舷窗向外看去，窗外是一片半人高的蒿草。机组人员宣布，任何人不准下飞机，以免有土匪来抢劫。刹那间，舱内大人小孩哭的哭，叫的叫，乱成一团。我紧紧搂着两个孩子，一动不动。过了半个多小时，飞机又颤颤悠悠地起飞了。一小时后飞机降落，大家一看，不是到了南京，而是飞回了重庆白市驿机场。一问才知道，是飞机发生了故障，不得不返回重庆。
我疲惫地带着两个没精打采的孩子回来了。明之十分惊诧，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把路上的经历简单述说一遍，他才长舒了一口气。
休整一夜，次日又去机场。飞机起飞后仍然颠簸不止。也不知飞了多长时间，终于到了南京。飞机降落了，我和孩子们才从痛苦的晕眩中解脱出来。我的家被安置在“中南旅社”。中央党部包租了这家旅社的二楼和三楼，
当作部分职员的宿舍。中南旅社坐落在国府路（现为长江路），位于后来建成的国民大会堂对面。
我到达南京，机关办公室还没有整理好，暂无工作可做。家也还没安顿好，我便抓紧时间带着小放和小新匆匆忙忙去了上海，看望公公婆婆和大儿子庆来。下了火车，直奔南市老北门旧仓街永安坊2号。
久违了，上海！久违了，老北门！
九年前的1937年8月，淞沪大战爆发，我遵照姐姐伊娜的嘱咐，轻装上阵，把刚满周岁的大儿子庆来交给婆婆带回上海，只身一人留在杭州。后来，因为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我又单枪匹马到武汉去找党，再后来遵照董必武的指示，跟随国民参政会的包船去了重庆，与公婆、大儿子一别就是九年！特别是对大儿子我似乎有一种愧疚的心情，常在梦中梦见他临别时的小模样。如今回到上海，真想马上抱抱庆来。
我刚一进门喊了“爹爹，姆妈”就哽咽起来。公婆和七弟家 在战乱中熬过来，真不容易啊，还要抚育年幼的小庆来。随即，我就四下寻找庆来的身影。
婆婆故意问我：找什么？我急切地问：庆来呢？
开朗的婆婆笑着对我说：庆来正在弄堂里和别的孩子一起玩。你自己去找吧。你要认不出他来，今天晚上不给你吃饭。
我马上到弄堂去找儿子。九年不见，我印象中的庆来还是一岁时的样子。如今不知道是什么模样。不过我心中有数。庆来在九个月时动过一次小手术， 在头颈处留下一条小疤痕。如果看脸认不出来，看疤痕总能认出来的。
一大群孩子在弄堂里玩耍，乍一看，长得都很可爱。我除了看脸，还注意孩子的头颈。当看到第二个孩子时，发现有疤痕，再仔细看看模样，一点没错，这孩子就是庆来！九年不见，庆来已长到一米多高了。这是多么漫长的九年，这是多么难忘的九年。现在终于见到了九年来朝思暮想的大儿子，我百感交集，想喊一声：“庆来，姆妈看你来了！”嗓子却哽咽，发不出声。我定了定神，这才轻轻叫了一声：“庆来！”
庆来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仿佛在问：你是谁？
我用上海话轻轻问儿子：“庆来，侬晓得我是啥人？”
儿子怯生生地摇摇头。我心里很难受，却又很无奈。孩子刚满周岁就离开了，九年过去了，儿子哪里还会记得姆妈的模样？
我说：“我是侬姆妈呀！”
儿子半信半疑地望着我，还是不能马上接受这个从天而降的妈妈。
我拉着他说：“走，阿拉一道回家去！”我是想让婆婆看看，这么快就把儿子找回来了。
回到家里，婆婆看着我们母子俩想亲热，又有点不自然的样子，就对庆来说：“庆来，伊是侬姆妈。快叫姆妈。”
庆来这才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姆妈”。
我应了一声，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九年了，才听见大儿子叫了一声“姆妈”！九年前在杭州车站母子分别，庆来第一次叫姆妈时的情景如在昨天，第二次听到儿子叫姆妈，竟隔了漫长的九年！
我非常感激公公婆婆和七弟家，他们从庆来出生，辛辛苦苦抚养了这么多年。我感到欣慰的是，儿子庆来已经长大懂事了。
公公和婆婆给我讲述了一个庆来的故事：日本人占领上海期间，庆来六七岁时，爷爷奶奶让他去买早点。去那个卖大饼油条的小店，路上要经过一个日本人的哨卡。中国人从这里经过，都要给日本人鞠躬。可是小庆来宁可绕远，到另外一个不经过日本哨卡的摊子上去，也不给日本人鞠躬。有一天， 他去了很久才回来，大饼油条都凉了。奶奶问他：“怎么去了这许多辰光？”他说：“我不愿给日本人鞠躬。”爷爷夸奖他说：“好，有志气！我们没有力气去打鬼子，也决不能向鬼子低头！”
