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在望忌大意
此时国民党加强了对蒋管区，特别是“中央地带”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控制，报纸上几乎天天登载破获“共匪”组织、抓捕枪毙“共党”分子的消息。国民党中央党部也加强了保密管理。我已不能像在重庆时那样自由出入秘书室、印刷股偷看、偷取秘密文件了。此时，何以端根据中央情报部和吴克坚的指示，告诫明之：越是胜利在望的时候，情工人员越是要注意隐蔽、伪装，切不可麻痹大意，要避免无谓的牺牲。何以端几乎每次与明之接头，都要他代表党组织，把以上精神转达给他联系的几位情工人员，特别是我。
何以端与明之的接头地点经常变换，有时在胜利电影院里，有时在小饭馆、小茶室里，一般选择行人较多、四通八达的十字街头，便于接头后迅速分开。
何以端以商人身份为掩护，经常往来于沪宁之间。为了应付军警和宪兵特务的检查，他在随身携带的小提箱里放着蒋介石和白崇禧照片各一张， 并写上“以端同志惠存，蒋中正”和“以端同志惠存，白崇禧”。每次宪兵特务检查行李，一打开手提箱，看见蒋介石和白崇禧的照片，都吓一跳，马上立正、敬礼，立即放行。
有一个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情工人员，把情报藏在一本《剿匪手册》里，这样一般不会引起特务的注意。何以端认为这个办法好，大加赞赏，就向其他情工人员和交通员介绍这个办法，并要求大家多动脑子，多想妙计，迷惑敌人。
为了情报工作的安全，何以端长期居无定所，据说他当时几乎没有在一张床上睡五个夜晚。有一次，明之应约到何以端的临时住处接头，看到他在亲戚何以藩家的灶坯间（厨房），搭一块木板睡觉。
明之发现何以藩家住房并不紧张，就问何以端为什么住灶庇间，他说： 这里方便，如果有宪兵来，爬起来就可以从灶庇间的后门跑掉。
1946年5月，中共代表团和南方局的部分人员在周恩来和董必武的率领下，由重庆抵达南京，在梅园新村设立机关。自此以后，周围就有许多特务进行监视。何以端联系的秘密情工人员多，按照秘密情报工作的纪律规定， 他是不能到梅园新村党的公开机构来的。可是有一次，何以端因有紧急情报要送，而规定的联络时间又未到，为了不耽误情报的时效，万不得已，他冒险溜进梅园新村送情报。周恩来一方面肯定情报很重要，马上交人处理；一方面严厉批评了何以端的这种危险做法。
何以端将此事告诉了明之，诚恳地说：我们以后一定要引以为戒。在敌我斗争异常尖锐的情况下，更要严格遵守秘密情报工作铁的纪律。
在杭州和重庆时，明之抄写、密藏情报就已很有经验。到南京后，除必要的原件外，他大多用工程设计绘图专用的细尖钢笔和极薄的绘图纸，将情报写成蝇头小字，然后卷好。南京、上海多雨潮湿，明之小心地用防潮蜡纸包上，在火柴盒底部做个夹层，把情报藏在夹层里面。这样，一般很难被人发现，传递也方便。他同何以端在胜利电影院旁的茶室会面，香烟、火柴放在桌上，何以端临走时把火柴盒取走，既自然，又安全。
后来何以端曾说，我有时一天能收到三个火柴盒！
除此之外，明之还想了很多更巧妙的密藏办法，我把他那些自制的密藏物件戏称为“工艺品”。有时何以端看了，也禁不住连连称奇。这些“工艺品”，都是明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秘密制作出来的。
每当到了晚上，老人和孩子睡了以后，他就用黑布把灯罩上，在灯下像女人做针线活儿那样，精心制作他密藏情报的物件，那情形决不亚于艺术创作。
送情报的时候，为了对付国民党特务的盯梢，明之几乎每天都要小心翼翼地演习甩“尾巴”。每条去联络点的必经之路，他都事先查清有哪些小巷和商店可以穿越。遇到可疑的人，既不惊慌，也不回头观望，而是照常多走一段路，然后找个墙角蹲下身子，装作系鞋带的样子，悄悄地向后看看是否有可疑的人。为了稳妥，他有时故意绕道走进僻静的小巷，有时换乘公共汽车， 直到确信没有“尾巴”为止。
国民党还都南京以后，达官贵人们除了反共，就是纸醉金迷，吃喝玩乐之风十分盛行。
我和明之从重庆到了南京，交友的圈子扩大了一些，交友的方式随着环境的变化，自然也变化了一些。不能像在重庆那样，仅在家里吃个狮子头，打打牙祭。南京当时盛行打麻将和跳交谊舞。打麻将，我们陪不起时间，也赔不起钱。但是我们又想，如果一味“超凡脱俗”，不利于隐蔽伪装。于是我们就选择了跳交谊舞，通过这样的方式和同事打成一片。有点书生气的明之非常用心，在家里画出各种舞步的路线图，然后认认真真地学，几次跳下来，就跳得很有风度了，受到很多同事的赞扬，无形中融洽了和同事的关系。
这时我们一家的生活稍好了一点，便买了一个收音机，经常放大音量，收听当时的流行歌曲。我们就是要让周围的同事看到，我们与国民党的一般职员一样，也在赶时髦，也在纸醉金迷。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越是胜利在望，就越是要注意隐蔽、注意安全，增加保护色，这样才不会被别人怀疑。
