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人互相“保密”
我在上海没住几天，便匆匆带着两个孩子返回南京。我怕南京有重要会议，漏记重要情报。
“还都”之后的中央党部秘书处在丁家桥办公，离我们住的中南旅社很远，要坐班车上下班。我们的孩子还小，没人照看不行，我就给泰兴老家的母亲捎信，让母亲到南京来帮助照顾孩子。母亲接到信，很快就来了。
老人家高兴极了！我17岁离开家乡，现再见到时，已经过去了整整14年。我这个当年的少女，如今已是31岁的少妇了！
老母亲到南京时，还带来了多年一直跟在老人身边的小伙计陈三。说是小伙计，其实老母亲早已把陈三当自己儿子一样看待。不久，庆来也被接到南京，三个孩子们都亲热地叫陈三为老伯伯。
我把家交给母亲，自己一心忙工作。
★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旧址（现湖南路10号）
★1938—1949年，沈、华在重庆、南京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时密藏过情报的铁皮箱
几天后，明之也随资源委员会的职员飞抵南京。一家老老小小七口人住在两间屋子里，很挤，但终于团圆了。
过了些日子，我发现，母亲和陈三像有什么秘密，他们老是在后屋嘀嘀咕咕，只要我一出现，他们就马上停止嘀咕，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大声扯起别的事情，给人一种很神秘的感觉。明之和我整理的情报，有时因未到送出的约定时间，就密藏在母亲住的后屋床下一只从重庆带到南京的破铁皮箱子里。铁皮箱内上面放杂物，下面放情报。经常从床底下拖进拖出，箱底都快磨破了，但是可以防老鼠咬，所以从重庆带到南京，仍用它来藏情报。在母亲看来，女儿和女婿也有些秘密的事瞒着自己。
一次，庆来在无意中对我说：“外婆和老伯伯常常说‘老四'什么的，说是想家，想‘老四'了，不知什么意思。”
“老四”是谁呢？后来我与明之分析，抗战期间，泰兴黄桥一带，新四军抗日救国斗争非常活跃。我们猜想，母亲和陈三说的“老四”，大概指的是新四军吧？
原来，母亲和陈三在家乡一直为新四军的地下工作人员做掩护，帮助藏匿文件和武器。沈家实际上就是一个新四军的交通站，他们称陈三为“三哥”。母亲和陈三临出来之前，在家里小楼上为新四军藏的一批枪支刚刚取走。但他们担心交通员再回来就找不到“三哥”了。他们为不能再给“老四”工作而惋惜。他们知道国民党和新四军不是一家，蒋介石是要消灭新四军的。老太太到了南京才知道我们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职员。她认为女儿和女婿在国民党机关里工作，那就不能让我们知道共产党、新四军的秘密。
我从心里为母亲感到自豪，但眼下又不便和母亲说破，就提示他们，以后不要再说“老四”了。
我对明之说起母亲和陈三的秘密，明之笑道：没想到她老人家和陈三也做秘密工作呢！
我说：就这样，一家人互相保密吧！
我和明之自然不能对母亲和陈三说破自己的身份，我们不时要背着母亲和陈三在家里藏些东西——把装有密写情报的香烟和火柴盒伪装好，藏在母亲床下的杂物堆里，等明之去接头时再取走。有时密藏被母亲碰见了，就暗示她千万不能对外人讲，要帮助保管好。老人家做过“秘密工作”，见我们也神神秘秘的，渐渐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不过她也不问。直到上海解放， 我们俩的身份公开了，老人家和陈三似乎并没有十分惊讶。
获取国民党高层绝密军事情报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指挥对中原解放区发动围攻，自此爆发全国规模的内战。吴克坚通过何以端指示明之，转告我：重点搜集军事情报，以配合我军打败蒋军的进攻。
自1946年6月至1947年2月，蒋介石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的八个月中，一共从共产党手中夺取了105座城市，但他的兵力却损失了71万人。平均每占一座城市，就要付出七千人的代价。同时，由于蒋介石占领地盘的扩大，战线亦随之延长，军队补给发生困难。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不断开展游击战争，迫使蒋介石投入大量军队，来守卫交通线和这105座城市，蒋介石的机动兵力就大大减少了。因此，蒋介石不得不放弃全面进攻的方针，变为重点进攻陕甘宁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派飞机轰炸延安。14日，由胡宗南亲自指挥七个师约十五万人的兵力，向陕北解放区大举进攻。
15日，蒋介石召开了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他在会上狂妄地说：“要作战到底！”并攻击共产党“武装割据，妨碍统一”，煽动说：“这真是国家最大的不幸”。
蒋介石的讲话，引起与会代表的强烈反应。我坐在主席台的一侧，对会场上的情景一目了然。
在这次会上，蒋介石的嫡系亲信、参谋总长陈诚做军事报告。他在报告中介绍了国民党整军、扩军以及和解放军交战的形势，还不失时机地对共产党进行攻击。
陈诚说：“共党无理拒绝，紧闭和平之门，甘做人民之敌，破坏国家统一，扰乱地方安宁……遂使为救国而抵抗侵略之将士，不得不为救民而戡平内乱。”
这种陈词滥调不是情报，我早已听腻了，我只关心那些对打败蒋军真正有价值的情报。
