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逆水行舟
核动力－水滴型
核潜艇研究设计比常规潜艇技术上要复杂很多，而我国在开始研制核潜艇时还没有自行研制过常规潜艇。各国研制核潜艇都是保密的，可供参考的资料很少，在技术上难关是很多的。
虽然核潜艇的总体设计方案在1961年6月就定下来了，但是关于到底采用什么方案的问题，随着核潜艇工程的第二次上马，各种意见又冒了出来。
七院一所负责核潜艇总体设计的只有一个研究室，人员少，任务重，难以按期完成设计任务。我提议将该室从七院一所中拉出来，与七院十五所的总体、船体专业合并，专门成立一个研究所。上级很快同意了。于是，核潜艇总体研究所－－七院十九所诞生了。
据尤子平在《搞核潜艇，要当无名英雄》一文记载：新组建的七院十九所成立大会于1965年10月6日召开，由于笑虹院长亲自主持。会上，于笑虹说：“你们的历史，叫03潜艇起家，31潜艇成长。1958年当中央就批准09上马，摸了一些门径，搞了一些协作，还带方案去苏联希望得到援助……1959年赫鲁晓夫去美国和艾森豪威尔会谈后跑到北京，他认为艾看得起他。毛主席提到核潜艇技术援助问题，他说，你们不要稿，我们搞了派来可以搞联合舰队，毛主席当即拒绝，说你不给，我们自己搞，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我们听到后，就想争一口气，于是提出‘09为纲’，可是后来做检查，脱离实际，林总（林彪）提出以‘两弹为主’，09放慢。成立的几个院时，提的是从仿制入手，过渡到自行设计。现在条件不同了，有反帝反修的重大政治意义，我们要拼命干。”
尤子平说，这是他第一次听到毛主席所说的“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话。
七院十九所所长为夏桐，副所长为王诚善、宋文荣，副总工程师为尤子平、黄旭华。
夏桐主管全面，王诚善负责行政管理和后勤，宋文荣协助夏桐负责科技行政保障。夏桐主外，宋文荣主内。尤子平、黄旭华负责09科研业务工作，尤子平主葫芦岛，黄旭华主北京。研究所除直属办公室外，下设一部十科六室，即政治部，下属组织科、宣传科、干部科、保卫科；机关有计划技术科、资料复制科、协作科；供管科、财务科、卫生科； 6个研究室为：总体研究室、船体研究室、动力研究室、装置系统武备研究室、电气研究室及技术情报研究室。全所编制700人。
据夏桐在《核潜艇总体研究所创建初期的几件事》一文中记载，十九所创建初期，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是很苦的。住房拥挤，吃的大部分是粗粮。所里同志说我胃动过手术，每天给我蒸六两大米饭。食油每月三两，猪肉连定量供应都不能保证，文化生活也只是轮番着《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
葫芦岛气候恶劣，“一年刮二次大风，一次刮半年”。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葫芦岛，葫芦岛，两头大，中间小，风沙多，姑娘少，兔子狐狸满山跑”……
面对艰苦的条件，全所同志发扬艰苦创业的精耕，干群一心，不计得失，热火朝天地从事核潜艇的研究设计工作。
据尤子平回忆录记载，09工程起步和建所工作交叉结合，科研技术工作和政治运动难分难解，头绪纷繁，意见纷纭。在夏桐所长领导下，经过共同努力，逐一理出思路，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首先抓了几件事：急务是与十五所的工作关系，事关总体和核动力的分工合作，719所派出一个由相关各专业的二十余位同志组成的工作组，有汪祖辉、邢洁本等，带着任务和要求到北京十五所去边学习边工作，夏桐称之为去“种菜”。
什么是“种菜”呢？
夏桐在《核潜艇总体研究所创建初期的几件事》一文中这样解释：在研究设计单位，过去通俗地把总体所比作“厨师”，把舰艇中采用的设备比作“菜”，“厨师”按规定吧“菜”炒出来满足用户要求。但在09首艇设计时，核动力这个“菜”还没有长出来，怎么办?只有打破常规，“厨师”去参加“种菜”。我们当时所说的“种菜”，就是指我所派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到715所参加一、二回路设计。1968年，彭士禄同志又带领715所的工程技术人员参加091总体的技术设计，与我们一起“炒菜”。091总体的初步设计和核动力系统196工程的施工设计是同时进行的，715所与719所紧密配合，对确保核潜艇一次成功，起了重要作用。
据尤子平回忆录介绍，当时在葫芦岛这边，科技人员是大多数，为了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夏桐提出“两论起家”和“三个入手”的口号，并发动群众大鸣大放，为09如何起步献计献策。
