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黎明前抓紧搜集重大情报
(1948 年初—1949 年初在南京)
陈布雷之死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场上两军处于对峙状态。人民解放军以60万兵力将国民党军队80万人围困在徐州等地，对“国军”来说处境危殆。这时国民党内部争吵得更凶了，主战、主和派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在11月间，蒋介石召开了多次中常会，我照例对每次中常会的内容照单全收。此时，“划江而治”的意图在国民党高层浮出了水面。以蒋介石为首的主战派，如陈立夫、戴传贤等人，认为苦撑半年，美苏必战，中国就会有转机。邵力子、陈布雷等主和派认为根本打不下去，不如趁早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重整江山。张群、孙科都赞同这个“划江而治”的意见。
1948年11月11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治会议，我担任速记。这次会议主战、主和两派争吵得特别激烈。蒋介石的心情越来越沮丧，但主战的决心仍然没变。
会上，我看见身材痩小的“国策顾问”陈布雷鼓足勇气，颤颤悠悠地小声“忠谏”了几句，蒋介石竟严厉斥责陈布雷：你脑筋衰弱得不够用了，怎么老是跟我唱对台戏？我说的话，你竟要删去！
我听了，不由得吃了一惊。蒋介石所说的“我说的话，你竟要删去”这件事，我很清楚。
几天前，蒋介石在中常会联席会议上咬牙切齿地说过这样一句狠话： “抗战八年，剿匪也要八年！”我当时速记中是有这句话的。后来听说，陈布雷在整理蒋介石这次讲话时，建议删去。蒋介石即对陈布雷大发脾气说：“这句话是表示我破釜沉舟的决心，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不能删去！”蒋介石还叫侍从室的人到中央党部机要处核查速记员的记录原稿。我的速记原稿中自然有这句话。
陈布雷体质痩弱，面庞干瘪，他以才学和沉稳的处事风格，深得蒋介石的信任。蒋介石1927年发表的《告黄埔同学书》是陈布雷为他写的第一篇文章。1936年起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凡重要文电，大都出自陈布雷之手。蒋介石在一般会议上讲话不喜欢用稿子，速记员整理出来的讲话稿，也都是陈布雷审阅润色，然后经蒋介石核定发表。
陈布雷曾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党部秘书处副秘书长。后被蒋介石任命为“国策顾问”。他跟随蒋介石多年，对他十分忠诚，被人称为蒋介石的“文胆”。现在蒋介石竟在中央政治会议这样重要的场合，当众训斥陈布雷，最后还对他说：“书生误事，你该去休息了！”可见蒋介石心情沮丧，把气撒到一向对他忠心耿耿的“国策顾问”身上了。
面对蒋介石的训斥，陈布雷没有争辩，他心里很明白，“领袖”对他不只是撒撒气，而是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已经无法弥合，无法挽回了。他木然退出会场。
全场的人都静静地看着陈布雷那个痩小的背影消失在会场门口。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接着两派又继续激烈争吵，几个人同时讲话，弄得我和另一速记员都无法记录。这次会议争吵的时间最长。从上午一直吵到下午两点以后才结束。
我把这几次中常会、中政会的情况，特别是“划江而治”的图谋以及蒋介石主战决心和暴躁心态，都写入情报，由明之整理上报吴克坚。
1948年11月14日，南京《中央日报》刊登了一条引人瞩目的消息：陈布雷突患心脏病逝世。然而，国民党高层几乎人人都知道，陈布雷是服安眠药自杀的。但是他为什么自杀，当时很多人并不清楚。
陈布雷平时少言寡语，说话细声细气，眼睛眯成一条线，人们很难看到他的目光。但是大家都很尊敬他。一是因为他生活俭朴，工作兢兢业业，除非开会或蒋介石召唤，他经常整天伏案工作。二是他常以“无派、无系、无权、无势”自诩。从不参与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斗争，非常超脱。
陈布雷的夫人在上海，孩子也不在身边，当时南京家里只有他一人。陈布雷喜欢早起，一般六点就起床，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那天早上，已经八点了，还没有见他起来，秘书推门推不开，感到奇怪，因为他平时是不上闩的。秘书叫他也不应，用力踢开房门，发现他仰卧在床，嘴巴大张，早已气绝。床头柜上留有两只空了的安眠药瓶子。
医生诊断，死亡已经七八个小时。
陈布雷留有三份遗书，一致总统，一致秘书，一致后人。
从致总统信中，可看出他自杀前的心情：“近年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
蒋介石闻陈布雷自尽，到陈布雷家中，站在遗体前流下了眼泪。他看完遗书，一言不发。临走，对跟随其后的陶希圣说：好好料理后事……
追悼会上，蒋介石为陈布雷题写了“当代完人”的横幅。尽管如此，知情人还是为陈布雷的自杀感到心寒。
陈布雷在致秘书信中，对后事交代：“物价日高，务必薄殓、薄棺、薄埋。”还嘱咐秘书，要把家里借来的沙发、靠椅还给宣传部。
陈布雷在致后人信中嘱咐：“勤俭正直，坚忍淡泊，永葆我家之家风。”
当时各大报都以“油尽灯枯”四个大字标题形容陈布雷之死，原来有人在陈布雷的日记后面发现有这样一句话：“我现在已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了。”