3月19日，胡宗南部队占领延安。他在发给蒋介石的报捷电报中说：“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终于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虏敌五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
此时正值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会议期间，当陈诚趾高气扬地在会上宣读电报时，我看到，坐在主席台上的蒋介石频频点头微笑，满面春风，得意洋洋。
实际上，胡宗南部队占领的延安是一座空城。在蒋介石发布轰炸延安的命令之前，中共中央已从打入胡宗南身边的中共秘密党员熊向晖那里，得到重要预警性情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及时进行战略转移，主动撤出延安。胡宗南电报中所说“俘虏敌五万余，缴获武器无数”纯属谎言。此时， 胡宗南在战略上已陷入被动，他的部队随后逐个被解放军击溃、歼灭，损失惨重。
我成功获得国民党1947年3月六届三中全会的全部文件，特别是参谋总长陈诚在小范围会上所做的绝密军事报告，以及他们对战局形势的分析情况，均由明之剪边、摘编、密藏后送交何以端，及时上报设在上海的吴克坚情报系统，然后发往延安中情部。
蒋介石生逢乱世，他能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在国民党派系林立四分五裂的形势下脱颖而出，足以证明他决非等闲之辈。他在国民党各派之间玩弄权术，左右逢源。时至20世纪40年代末期，他的这套把戏就玩得更加纯熟、老练了。在各种会议上，一遇到派系之间因利害冲突争论不休时，他就拿出他的“太极”妙法，说：“再研究研究，下次请××做报告，今天暂不作结论。”
待到下次会议时，他拿出的意见，已是一锤定音。大家慑于他的权威，谁也不敢再吭声了。
我对蒋介石惯用的这套手法，耳闻目睹无数次。
蒋介石主持会议，通常比较斯文，讨论问题时，总要先问坐在前排的于右任、戴传贤、张继、居正等国民党元老，称他们为“先生”，随后再问其他人。一般情况下他很少插话，都是听别人说，有时甚至闭着眼听，像睡着了似的。但不时突然又会睁开眼睛瞪某人一眼，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
1947年春，蒋介石一手挑起的全面内战连连遭到失败，人民解放军则开始转入战略反攻。他日益感到自己处境困难，形势严峻，心情越来越坏，脾气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他也越发害怕泄露“天机”。有时在最机密、最重要的会上讲党、政、军、特的关键问题时，他会突然对秘书长和速记员挥一下手，用浓重的浙江奉化口音低声嘟哝道：“下面这段话不要记。”
谁能不按总裁的脸色行事？所有的笔都停了，我和另一位速记员自然也不能例外。但我知道，他害怕泄露的“天机”，往往是党中央最需要的重要情报。于是，我就在心里默记主要内容，待到休息时跑到厕所里，用速记符号记在小纸片上，回家后整理成情报，再由明之交给何以端。蒋介石做梦也不会想到，共产党的情报人员正如张继所说的那样，就在他的身边。他不让记的绝密内容，说不定过不了多久，就会传到中共中央。
1947年5月，人民解放军在孟良崮战役中全歼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全部美式装备的整编74师，共3.2万人，击毙师长张灵甫。
74师的惨败，使国民党高层大为震惊。
与此同时，在陕北战场上，胡宗南的部队也一个旅一个旅地被解放军歼灭。所谓“重点攻势”，实际上已告失败。
1947年五六月，蒋介石多次在中央训练团做报告，我随从速记。蒋介石大骂指挥官无能，又哀叹战事失利。
他说：“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为劣势乌合之匪所陷害。真是空前大的损失，能不令人哀痛？”
说到张灵甫阵亡时，蒋介石眼圈泛红，表情十分哀伤，几乎流出泪来，大庭广众之下，只能强忍着，但是明显看出他的身体在颤抖。这种情景，我坐在离蒋介石几米处，看得清清楚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蒋介石如此哀伤，说明这一仗打到了蒋介石的痛处。
接着，蒋介石分析这次失败的原因，说是“军官不懂战略战术，不读书。” 他自称得到共军小册子《战略战术问题》，正在认真研究。
随后，他为他的将领们打气说：“今后提升，首先要看战绩，其次才是资历，要有‘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要精诚团结，共度国难，否则吾辈死无葬身之地。”
当时国防部也在为失利做检讨。他们认为主要失利于“不明共军实情”，说“共军的密码请了专家也破译不出”。
我敏锐地注意到，自1947年春天以来，蒋介石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逐步暴露出他内心十分急躁、焦虑，如张灵甫毙命，蒋强忍眼泪等情景，近在咫尺的我看得一清二楚，现场气氛十分真切。我与明之分析，这些情况对中央领导会有参考价值。于是，我立即将蒋介石在中训团的报告及对战事渐失信心，情绪沮丧，甚至拭泪等内容写成情报，通过何以端、吴克坚上报党组织报局。后来据知，有关蒋介石对战争心境的动态情报，中央十分关注。