关于收音机，还有一段小插曲。我的速记同事居正修在50多年后的1999年，在《红岩春秋》杂志上发表的《和沈安娜一起速记》一文中写道：
当时听这个台（指中共电台）是犯法的，谁也不敢收听。我家住在南京树德里，这里是国民政府家属住宅，有国民政府高官住在里面，里弄门口有卫兵站岗，外人进不来。晚上收听中共电台是安全的。我参加党政最高会议记录，会上听到的军事报告都是官样文章，听到邯郸电台广播消息，往往事实证明内容是真实的。
★1947年，沈安娜、华明之在南京
有一次，我到沈安娜家里，房门开着，我把门关上，指着收音机上的频道， 轻轻告诉她：晚上什么时间，收音机开到这里，是中共的邯郸电台，我天天收听，这里消息是真的，不是我们会上听到的那样。沈安娜似乎听不懂我的话， 没有答话，也不开收音机，就和我说旁的事情了。
当时，我还以为沈安娜不喜欢收听中共电台广播。现在回想这件事，真是好笑。时时处处伪装和保护自己，已经成了我的职业本能。我自然不会随便在别人面前，哪怕是共事多年、老实本分的好友面前，表现出自己真实的政治倾向性。
我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和那些国民党元老的关系也相处得很好。我找了个机会，请国民党元老、书法家于右任a写了一幅字，装裱后挂在屋里。有客人来访，看到于右任写的条幅，都十分羡慕，因为能求到于右任的墨宝，那是要很大面子的。有了这样的面子，我和明之自然也就增加了一层保护色。于右任老先生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南京，一直对我这个经常可以看到的年轻女速记关爱有加，我也十分敬重这位爱国老人。
我还请在重庆做了八年邻居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写了一幅字，挂在家里。
吴稚晖在重庆时已七十多岁了，性格古怪，生活无拘无束，一般会议很少出席。重庆夏日酷热，他在家里经常上身赤膊，一条中式裤子不系裤带，用西裤背带吊在肩上。他平时也不愿多见客人，总在门上贴个条子：吴稚晖不在家。
听说有一次，一个人来拜访，恰巧在门口碰见他，就恭恭敬敬地叫一声“吴委员”。
吴稚晖指指门上的条子说：不是吴委员不在家吗？
来客晓得吴稚晖说话幽默，以为是开玩笑，鞠躬说：真是难得吴委员在家。
吴稚晖正正经经地说：你认错了，我是吴稚晖的哥哥。
来客明知这里没有吴稚晖的哥哥，进去不是，转身也不是，啼笑皆非，搞得很尴尬。直到吴稚晖进屋后，才悻悻离去。
但是吴稚晖对住在隔壁的我们和两个孩子，却经常露出笑脸。
从我们家的阳台，可以看到吴稚晖的书房。两个孩子在阳台上看到隔壁书房里的吴稚晖，总会乖乖地喊：“吴公公好。”吴稚晖也热情地和孩子拍手打招呼。
到南京后，我向吴稚晖求字，他很痛快地答应了。
吴稚晖是国民党的元老，又是名人，有他的字挂在家里，我们的保护色彩就更浓了一些。
a 于右任 (1879—1964)，陕西三原人，祖籍泾阳。是清光绪年间的举人，1906 年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1910 年曾与宋教仁等办《民立报》。1912 年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 1918 年返陕西，任靖国军总司令，1931 年后长期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
婉拒参选国民党立法委员
我在国民党机关工作了十几年，逐渐成为国民党党、政、军高层会议不可缺少的速记骨干之一。我的同事，特别是上司，对我的工作能力和个人修养颇为赏识。
多年来，我一向非常尊重于右任、居正、张继、吴稚晖等国民党元老。每次开会，老先生们通常都坐在前排，有时读文件读到某一页，他们翻来翻去找不到，我会主动帮他们找出来。偶然文件滑落到地上，我会马上过去帮他们拾起来。元老们都很喜欢我这个年轻勤快的女职员。
我刚进中央党部秘书处时，只是个小职员。1940年我任助理干事，1941年升为干事，1945年又升为总干事。
1947年底，中央党部为了减轻本部的经费开支，将部分工作人员的工资关系转到立法院，我此时也经常到立法院参加会议速记，并挂名为专员。当然我仍是个速记员而已。
1947年12月初，国民党准备“行宪”后的第一届立法会选举。在此次选举前的一次中常会开会休息时，元老们在一起闲聊，我从他们身旁经过，于右任突然对我说：沈小姐，我们亲眼看着你辛辛苦苦在党部这么多年了，绩能倶佳，想推荐你为立法委员候选人。
接着，坐在旁边的吴稚晖、张继、居正也附和道：是，是，我们一起推荐你！
我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好事”，一时不好表态，只是问候老先生们身体可好，把话题岔开了。