“两论起家”原是当年研制原子弹和大庆油田开发成功的口号，同当时提倡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政治要求相一致，《矛盾论》和《实践论》这两部著作通篇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精髓，对于身处复杂环境中处理复杂问题时，有了这个思想利器确实会使人聪明起来，精神可以转化为物质这个道理并没有错。
“三个入手”是从当时科技人员的实况和素质出发，有针对性地提出的技术途径，即从情报入手，从核知识入手，从调研入手，调动大家积极性，掀起学习热潮，边学习、边思考、边展开工作。
陈右铭自述－－
所领导和技术骨干经过多次讨论，逐步取得一致的看法：瞄准国外，了解世界先进水平；立足国内，从实际出发；既要排除不顾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实际，欲集世界先进技术于一艇的不切实际的想法，也要排除只想简单地“核动力－常规线型”的所谓“保险”的保守思想。
他们提出：第一步研制“核动力－水滴型”的潜艇。七院、六机部、海军和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大多数领导都支持他们的意见。主要理由是：水滴型优点多，像美国那样“三步走”，拖的时间长，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拉越大，花钱也多。至于说“核动力－水滴型”一齐上，技术复杂，但经过努力是可以解决的。
1966年11月，核潜艇总体所完成了鱼雷核潜艇的方案设计，有关领导机关在审查方案设计时，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
如果领导看法不统一，就无法召开方案设计审查会议，总体方案定不下来，一切设备的研制工作都难以进行。我非常着急，便找了刘华清和刘放、边疆副部长一起汇报讨论。
我说：“核潜艇总体方案领导之间意见不一致，如果定不下来，就不能召开方案审查和协调会。方部长要搞常规线型加核动力，原来方案设计是按水滴型搞的，现在要按常规线型设计，要全部重来，而且，我不赞成。你们看怎么办？”
他们几个互相看看，都不说话。他们哪敢说：听你的。不能说这个话。我是将他们的军。
他们说要研究。
我说：“哎，不能研究啊，今天研究，明天研究，还能搞核潜艇啊！中国的事都是研究研究，那怎么行啊？我希望马上给聂总汇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他们说好，支持你，跟聂总汇报，最后请聂总定，聂总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这时，刘华清已出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他将此情况报告了军委聂荣臻副主席。
12月7日，聂总专门召集会议，全面听取核潜艇研制情况的汇报。
这是我当09办公室主任之后第一次向聂总汇报工作。过去我在701所当所长的时候，聂总曾到所里去过。他对我说：别人告诉我，一所调来个懂使用的所长，就是你啊？后来我又在七院党代会等场合见过聂总几次，他给我的印象是，非常和蔼，平易近人，对下级很少发脾气。所以我向聂总汇报时，心情并不紧张。
方强部长也参加了汇报会，倒是他给我造成的思想压力比较大。我这是在直接否定我的领导小组组长啊！但是，为了核潜艇，我也顾不得那么许多了。还好，方强部长毕竟是老革命，很有胸怀，此后还是一如既往的和气待我，并不曾给我脸色或小鞋穿。我知道他也希望早一天把核潜艇搞出来，只是怕技术复杂了，搞不成功而已。
我向聂总汇报了研制原则、实施步骤、进度安排和反潜鱼雷核潜艇方案之后，便如实地反映了在某些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也就是方案之争。
我说：“我不同意搞‘核动力－常规线型’。如果跟美国人那样走的话，先造一条试验核动力的潜艇－－‘核动力－常规线型’，试成了，不用多，按美国的速度，10年。再搞一个试水滴型的潜艇－－‘常规动力－水滴型’，再试10年。这就是20年。然后经过讨论鉴定，商量商量，研究研究，搞出一个正式的‘核动力－水滴型’潜艇，又10年。一共30年。我现在40多岁，那时70多了，我这个办公室主任还能搞出核潜艇？你们大概年龄都比我大吧？你们还能看到核潜艇？那不正像有的人讲的，‘我的儿子孙子都看不到下水’了吗？那怎么行。”
聂总笑了。我知道聂总是不爱笑的，但是他笑了。这对我是个不小的鼓舞。
我接着说：“其他国家已经走了第一步，我们为什么还要那样走呢？水滴型的问题估计不太大，我在一所的时候就分析过，我认为，没有大的风险，不会失败。”
聂总问：“你估计可能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说：“顶多是性能好一点，差一点，完全失败，不可能。别人已经把名字很形象地叫出来了－－水滴型，我们就是按照水滴的样子弄，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聂总又笑了。
我说：“我们弄的水滴就跟美国人的水滴不一样？开玩笑嘛。顶多是我们设计出来的水滴长一点，短一点，性能不太好，失败的危险是不会有的。就请首长们放心吧。”
