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逆水行舟
聂荣臻说：就是戴手铐，核潜艇工程我也要抓！
陈右铭自述－－
1967年3月，中央决定几个国防研究院仍由国防科委领导，国防科研工作由国防科委统一组织实施，09工程办公室搬到国防科委办公。1968年2月8日，中央军委109次常委会议讨论批准国防科委成立09工程办公室，由我任办公室主任。
李忠效插叙－－
陈右铭一开始出任的是六机部09工程办公室主任。但六机部是负责造船的，而09工程不仅是船，还涉及核动力，还涉及导弹，这就远不是一个六机部可以协调的了，只有国防科委才能协调，因此09工程办公室必须“升格”。
据郭作东回忆，当时原定以715所为基础组建军民结合的核动力院，军队番号为总字814部队，代号为国防科委四院，院址就在七院南边的917大楼。但一位有实权的领导不赞成，最后聂帅也认为时机不成熟，决定715所先回七院。
郭作东认为，这是一次不该失去的机遇。后来我国核动力事业发展异常曲折，折腾多年才稳定下來。
陈右铭自述－－
1967年初，正当各有关部门根据中央专委的批复和聂荣臻副主席的指示，认真落实研制工作时，“文化大革命”的“深入”使各地大乱，许多担负工程任务的科研、生产单位停工、停产。虽然召开了几次领导机关的协调会议，但许多项目的研制任务仍无法进行。各部门都希望国防科委召开一次有担负工程主要任务的研究所、生产厂领导人和技术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并请中央首长出席。
国防科委将这个意见上报聂荣臻副主席，聂帅当即同意在北京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并要求规定：凡是接到会议通知的人必须按时到会。那时，召开这种会议很容易被林彪、江青一伙扣上“用生产压革命”的帽子，却没有一个人缺席。
1967年6月20日，会议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会议进行了技术和进度协调，讨论了任务安排落实问题。大家反应最多的是停工、停产，任务落实不下去，希望中央首长到会作指示，并把讲话用中央文件发下去。
聂总根据会议简报反映的意见和刘华清副主任汇报的情况，决定亲自到大会上讲话。这使我很受感动。因为我知道，2月16日，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聂总和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尖锐地批评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作法，特别是对林彪、江青一伙残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从而受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冲击、纠缠，污蔑他们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处境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聂总依然支持科研战线上的工作，关心核潜艇工程，甘冒风险，亲自到会讲话，这充分体现了聂总的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
6月25日，我比往日起得更早，和办公室的同志一起到民族文化宫大厅检查会场的准备工作。聂荣臻副主席上午９时来到会场，他身穿军装，面庞显然消瘦了一些，但仍保持着他平时那种威严而又慈祥、谦和的神情，他在热烈的掌声中走到主席台中间坐下。
这时刘华清副主任向会议代表宣布：“聂副主席在百忙中亲自到会看望大家，请聂副主席给我们作指示！”
聂副主席的讲话掷地有声：同志们，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周总理直接抓的国防重点工程。中央集体研究决定的一项关系着国防建设的重要工程！任何人也没有资格、没有理由让它半途夭折！毛主席关注着这项工程，中央将一如既往地全力以赴支持这项工程！同志们，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聂副主席的讲话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聂副主席严肃地指出：这项工程工作量很大，协作面很广，一环扣一环，紧紧相扣，每个部分的工作都要从大局出发，只能提前，不能拖后。不要因为自己担负的部分，影响整个进程，困难是很多的，一定要千方百计克服解决。
当有科学工作者提到造反派对核潜艇研制工作横加干预、阻挠时，聂老总发怒了：不要理他们！抓国防建设，何罪之有？就是戴手铐，核潜艇工程我也要抓！
会议临近结束时，聂老总再次强调：“一定要按时完成任务，为加强我国的国防做出新的贡献！”
“特别公函”
陈右铭自述－－
由刘华清主持、聂副主席到会讲话的协调会开得很成功，再很少有人公开指责抓核潜艇研制工作是“用生产压革命”了。大多数单位的研制工作开展起来了，但也有少数派性闹得厉害的单位，任务迟迟落实不下去，甚至连协调会议的精神也无法传达。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工程办公室提出了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一个“特别公函”的设想。大家一起议了个提纲，然后由赖坚、汪祖辉和蔡殿三起草，我修改定稿。
当时的“大气候”是，“革命压倒一切”，各单位要把“文化大革命”放在首位。因此，“特别公函”的观点和作法，在当时看来简直是离经叛道。可是不这样做又不行，核潜艇工程是个实实在在的工程，不是空喊几句革命口号就可以完成的。