一年前，蒋介石不顾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反对，联合两个小党（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在南京召开了“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强行通过了一部宪法草案，下一步将要召开“行宪”国民代表大会。行宪立法会委员的选举，只不过是“行宪国大”的前奏。
当不当立法委员候选人，这个问题事关重大，我必须和明之商量决定。回到家里，我将于右任等元老的推荐意见，讲给明之听了。明之想了想，用开玩笑的口吻故意问我：当立法委员，你也不是没有这个能力，是不是收入还可以多些？
是的，立法委员在国民政府里是个名利双收的好职位，许多人为此大走门路。
生死关头是考验，艰苦生活是考验，金钱诱惑是考验。名利地位，同样是严峻的考验。在这十多年里，我和明之曾多次面对重大抉择。现在，我再一次面临名利、地位与党的情报事业之间的抉择。抉择的过程自然也是一种考验。
我说：出风头的事，我打心里厌烦。况且，我们这么多年，从来没把钱看得过重。最重要的是党的情报工作。
明之又故意问我：当立法委员可以接触更多高官，是不是也能获取情报啊？
此时，我还在沉思，然后明确地讲了我的意见：实际上，中央党部的机要速记员要比立法院的立法委员知道的机密多得多。速记员可以连续不断地拿到系统的、完整的情报。立法委员就没有这么方便了。
明之笑着说：嗯，太好了。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听到明之肯定我的意见，我越发兴奋地说：你别看这个立法委员，我们瞧不上，我听说不少人为了争抢这个席位，吵得一塌糊涂，面子都不要了。如果我为这种事，到风口浪尖上去抛头露面，众目睽睽之下，一旦有人嫉妒，或者有人为与我争选票而不择手段，那不就成了众矢之的了，很有可能暴露我们真实的政治身份，那就会使我们干了十多年的秘密情报工作毁于一旦，给党组织带来损失。
参加立法委员竞选的利害关系，我和明之分析得越来越清楚了，我们决定不去竞选什么立法委员，不考虑个人的名利地位，而是要坚持在核心机要岗位，继续在不引人注意的速记岗位上，不断获取重要情报。
最后，我明确对明之说：我明天就婉言谢绝他们算了！
第二天会议前，我措辞委婉地对于右任等几位元老说：承蒙各位前辈器重，但我年纪还轻，阅历也浅，让我努力两年，再请诸位老前辈栽培。
元老们听了很受用，于右任说：沈小姐为人谦虚，勤于职守，难得难得！
★ 1 9 4 0 年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职员录（部分），沈琬任中央秘书处助理干事
★ 1 9 4 1 年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职员录（部分），沈琬任中央秘书处干事
★ 1 9 4 5 年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职员录（部分），沈琬任总干事
★1948年，沈安娜、华明之在南京
婉拒竞选立法委员这件事，我和明之根本来不及请示领导，便断然作出了抉择。1948年秋，我奉命当面向吴克坚汇报工作。同时也汇报了此事，吴克坚感动地说：“你们为了党的事业，对名誉、地位、金钱一概不顾，自愿做出这个决定，实在难能可贵！”上海解放后，在1949年9月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吴克坚又旧事重提，再次表扬了我们。
后来的立法委员选举，正如我预料的那样，竞争异常激烈。因为立法委员的政治地位和声望，比国大代表还要高一点，竞争立法委员比竞争国大代表还要激烈，到处都可以看到为竞选拉票的人。国民党元老张继于1947年12 月突发心脏病去世。居正修告诉我，听人说，张继就是在立法委员竞选时，因为吵架气死的，可见当时竞争的激烈程度。
1948年1月，“行宪”后的第一届立法会，选出了立法委员据说有几百人。几个月后，孙科当选为立法院院长，并召开了第一届立法院会议。论理，立法院是中华民国最高立法机构，而实际上它只是蒋介石的橡皮图章。
我从1935年1月参加革命，就以速记员的身份开始做秘密情报工作，一直到1949 年5月上海解放，我还是个速记员。明之也是从1934年一入党就开始做秘密情报工作，是国民党机关的一般职员，一直到上海解放，仍是个速记员。
★沈安娜挎着随身存放速记本的小皮包。皮包现收藏于上海市国家安全教育馆
我们在国民党机关里不是没有晋升机会，而是党组织要我们做的秘密情报工作，不能让我们晋升，不能让我们离开这个位置虽不高、却十分重要的核心情报岗位。在我们的心中，党的事业、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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