听完我的分析，聂总表态了，说：“艇体不要用常规潜艇的艇型，要重新设计，不然搞得两不像，又不像常规潜艇，又不像核潜艇。”
后来的实践证明，聂总这一决策是十分正确的。就像摩天大楼决不等于小木屋放大一样，核潜艇决不等于常规潜艇中间加一个核电站就可以了事。
对于是先研制反潜鱼雷核潜艇，还是先研制导弹核潜艇两种不同主张，聂总指出：“就按专委批的先搞反潜鱼雷核潜艇，但七机部的导弹也要抓紧研究。”
我汇报说，担负研制任务的有些研究所、工厂需要扩建或新建，如果等建好了再开展研制工作，进度跟不上，因此，要采用边科研、边设计、边基建、边研制、边生产的办法，充分利用现有条件，搞大协作，开展研制工作。
聂总指示说：“你们说的‘五边’，我看就应该那样搞，不能等什么都搞好了，再开始研制，那样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搞出来？科研、设计、生产就应该结合起来搞。”
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采用“五边”的办法。在后来研制过程中发现，采用的“五边”办法, 有的设备科研样机未做完试验,就开始生产装艇设备,因而造成因设计修改而返工和一些技术质量问题，造成了浪费。“五边”办法是当时历史条件采用的方法，并不是科学的方法。
当我汇报进度安排时，聂总向大家征求意见：“进度先这样安排，你们看好不好？”
大家都表示同意，聂总又强调说：“你们在掌握进度时要注意，要在保证安全，保证性能的前提下求进度。”
当汇报到战术技术指标时，聂总说：“先这样搞出来，以后再改进提高。”
关于抓总问题，聂总根据大家的意见强调说：“抓总就科委、工办共同抓，潜艇由六机部抓总，核动力由二机部抓总，海军要协调各工业部、研究院抓。”
聂总的指示非常重要，把核潜艇的研制方针原则进一步确定和明确下来。三天后，在北京饭店召开了方案设计审查会议，大家根据聂总的指示精神，对设计方案和研制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将会议讨论的意见上报了中央军委和中央专委。六天后，中央专委便作了批复，同意方案设计，“有关科研协作任务、设备制造等问题，由国防科委会同国防工办协助六机部、二机部进一步落实。”
陈右铭，湖北省武昌县人。1922年出生，1938年参加抗日游击队，1940年参加新四军，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从战士到团长，参加过无数次战斗，多次负伤和立功受奖。1952年转入海军，任快艇支队长。1963年任舰艇研究院一所所长。1966年任舰艇研究院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主持院科研工作,兼任六机部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1969年任研究院副院长，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和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一副主任。1970年任国务院、中央军委综合远洋测量船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1975年任海军装备部副部长，兼任以上三个办公室的主任。1979年任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第二届常务理事会副理事长。1983年任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1986年离休后，任海军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期间发表了十多篇学术论文，多次获一等奖。已出版100多万字的文集《回顾与思考》、《万里烽火·千里波涛》、《博海心酬》和三本诗词集。2011年病逝。
李忠效，笔名：钟笑。原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55年11月出生，1969年12月入伍，2016年6月退休。历任潜艇轮机兵、轮机班长、轮机军士长、宣传干事、创作员、潜艇副政委、创作室主任等职。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著作有：长篇纪实文学《我在美国当律师》、《我在加拿大当律师》、《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长篇小说《酒浴》、《翼上家园》、《从海底出击》，作品集《升起潜望镜》、《蓝色的飞旋》、《核潜艇艇长》等20余部，并有电影《恐怖的夜》（编剧），电视连续剧《海天之恋》（编剧）、文献纪录片《刘华清》（总撰稿）等影视作品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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