★离别九年后，沈安娜、华明之终于在1946年见到了父母和大儿子庆来，一家人在上海合影
听了公公婆婆的讲述，我禁不住自豪地把庆来抱在怀里，赞扬道：“好儿子，从小就有志气！”
小放和小新见了哥哥，有一种自然的亲近感。庆来见到弟弟妹妹，也非常高兴。但是弟弟妹妹从小在重庆长大，只会讲四川话，不会讲上海话，而庆来一句四川话也听不懂，语言交流出现障碍。好在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在一起玩儿得很开心。庆来带着弟弟妹妹去见他的那些上海小朋友，在上海的孩子们看来，那抑扬顿挫的四川话倒也别有情趣。
我这次回上海，还想见见姐姐伊娜。但是出乎意料地却得到这样的消息：姐姐早在1942年12月就因病去世了！伊娜在日军铁蹄下的上海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历尽艰险，出生入死，终因积劳成疾，未能及时医治，默默无闻地走完了她平凡而伟大的人生道路。
自1937年“八一三”杭州一别，由于战火连绵，关山阻隔，我和姐姐长期不通音讯。如今抗战胜利了，姐姐却没能等到这一天。
我非常想了解和姐姐在杭州分手后的经历和生活，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能如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80年，中央和各地成立了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有关部门发现，一些中央特科时期和抗战时期情报战线的老领导、老同志在回忆时，经常谈到一个女同志的名字——沈伊娜，这才引起他们重视，提出要征集伊娜的事迹材料，并要我帮助做些工作。他们找到伊娜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的直接领导人和已故领导人的爱人，以及与她一起工作过的战友，比较详细地了解到了伊娜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伊娜从1934年参加革命，就在中央特科及后来的情报战线做党的秘密交通联络等工作，一直到1942年去世，历时共九年，由于工作需要和所处环境特殊，她与丈夫舒曰信时分时合，有时还一同从上海到南京、北平等地工作。领导经常把一些重要紧急的任务交给她，她每次都出色完成，从来没出现过任何差错。
伊娜的领导曾多次更换，1937年七七事变后，她在高原领导下担任交通员；1938年秋至1939年5月，在李云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后由李云证明她是共产党员， 党龄从1939年算起）。那时李云交给她的主要任务，是送情报给八路军办事处转报中央。有时，她冒着生命危险，争分夺秒，抢在可能发生的危险之前，分送报警通知，解除同志危险。李云回忆说：交给伊娜做的事，我很放心。
1939 年秋，沈伊娜、舒曰信等人转由刘少文情报系统的吴成方直接领导。吴成方记得，是刘少文带着伊娜来与他接组织关系的。刘少文与吴成方还决定，伊娜仍负责内勤交通。有一次，刘少文在上海检查工作，临时要伊娜执行一项重要而又紧急的交联任务。当时正下着瓢泼大雨，门口马路下水道堵塞，积水很深，伊娜立刻撩起旗袍，脱下布鞋拎在手上，赤脚淌水而行。脚被划破了，她浑然不知，迅速赶到目的地，完成任务后才发现，被划破的伤口流了很多血。刘少文曾称赞伊娜是“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的好同志”。
与伊娜共事过的一些情报老战士回忆说：“沈伊娜胆大心细，能够适应各种恶劣环境。在白色恐怖中，每逢遇到危急情况，她总能镇定自若，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化险为夷。她很善于把情报伪装密藏，巧妙地躲过搜身检查。一次，她‘住机关’时，领导让她运送手枪，她换上一身比较漂亮的时装，装扮成端庄少妇，把手枪放在手提包的自制夹层里，大大方方地通过了军警岗哨，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伊娜当年的战友姚子健也是1934年由鲁自诚、舒曰信介绍入党的，他从南京国民党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密取军事情报和军用地图，亲自送到上海舒曰信、伊娜家， 由他们先后交给鲁自诚和王学文，受到党组织赞扬。70年后，已90高龄的姚子健每次见到我都会动情地说：“当年你姐姐伊娜担任秘密交通员，担负的是高难度、高风险的任务，可是她每次都能顺利完成。有时遇到可疑人跟踪，她总能机智地甩掉‘尾巴'，安全脱险。”