有人分析，陈布雷之死，原因在于对国民党政权的绝望。也有人分析，最使他惊奇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小女儿竟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连自己的女儿都投向共产党，岂不证明国民党的失败已不可避免？
陈布雷的小女儿陈琏自抗日战争开始，随父亲到重庆。1939年7月，她在重庆国立二中读高中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隶属于中共北碚特别区委。后来她考入昆明西南联大，毕业后在北平贝满女子中学教书。1947年9月，刚结婚一个月的陈琏与丈夫袁永熙在北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被押解到南京受审。因为他们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没查出陈布雷有什么机密泄露给女儿，蒋介石才网开一面，对陈布雷说：“畏垒（陈布雷的字），你对党国是忠心的，我知道。这样吧，你可以把女儿领出来，要严加管束，严加管束。”
蒋介石哪里知道，“严加管束”也是没有用的。在国民党的高官当中，不知有多少人的子女是中共党员呢！就连陪着蒋介石一起当总统候选人的国民党元老居正的女儿居瀛棣和女婿祁式潜（又名徐大可）也是中共党员！他们原在新四军工作，后到上海，在吴克坚的直接领导下做情报工作，是对中共党组织有贡献的情报人员。更让国民党特务和宪兵意想不到的是，吴克坚与他们联络，经常是在居正家的客厅里！再没有比这里更安全的接头地点了！
国民党元老的女儿是共产党，蒋介石“国策顾问”的女儿是共产党，国民党政府里、军队里一些高官也投向共产党，这说明了什么？
像陈布雷这样多年追随蒋介石的“国策顾问”都绝望了，自杀了，这不正预示着国民党反动政权垮台已为时不远了么？！
国民党在南京的最后几次“中常会”
1948年12月31日，蒋介石在他的黄埔路总统官邸举行晚宴，到场的有李宗仁、孙科等四十多人。
辉煌耀眼的彩灯映出的是一张张忧心忡忡的阴沉面孔，无人笑谈，惟闻杯盏之声。在座的都是国民党要员，他们深知局势的严重，隐隐意识到这是蒋家王朝“最后的晚餐”了。
餐后，蒋介石以低沉的语调说：现在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元旦发表。蒋介石说这番话时，仍然板着那张上海人说的“死人面孔”，可以听出他内心极度的无奈和恼火。
蒋介石让张群给大家念文告。这纸文告，洋洋数千言，旨在“求和” 文中也暗含“下野”之意。但他对和平提出了五项先决条件，归结起来就是，要在保存国民党的“宪法”、“法统”和军队等条件下，才能同共产党重开“和谈”。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欺骗性的和平阴谋。
张群念完文告，全场鸦雀无声。蒋介石扭头问坐在右边的李宗仁对这篇文告的意见，李宗仁答道：“我与总统并无不同的意见。”
这时，C.C.派骨干分子谷正纲等人语带悲腔，坚决反对发表这个有总统下野表示的文告。也有人表示同意发表。于是双方又开始争论。
本来就心怀鬼胎、怒火中烧的蒋介石，被人们的争论挑得火更大了，他咬牙切齿地说：我不想离开，是你们这些国民党员想让我离开！我之愿意下野， 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内部的某一派系！
这“某一派系”，无疑是指李宗仁和白崇禧为首的桂系。
几小时之后，城墙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标语：“蒋总统不辞退，共产党就不和谈”、“蒋总统不辞退，就没有希望得到美国的援助。”有人认为这是李宗仁为首的主和派干的。
事实上，此时美国大使馆一直赞成和谈，支持李宗仁及其主和派。
1949年元旦，蒋介石的“新年文告”发表了。同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高级官员在南京总统府举行团拜仪式，似在向大家告别。
但是蒋介石还不引退，是想等待共产党方面对他的元旦求和文告的反应，他在“走开以前”，还要布置许多事情。元旦那天，在蒋介石发表文告的同时，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1月5日，新华社又发表了《评战犯求和》。
1月10日，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结束，“国军”大败。
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八项和平条件。
面对淮海战役的失败，面对共产党的八项和平条件，主和派认为别无选择，只好接受。
蒋介石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在南京频频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对策。我和机要处的职员忙得不可开交。
蒋介石看到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后，即召集他的智囊团陈立夫、谷正纲、彭昭贤、李唯果、黄少谷、陶希圣等十余人开会讨论。会议做出三项决定：
一、对中共所提和平条件不做拒绝表示，要以和平姿态争取延长三个月的时间，在江南最少再征集50万军队。
二、和谈由国民党和民社党、青年党三党出面，以民、青为前锋，以证明南京政府并非一党政府，而是三党政府。
三、统一对和谈的领导，中心地点需在上海；对不受蒋领导而奔走和平的人物及碍于环境不能逮捕之民主人士，授中统以特权，不择手段对付之。
