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从“地下”走到“地上”
(1949 年春在上海）
回首往事 感慨欣慰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明之离开了隐蔽战线，而我继续坚持在隐蔽战线上，一干又是30多年。
1983年底，我们俩同时办理了离休手续。我从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离休， 明之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离休。我们先后被国家安全部党委聘为咨询委员。明之高兴地说：“我又回‘娘家'了！”后来，我们一同从上海移居北京。
曾有人问我们：你们俩的家庭出身、生活环境，并不是“饥寒交迫的奴隶”，为什么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毅然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从事出生入死的地下情报工作？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在黑暗的旧中国，我们虽不是“饥寒交迫的奴隶”、但我们同样是“奴隶”， 是精神的“奴隶”！我们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冲破精神上的牢笼，追求光明、正义和真理。在黑暗中，我们紧跟共产党，走救国救民的革命之路，把心紧紧贴在苦难深重的祖国和劳苦大众身上……我们参加革命之后，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打入国民党内部，默默地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不断坚定革命理想，提高理论水平。我们之所以十几年矢志不移， 多亏遇到了很多好老师，好兄长，好领导。
★1955年，沈安娜着军装在上海
我常常深夜想起：上中学时，为我打下爱国主义思想基础的刘伯厚老师；离家出走前，给了我们姐妹俩两块银元的蔡振东老师；在“南洋高商” 时遇到的毛啸岑老师和师母沈华昪。他们都是我们的恩师。还有国民党机关里的正派公务员，如浙江省政府的薛元燕科长、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张寿贤处长、徐漂萍科长、速记员居正修，在我处境险恶的时候，无形中保护了我们。
我们常常对晚辈说：中央特科的王学文，是引导我们走上情报之路的第一位好领导；“三次被捕”的鲁自诚，是我们的革命引路人；在特务的严刑拷打、残酷折磨下，仍然保持革命气节、保守党的秘密的徐仲航，更是我们的恩人——没有他的宁死不屈，就不可能有我们的今天；其他的直接领导人吴克坚、卢竞如、何以端，点点滴摘教会了我们做党的情报工作的基本原则， 他们都是我们的好领导、好老师。所有的老师中，最伟大的老师就是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有幸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的耳提面命，悉心栽培。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党的领导恩重如山！我们只不过是懂得“知恩图报”，踏踏实实一辈子践行对党组织的誓言和承诺，一辈子践行好老师、好领导的谆谆教诲。
一直有人问我：“沈老，您在国民党的营垒中整整14年，您向党组织一共提供了多少份情报？”我一开始就回答：“我不知道，你们不必做这种统计。”对此，明之明确地说过：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战线，一直是以党的领导为核心， 组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战斗集体，共同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如果这个战斗集体中间某一个环节出了差错，或者违反纪律出了事，对整个工作就会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甚至会发生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隐蔽战线上每一个无名战士，譬如我和安娜，就是这个大机器中的部件和螺丝钉。取得的成绩，都是党的领导的结果，是集体智慧和力量的结晶！
明之生前还多次动情地说：“我们俩一辈子手牵手，心连心，相依为命，相濡以沬，为了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事业，携手战胜一切困难，白头到老。”人们说我们是一枝“出淤泥而不染”的“并蒂莲”！对此，我们深感欣慰。
★1999年10月1日，沈安娜、华明之登上天安门，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他们说：我们早期的理想实现了，我们是幸运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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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心素裹 ——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第六章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