伊娜吃苦耐劳，心地善良，每当看见战友，特别是他们的爱人、孩子遇到困难， 她都主动地伸出援助之手，全力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1938年，姚子健在香港
建国初，我在上海工作。伊娜的战友刘佩侠大姐，从外地到上海。当她见到我后，立即上前紧紧拥抱，泣不成声。她对我说：“安娜，一见到你，我就想起你的姐姐伊娜……你姐姐是我最亲密的战友，比亲人还要亲……”
原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刘大姐二胎临产前，偏偏爱人高原（沈伊娜和舒曰信等人的领导）不在家。伊娜就守在她身边，像照料亲姐妹一样照料她。将要临产时，伊娜找车把她送到医院，然后马上回家，照顾留在家里的大孩子。接着，又用自己的旧衣服、旧被褥改做了婴儿衣服和小被子以及尿布， 送到医院。孩子生下来以后，伊娜又把刘大姐接回她家。工作之余，伊娜都要到刘大姐家里帮助做饭、洗尿布。直到她爱人高原执行任务回来。
刘大姐哭着对我说：“伊娜这么好的同志，过早地离开人世，叫人想起来就伤心啊！”
另一位大姐潘丽华告诉我，当年她生病卧床不起，丈夫去外地执行任务，伊娜主动热情地照顾她，还做家乡菜肴和点心送给她，使她感到非常温暖。
伊娜的爱人舒曰信对她的感受就更深了。他说：“伊娜做秘密情报工作不畏艰险、吃苦耐劳。她总是那么乐观，生活再艰苦，她也从来没有流露出一丝怨言。而对我在生活上的照顾是那么体贴入微。”
跟她一起“住机关”的人曾经说，伊娜为了让同志们吃好，休息好，工作好，一人承担了烧饭、洗衣等全部家务劳动。时隔四十多年(上世纪80 年代），这些曾经和她并肩战斗过的同志们，对往事记忆犹新。伊娜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沈伊娜去世时，年仅30岁。她没能看到八年抗战的最后胜利，没能看到新中国的成立，没能看到她曾经生活过的上海租界改天换地的变革……当然也没能过上一天舒适安定的家庭生活，默默地离开了人世。
1982年，经中共中央调查部调查核实批准：“沈伊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934年参加革命，党龄从1939年算起，其工作事迹、历史证明材料存入我党特科历史档案。”这体现了党组织对一个秘密情报工作者的负责精神。
1985年，在《红岩春秋》杂志上发表了我怀念姐姐沈伊娜的文章《地下战线无名小卒》。我这样写道：“在当年血雨腥风中，有一些无名战士在默默奉献……沈伊娜没有突出的业绩，也没有什么传奇经历，她犹如中华大地上的一朵不起眼的小花，一株无名的小草，默默地生长，悄悄地枯萎，然后默默地化入土地，滋润着新的种子，在这儿繁衍新的生命。中国共产党伟大壮丽的革命事业，有无数像她一样的无名小卒，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阵营，经历了血雨腥风和各种错综复杂的斗争，才取得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
20世纪80年代，当年的中央特科领导人王学文，在为伊娜写的证明材料中写道：“伊娜做掩护机关，保管秘密文件的工作，有时到妹妹安娜那里取重要的军事秘密文件，还是冒着很大危险的。她用巧妙的办法回避敌人的搜查，交给我，又由我交给上级。伊娜是个赤忱的青年，为人忠实可靠，严守纪律，勇于负责，给我印象很深，至今我还怀念这位好同志。”
王学文曾动情地对我说：“你姐姐伊娜是一个忠实于党、勤恳工作、思想朴实的好孩子。交给她的工作，十分放心。我当时到她与小舒住的小亭子间， 只有两个凳子，我们坐下了，她就只好站在一旁默默地听着……”
当时“默默地听着”的沈伊娜，后来默默地走了。虽然她身后没有留下一男半女，可是她的领导、战友和亲人们都永远怀念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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