随着军事上的节节失利，国民党中央内部矛盾日益加剧。吴克坚通过何以端指示明之转告我：不仅要继续搜集国民党高层绝密军事情报，还要注意搜集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的情报，这对我党非常重要。
1947年6月，国民党召开“中常会”、“中政会”联席会议(“中政会”是中央政治委员会的简称，开会时又称“中央政治会议”，1947年前称“国防最高委员会”）。我照例担任这次联席会议的速记员。此次会议实质是军事检讨会，在蒋介石要求大家检讨军事失利和决定今后方向时，明显形成两派。
一派以陈立夫、谷正纲、梁寒操和国民党元老张继等人为核心，叫嚷要“追剿”到底，肃清后方，稳定军心，争取美援；另一派的代表人物邵力子等则主张慎重，认为美援有限，财政开支太大，军事上再打下去没有把握。两种意见争执不下。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参谋总长陈诚积极主战，叫嚣要“三个月打出名堂”。一年前，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裁撤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会，以及行政院之军政部，改于行政院设立国防部”。任命白崇禧为国防部长，陈诚为参谋总长。实权到了陈诚的手里。年轻气盛的陈诚毫不掩饰地吹嘘说国防部长有权，我参谋总长有能！”他所说的“能”，即能力、才干，典出孙中山的“人民有权，政府有能”。可是，陈诚的“能”体现在哪里呢？
在这次联席会上，谈到当前的战况，有人就挖苦陈诚是“常败将军”。同为主战派的张继对陈诚也十分不满，说全是陈诚吹牛要在“几个月消灭共产党”，弄得现在骑虎难下。
蒋介石为陈诚开脱，但又不得不在大家面前装腔作势批评几句，随后说：“唉！也不能全怪辞修（陈诚的号），我也有责任。”
平时不大发言的国民党元老丁惟汾马上接茬说：“你老当然有责任，责任还大着呢！”
蒋介石听了大为恼火，随即拂袖而去，弄得会议又不欢而散。
在国民党此次中常会、中政会联席会议上，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主要头目的讲话，他们拟采取的战略部署，联同内部矛盾、派系斗争的情况，我都一一详细记录下来，由明之编写为情报，随即送交何以端。吴克坚收到情报后立即报送延安中情部。后来据知，此次中常、中政联席会议的情报，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
这次会议后，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决定掀起“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
7月4日，南京颁布了所谓《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宣布共产党的军队是“反叛”军队，要对解放区进行“讨伐”。蒋介石还把他的军事指挥部命名为“剿匪总部”。中央机关职员，都要参加“戡乱宣誓”。我身为中央党部职员、还是“特别入党”的国民党员，不得不随众人参与“戡乱宣誓”。
“戡乱宣誓”在中央党部礼堂举行。我站在队列的最后面，嘴里嘟囔着“誓言”，心里觉得非常好笑。这种宣誓有什么用？难道参加宣誓的人都能为党国赴汤蹈火？难道搞个“戡乱宣誓”，就能挽救国民党失败的命运？这些参加宣誓的人中，不知有多少像我一样“身在曹营心在汉”呢！
1947年8月2日，南京发布《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在各大城市逮捕“共产党嫌疑犯”，制造白色恐怖。
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及党团联席会议。行政院长张群在政治报告中哀叹：美援太少，外交上国际地位低下，军事上损失严重。
在这次联席会上，国防部长白崇禧连续作了三次军事报告，详细介绍各战场战况，妄估我部军力，特别是关于下阶段的战略部署。
蒋介石在9月联席会上还呼吁：国民党内要统一团结，要党团合作，同时把“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入国民党。他说：“共产党几年来力量增加了十倍。土八路只是原始叛乱集团，但组织严密，意志顽强；而我们则相反，抗战胜利后，大小官员忙于接收日伪资产发财，意志衰退。”蒋介石还说，他读过共产党的《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认为“共产党的工作方法科学”。他号召国民党要“学习”共产党的方法，来加强“本党”。同时责骂部下“腐化无能”。散会后，我听到有些国民党大官悄悄埋怨：“说我们腐化无能，那是无能的总裁领导的。”
我认为四中全会中最有情报价值的是白崇禧的三次军事报告。我聚精会神地全文记录下来，然后由明之整理、密写，送交何以端，之后由吴克坚掌管的密台报送中情部。
不久，何以端再次见到明之时，告诉他，组织上认为我1947年以来几个月陆续上报的情报非常重要，特别是蒋介石的心态；1947年6月，中常、中政联席会议实质是军事检讨会的情报内容；以及9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和党团联席会上白崇禧的三次内部军事报告，都有重要情报参考价值，受到中央高度重视。何以端传达了党组织对我们的鼓励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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