在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时，有的同志认为，这种时候发这样的公函是不合时宜的，报上去领导也不会批准。
有的话就更让人沮丧：
“你这不是自己送上门去让人家当靶子打吗？”
“这个公函容易给人以口实，说你是‘以生产压革命’。”
我想，要真是这样，恐怕真的没有人敢批了。可是，核潜艇工程现在面临的形势是，进则生，退则死。在核潜艇工程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也要争取。
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特别公函”草稿和申请意见及如何传达贯彻的报告，送给了刘华清副主任，他看后毫不犹豫地签字同意，然后呈送聂总审批。聂总在1967年8月30日接到报告的当天就签发了“特别公函”，并批准了派人下去传达的报告。
这样快的速度，这样坚决的态度，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特别公函”全文如下－－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九”工程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一项重要的国防尖端技术项目。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极其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希望有关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奋发图强，自力更生，树雄心，立壮志，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革命路线；群策群力，大力协同，排除万难，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保时间、保质量，圆满完成任务，夺取文化大革命和科研生产的双胜利。
李忠效插叙－－
按照正常程序，以中央军委名义下发的文件，通常需要经中央军委常委会研究，或者经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认可，聂荣臻单独签发，在当时的政治氛围里，是需要冒很大风险的。
杨连新编著的《见证中国核潜艇》一书，对此有具体的描述：
聂力（聂荣臻的女儿）回忆：“父亲是1967年8月30日那天签发的“特别公函”。早晨一上班，刘华清怀揣着打印好的一份材料，来到父亲在国防部的办公室。刘华清说了没几句，父亲就全明白了。他戴上老花镜，仔细看完了“特别公函”。沉默了片刻，拿起笔来，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当时的“大气候”是，“革命压倒一切”，各单位要把“文化大革命”放在首位。因此，“特别公函”的观点和做法，在当时看来简直是离经叛道。这个公函容易给人以口实，说你是“以生产压革命”。特别是，“特别公函”不经中央军委常委会研究，不经主持部队工作的林彪点头，当事已经卷进了“二月逆流”的聂荣臻，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无理冲击和纠缠，处境十分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签发一份面向全国的文件，是要有很大的气魄和胆量的。但聂帅依然坚定地支持科研战线上的工作，关心核潜艇工程，甘冒风险，不但亲自到会讲话，而且签发“特别公函”，鼓励大家坚持核潜艇研制工作不动摇，这充分体现了聂帅的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后来聂力问父亲为什么如此大胆，聂帅回答：“豁出去了！”
陈右铭自述－－
这个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办公室的全体同志。我们手捧“特别公函”，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是一把“尚方宝剑”啊，中央军委给了我们核潜艇工程第一线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多么大的支持啊！
根据当时各单位派性斗争的情况，一路由我和国防科工委三局的李方华参谋、办公室参谋汪祖辉、715所第四研究室主任郭作东一起，带领一机部、冶金部、六机部的有关人员去上海、南京、武汉一带；另一路由赖坚等去天津和东北各省市，带着“特别公函”和动员讲话提纲，直接到有关工厂、研究所，召开群众大会，面对面进行传达贯彻。
我率领的传达小组于９月上旬到达上海。当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张春桥，马天水是副主任。因为张春桥参加“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已经到了北京，上海由马天水主持工作。在马天水的办公室里，我们又见面了。
我说：“马副主任，中央军委派我来向负责09工程的单位传达中央军委的‘特别公函’，请你们召集一下，我来传达。”
马天水问：“‘特别公函’是什么内容？”
我说：“等到传达的时候就知道了。”
马天水有些不高兴。
我说：“可以分两步传达，先给市的领导和所有参加09工程单位的负责人传达，然后我再到重点的工程和研究所去传达。”
