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从“地下”走到“地上”
(1949 年春在上海）
上海解放了！
1949年农历新年过后，根据中央情报部的指示和国民党各党政机关纷纷南迁的动向，吴克坚明确指示我和明之，在适当的时候由南京撤至上海，不必跟随国民党机关继续南行。党组织要留下一批老党员，作为骨干力量，参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情报保卫工作。
这就是说，我与明之即将结束十几年的情报生涯，从此可以脱离那令人生厌的、腐败的国民党中央机关，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为此我和明之兴奋了几天几夜。我们和三个孩子在南京拍了最后一张合影留作纪念。我和明之拟分两批撤离南京去上海。明之迅速将老母亲和三个孩子以及陈三，先期送回上海，安置在南市老北门父母的家里。
2月，何以端传达吴克坚的指示：牢牢掌握情报工作的原则，即使是胜利在望，也不能掉以轻心。何以端指示明之，随资源委员会部分人员一同先期撤到上海，继续做情报工作，不要参与资源委员会的策反工作，避免任务交叉暴露身份，策反工作另有专人负责。而我则独自一人仍留在南京，并兼任立法院院会速记，相机搜集情报。
★1949年2月，沈安娜、华明之一家五口在南京留下最后一张合影。
此时，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准备南迁广州。我是多年的速记骨干，人称“快手”，自然上了撤往广州的人员名单。已升为秘书室秘书的原处长张寿贤，秉承秘书长陈立夫的旨意，要我跟随中央党部去广州。但他并非简单地执行命令，而是很含蓄地问我道：沈小姐，你有什么打算？
我事先已与明之商议了一套对付张寿贤的“说词”，我对张寿贤说：我肯定是要跟着中央党部走的。但是我现在走不了哇。立法院院会还在南京召开，需要速记员。
为了让他和秘书长陈立夫放心，我把自己的印章和刻有沈琬名字的戒指交给张寿贤保存，张寿贤觉得有了我的印章、戒指，也好向上峰交代了。他们相信，跟了他们这么多年的沈小姐是会跟他们去的。随后我又说了一句：我得回趟上海，把家务事安排一下。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跟着走的。
张寿贤听了此话，羡慕而又感叹道：“你真好啊，上海还有个家，可以回家。”他明白了，我哪有那么傻？我是不会随他们走的。很可能是个“金蝉脱壳”之计。但眼下这种形势，他又能怎么着呢？
陈立夫本来是要速记科长徐漂萍也跟着走的，但徐漂萍已在苏州找到工作，早将妻儿送回老家了。
徐漂萍对张寿贤说：我家里还有点事，需要安排一下再回来。
我们都是骨干速记员，知道国民党的机密实在太多了。按说不能轻易放我们离开中央党部，但是张寿贤并不为难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我们一条生路。陈立夫是要我们当“殉葬品”的，而张寿贤没有要求所有人都这样做，他可以从其他单位，自己愿意跟着走的速记员中再选人使用。
我感到：张寿贤这个处长还是比较仁义宽厚的，他不勉强任何人。再者， 那时众人已作鸟兽散，谁还管得了谁？
1949年2月中央党部迁往广州后，直至4月，我独自留在南京，以立法院工作为主，有时搜集到重要情报，等不及华藻按预约的时间来取，就以老人或子女有病为借口，亲自送去上海。我胸前佩戴着中央党部的徽章，有这枚徽章“保驾”，一路通行无阻。因为行前来不及整理情报，我就随身携带着记有情报内容的速记纸片。到上海后，我把自己关在老北门华家二楼的亭子间里，将速记纸上的会议记录整理成文。华藻等在门外，随时准备送出。经常与华藻联系，接受情报的是吴克坚情报系统的主要骨干同志。此时，快到外出接头的时间了，华藻在门外催道：大嫂，好了吗？辰光快到了！
我匆匆回应说：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华藻从我手中接过情报，立即伪装密藏，急匆匆出门去，在事先约定的马路边与来人接头，将情报悄悄交他。华藻是不能看我所写情报的。我也不知道华藻在什么地方接头，把情报交给谁。即使在胜利在即时，我们仍严格遵守单线联系的规定，各司其职，避免暴露。
直到4月20日解放大军横渡长江南京解放前夕，我才匆匆从南京撤至上海，脱离国民党机关，回到了党的温暖的怀抱。
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吴克坚坐镇上海，以沪、宁、杭三角地带为基础， 兼顾国统区其他重点城市，广泛开展情报、统战、策反等工作，所辖各类人员几近千人。为共产党的情报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我和明之也是这一情报系统中的一对无名战士。
1949年5月1日，经周恩来批准，中央情报部对吴克坚在解放战争时期领导的情报工作和这一战斗集体所做出的显著成绩给予嘉奖。
中央嘉奖电全文如下——
克坚并转全体工作同志：
几年来你们在克坚同志领导下，不避艰险，任劳任怨，坚守岗位，获得敌人各种重要情报，建设和保证了同中央的联络，直接配合了党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的胜利，你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特电嘉奖。并望在胜利中勿骄勿躁，为全国解放及解放后同各种敌人作长期的隐蔽战争而继续努力。
1949年5月26日凌晨，解放军从徐家汇方向进攻上海，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解放军很快就占领了苏州河以南的市区， 几小时就解放了上海的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市政府大厦也竖起了白旗。只有苏州河北岸还有国民党残余部队在负隅顽抗，流弹不时嘶叫着飞过城市的上空。