1月15日，蒋介石又召集国民党高层人士张治中、邵力子、张群、吴忠信四人研究和谈问题。蒋介石在会上说，先研究一下中共提出的和谈八条件。接着他对张治中和邵力子说：“政府中只你二人不是中共指明的‘战犯’有和谈资格。”会上，张治中和邵力子都主张与中共和谈，认为不要失去机会，再打下去，会大家同归于尽的。张群还拉张治中、邵力子一起劝蒋介石引退，以争取美援。
1月17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常会，讨论与中共和谈问题。
1月20日，蒋介石再次召开国民党中常会，讨论蒋介石引退，与中共和谈问题。
在南京召开的这最后几次中常会，我都参加了速记。我将蒋介石主持的中常会决定及蒋等人的所谈、所想、所为以及其他布置，一一记录下来。由华藻带回上海，上报吴克坚，随即上报西柏坡的中情部。
1月21日下午二时，蒋介石在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邸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委临时会议，这是蒋介石在南京主持的最后一次国民党中常会。
会议由孙科主持。我和居正修担任速记。这也是我奉命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十余载，最后一次担任国民党中常会的速记。
会议开始前，蒋介石还没有到场，会场气氛非常紧张，个个如同热锅上的蚂蚁，露出备受熬煎之状，不少人预感南京难以保住。
有人说：过年也过不好了。
邵力子说：完了完了，全是好战的结果。
就连参谋总长顾祝同也说：再也打不下去了。
有人猜测，蒋介石想以广州为“陪都”，宋子文已被派去广东省当主席， 行政院长也改由孙科充任。
众人非常关心军事方面的形势，便向一名高级军事人员打听消息。没想到他竟对大家说：“共军已抵达长江北岸，龙潭（南京）已在共军大炮射程之内，京沪铁路随时有中断的可能，诸位应早作准备。”
全场顿时一片混乱。有的呆若木鸡，不知所措，有的摇头顿足，连声叹气，有的三三两两交头接耳，惶惶不安，都盼赶快散会，另谋出路。
我听见两个中央常委在互相出主意。一个说：你的家眷该先去广州。另一个说：你的孩子小，要早些安排呀！
还有的虽然表面镇静，但都在暗中料理后事。
这帮昔日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的大人们，现在都惶惶不可终日，如丧家之犬。
我趁官员们七嘴八舌之时，扭头用手势和表情暗示身旁的速记同行居正修：不要等了，一走了之。
居正修因为经常参加各种会议，早已感觉到国民党政府末日不远。国民党“总统府”要用他工作，却只给他一张去广州的机票，不管他全家老小八口人的出路，他不愿眼看着骨肉被拆散，已于半个月前，把家眷送回家乡海宁。但自己何去何从，思想斗争十分激烈。
居正修为人老实正派，他的心绪，我早已看在眼里。所以暗示他“不要等了”。
会毕，居正修想方设法购买去上海的车票，离开南京，弃暗投明。居正修在199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感慨地说：“沈安娜暗示我走新生之路，使我避免了骨肉分离。”
正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会场突然安静下来。我不用看就知道，是“老头子”出场了。
蒋介石缓步走到他的座位上，像往常一样，扫了众人一眼，自己先坐下， 然后示意大家坐下。我注意到，今天他的神情格外凝重。
蒋介石出示他和李宗仁的联名宣言，宣布“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蒋介石终于“引退”。
这次会议，实际上就是蒋介石正式宣布“引退”的权力移交仪式。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场面甚为凄婉。蒋介石声音低沉，似有无限悲伤， 与他平日慷慨激昂骂共产党、训斥部下的情景截然不同。与会者中，已有人黯然流泪，有的竟泣不成声。
C.C.系少壮分子谷正纲忽然起立，含泪大声疾呼：“总裁不应引退，应继续领导，和共党作战到底！”
蒋介石以低沉的语调说：“事实已不可能，我已做此决定了。我今天就离开南京。”说完，起身便走。
李宗仁忙问：“总统今天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到机场送行。”
蒋介石说：“我下午还有事要处理，起飞时间未定。你们不必送行！”这时突然，老态龙钟的于右任急忙追上前去，喊道：“总统！总统！”蒋介石停步问道：“何事？”
于右任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
蒋介石把手向后一甩，不耐烦地敷衍道：“找德邻（即李宗仁）去！”说罢，加快脚步离开，像是怕有人再找他麻烦似的。
于右任这位长须髯髯的古稀老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讨了个没趣儿，尴尬地慢慢走了。其他人也黯然地离开了总统官邸。我亲眼看到了国民党历史上这极为黯然的一幕。
这次会议后，机要处接到通知：各机关文书档案尽快分三类处理，一类文件即特别重要的马上带走。我被分配整理机要处需要带走的一类文件，于是我又趁机挑选了一些有情报价值的材料。
早在1948年底，我和明之就接到上级的指示，要我们抓紧搜集有关国民党高层重大动向的情报。我及时将有关国民党近期这些会议的情报交给华藻，急送吴克坚，供党中央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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