马天水有些不耐烦地说：“我们开大会。开万人大会。把担负这项任务的工厂、研究所的人都拉来，在文化广场开。我主持。”
我知道，他是想借此机会扩大他的影响。但是我也想借机为“特别公函”造声势，所以我非常痛快地答应了。
我说：“好，就这么办。你先讲话。”我想听听他的调子。
他说：“你先讲。”
第二天，就在文化广场召开了万人大会，大会由马天水主持，我首先在大会上宣读了“中央军委特别公函”。
会场上响起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接着我向大会讲了几点希望，最后指出：09工程对国防建设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任何人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生产车间，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必须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
这个用毛泽东讲过的话和词语串联起来的公函，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由于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和无限权威，起到了异乎寻常的作用，广大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都把它当作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去执行，他们排除各种干扰，克服了许多困难，保证了研制工作的继续进行。
大会之后，七院驻上海几个研究所的群众组织都来找我，要我去作补充报告。我去了。我按照国防科委“批判修正主义讲话提纲”的精神，讲了苏联赫鲁晓夫，以及国内有的领导人反对搞核潜艇的情况，讲了工程的研制形势和问题，提了几条要求。
李忠效插叙－－
据尤子平回忆录记载，“特别公函”宣讲以后，一般每个工厂会发一个动员令，集体会写一个决心书，效果很好。哈尔滨电机厂有一个焊接件搁置一年多，会后连夜就干；第一重型机器厂两派武斗，严重对立，听完传达，坐在一起开大会表态；哈尔滨汽轮机厂工人因为市内交通阻塞，干脆把铺盖搬到车间里日夜干活；北满钢厂一派工人开起三班倒，另一派主动参加进来。于是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决定全面铺开宣讲，分成东北、中南、华东、西北、西南五片，东北片由一、二、六机部、冶金、海装部五个单位组织，我被指派参加东北组宣讲团，于10月中旬抵达沈阳，由辽宁军区副司令员汪应中宣讲，活动了三天，同样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陈右铭，湖北省武昌县人。1922年出生，1938年参加抗日游击队，1940年参加新四军，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从战士到团长，参加过无数次战斗，多次负伤和立功受奖。1952年转入海军，任快艇支队长。1963年任舰艇研究院一所所长。1966年任舰艇研究院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主持院科研工作,兼任六机部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1969年任研究院副院长，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和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一副主任。1970年任国务院、中央军委综合远洋测量船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1975年任海军装备部副部长，兼任以上三个办公室的主任。1979年任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第二届常务理事会副理事长。1983年任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1986年离休后，任海军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期间发表了十多篇学术论文，多次获一等奖。已出版100多万字的文集《回顾与思考》、《万里烽火·千里波涛》、《博海心酬》和三本诗词集。2011年病逝。
李忠效，笔名：钟笑。原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55年11月出生，1969年12月入伍，2016年6月退休。历任潜艇轮机兵、轮机班长、轮机军士长、宣传干事、创作员、潜艇副政委、创作室主任等职。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著作有：长篇纪实文学《我在美国当律师》、《我在加拿大当律师》、《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长篇小说《酒浴》、《翼上家园》、《从海底出击》，作品集《升起潜望镜》、《蓝色的飞旋》、《核潜艇艇长》等20余部，并有电影《恐怖的夜》（编剧），电视连续剧《海天之恋》（编剧）、文献纪录片《刘华清》（总撰稿）等影视作品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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