但是我和明之已经按捺不住胜利的喜悦，我们想高喊：“我们胜利了！”当时我还不便出门，党组织交代，对潜伏特务暗杀、破坏等秘密活动，要保持高度警惕。明之有点无所顾忌，一大早就兴高采烈地带着孩子们走出家门，跑到公馆马路（现金陵东路）去看望入城的解放军战士。
公馆马路有老式骑楼a，明之看到，在店铺门前的骑楼下，半露天的人行道上，一群十八九岁的解放军小战士，一个个抱着枪支，或坐或卧，疲惫地酣睡。他们严守纪律，丝毫不侵扰居民。明之真想大声高呼：“亲爱的战友们，我们胜利会师了！”但他不忍心打扰这些疲惫的战友，激动的泪水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
孩子们天真地问：爸爸，他们是什么人？怎么在外面睡觉？明之告诉他们：这就是解放军！是他们把上海解放了！
孩子们还小，不知道什么是“解放了”，不知道爸爸为什么激动得泪流满面。
漫漫长夜巳经过去，一抹朝霞映红东方晴空，明之暗暗在心里说：“我们十几年的‘地下’生活终于结束了！”
上海解放了！我和明之非常想马上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可是按照老规矩， 我们只能等党组织找我们，不能去找党组织。
下午，我和明之还是不知道党组织在哪里。从“地下”走到“地上”，自由了，解放了！我们想喊，我们想唱。可是到哪里去喊？到哪里去唱？
那时沪西战事尚未完全结束。我提议：我们到毛先生家里去看看吧！于是，我们就跑去看望住在柳亚子先生家的恩师毛啸岑夫妇。
毛啸岑夫妇是1946年5月由重庆回到上海的。他们到上海后，继续参与中共领导下的地下情报工作，并参与创建了由共产党暗中出资运作的“中信商业银行”（初期名为“中级信用信托公司”）。我从南京撤回上海以后，就知道毛啸岑夫妇的情况，但是由于双方身份特殊，各忙各的，没有机会见面。现
a 骑楼，是一种二层以上部分“骑”在人行道上方的楼房，一层的店铺门外即是人行道， 故称“骑楼”。上海南京路、金陵东路的部分路段就是这样的建筑。
在上海解放了，我们终于可以大大方方地欢聚一堂了！
毛啸岑夫妇正沉浸在上海解放的喜庆气氛之中，突然看见我和明之闯了进来，更加欣喜若狂！
这时柳亚子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去了，只有柳亚子的女儿和外孙在家。我们都是认识的，久别重逢，格外高兴。
马路上已经有工人敲锣打鼓扭秧歌，欢迎解放军大部队进城。我们和毛啸岑夫妇、他们的儿子毛安澜，以及柳亚子的女儿和外孙一起，在家里又说又笑，又唱又跳，欢庆胜利，欢庆上海解放。事隔50多年，我与毛安澜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1949年5月，明之36岁，我还不满34岁。我们参加革命的起点是上海，现在又回到了上海！心中充满了对未来新生活的美好向往。
上海解放了，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担任上海市长。他急需一批优秀干部参加“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上海工业部门。一位老同志向陈毅推荐明之：“老华是一名老党员，政治可靠。打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工作多年，比较熟悉工业。”
陈毅当即表态：“立即调来。”并问吴克坚：“是否要向克农同志打个招呼？”
李克农当时是中央情报部部长。明之和我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属吴克坚情报系统，归中情部领导。吴克坚对陈毅说：“我们马上放人。李部长那里我负责汇报。”
第二天，明之就穿上军装，戴上了“军管会”的徽章，到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报到。随后被任命为上海市军管会重工业处人事科副科长。
与此同时，我根据吴克坚的指示，参加了吴克坚领导的、筹建军委情报部上海情报局的工作。一天，陈毅市长要召集工商界人士开会讲话，吴克坚推荐我临时担任速记。我未及更衣，穿了一身旗袍去参加会议。陈毅一看，笑道：“安娜同志，你现在为军管会做速记，穿这个不行。”马上让人给我发了一套灰布军装，胸前挂着我所属的机关“中共中央华东局”的徽章。
我和明之穿上人民解放军的军装、佩戴了“军管会”和“华东局”的徽章
★1950年的沈安娜和华明之
★沈安娜、华明之保存的“军管会”和“华东局”徽章
以后，我们过去在国民党机关共过事留在上海、南京的同事们见了，都大吃一惊。
我的一个速记同行说：沈琬伪装得那么好，过去从来没有发现她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明之在资源委员会的同事说：华先生过去那么文雅，却是个冒着生命危险干革命的共产党员！看不出，看不出！
一位旧同事感慨地说：从沈小姐和华先生的身上，我明白了共产党必胜， 国民党必败的道理。
多年以后，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比较国民党的特务工作和共产党的情报工作时，深有感触地说：“本党情报人员大多为地痞流氓或帮会分子所充任，都是不学无术，胡作非为之辈，贪污、贩私、包庇、栽赃陷害、腐化堕落、勾心斗角、作恶多端；工作则多为捏造情报，此为人知的公开的秘密。而中共方面对我方的情况了如指掌，又加科学的分析与判断，合情合理，一阅而知，其出自有知识、有眼光、有技巧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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