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四面出击
怒斥“造反派”
陈右铭自述－－
聂荣臻元帅在他的《聂荣臻回忆录》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开始，进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时期，林彪、“四人帮”对科研工作进行了严重的破坏。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科研骨干）和领导干部遭受迫害，科研秩序被打乱，设备遭破坏，科研规划和计划被迫中断，使我们白白地丧失了许多宝贵时间，同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已经缩小的差距又扩大了，实在令人痛心。
核潜艇工程也毫无例外地受到严重的影响。领导干部靠边站了，主要的专家工程师也靠边站了。我和于笑虹发牢骚：“我这个办公室主任怎么当？干活的人都没有了，我还当谁的主任啊！”
于笑虹两手一摊，表示他也无能为力。
是啊，反对他的大字报已经快要贴到他的床头上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他自然也就无法保别人了。
可是核潜艇工程还要搞，我们必须采取果断措施，保护一大批干部和技术人员，使他们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和相对安静的环境进行工作。于是我就带领办公室的参谋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跑，去做造反派的思想工作，反复强调：09工程是毛主席批准的，是周总理亲自抓的重大国防工程，任何人不能以任何理由和借口干扰和破坏工程的正常进行。但是在那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我们的声音就显得太微弱了。尽管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最后还是有不少同志由于种种原因“靠边站”了，有的甚至失去了人身自由。
当时负责核潜艇总体研究的719所形势非常严峻。所长夏桐和副总工程师尤子平先后被造反派隔离审查，副所长宋文荣和副总工程师黄旭华也面临造反派的纠缠，如果这些人都“靠边站”了，核潜艇的总体设计就将陷入瘫痪状态。他们几个都是从我原来领导的701所分出来的，我对他们都很熟悉。怎么会一夜之间都变成坏人了呢？
说起所长夏桐来，还有一段故事。
解放战争时期，夏桐曾经给林彪当过秘书。“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林彪成为红人，辽宁要在锦州林彪当年的指挥所旧址建一个纪念馆，为了确定那个指挥所的位置，辽宁派人来找夏桐和船厂指挥部的副总指挥蒲锡文，后者曾是东北军区地图科的科长。说他们两个熟悉当时的情况，沈阳军区要他们去实地勘察。他们两个问我去不去，我说，那可以嘛。他们去看了以后，没有多久，夏桐就“靠边站”了，罪名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大搞教条主义。关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又说他没有问题，放出来了，可以自己到食堂吃饭了。就在这时，林彪事件发生了，于是又有人揭发说他曾经是林彪的秘书，去看过林彪的指挥所，为林彪树碑立传。他们找我调查，问我知不知道夏桐去辽宁的事。我说知道。他们要我写证明。我问他们想证明什么，他们说，证明他去看了林彪的指挥所，为林彪树碑立传。我很生气，不客气地对他们说：
“过去，林彪当副主席当接班人的时候，你们都不说他是林彪的秘书，说他是修正主义分子，是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现在林彪垮台了，你们又说他为林彪树碑立传。他和林彪很熟，他的老婆都和林彪很熟，不用说他要为林彪树碑立传，就是让林彪讲一句话，你们还敢关他么？他还当那个破所长么？怎么说什么你们都有理呀！我知道是军区叫他去看林彪指挥所的，他跟我讲了，我知道这个事，你们让证明什么，证明他去看了？他看了，他自己也讲了，我写还有什么意义？”
我当时是七院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来调查的人见领导不支持，也就不了了之了。
夏桐被关期间，为什么他不去找林彪，我不知道，后来也没有问他。但我知道他和许多在东北工作过的首长都很熟。比如肖华和彭真，解放战争时期也在东北，“文化大革命”前，他们到上海来，我们两个一块去看肖华看彭真，随便就去了。他倒霉的时候什么人也不找，自己顶着，也许是不愿给别人添麻烦吧。
和夏桐几乎同时“靠边站”的还有尤子平。尤子平这个人工作很细，很严，也很勤俭，我很喜欢他。特别欣赏他的工作责任心。但也有人反映，他有时工作上严得不尽情理。比如画图，直不直，圆不圆，画得不准确，拿去以后，他看都不看，不要说签字了。
“这叫图纸么？这是尖端，核潜艇！就这个样子么？拿回去重弄！”样子很凶。所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的大字报最多，几乎都是这一类的。后来就把他关起来了。
尤子平军装照(1965年集体转业时留影)
说他是富农分子。当时他们那里是陆军军管，我跟军管会的人说，他那时还是一个小孩，就算他父亲是富农分子，他也是富农分子了？但是由于当时陆军和海军的观点不一致，我的话也就不那么有效了。夏桐和尤子平都是 因为这种原因没有得到及时解放的。
在他们俩没有“靠边站”以前，为核潜艇的总体设计做了很多工作，后来他们靠边了，这个任务主要就靠副所长宋文荣和副总工程师黄旭华来完成了。宋文荣抓总，黄旭华负责总体设计。
当时黄旭华的日子也不大好过。1940年代末，他在上海交大读书时，从事过地下党领导的对敌斗争，造反派说他是打进革命队伍的特务，要斗他。当时黄旭华正在北京京西宾馆参加核潜艇方案审查和技术协调会议，造反派赶到北京，要把他揪回去批斗。总体所的夏桐和尤子平已经被造反派隔离审查，无法工作，如果把黄旭华再抓起来，总体设计就没人搞了，核潜艇工程不就完了吗？
造反派来北京抓黄旭华的时候，我们正在开会。我事先已经派了人在门口守着，特别交代：未经批准，任何人不准进来。这是绝密的会议。
造反派在外面闹起来了，我就出来了。
我一看，领头的是海军某部一个老干部的女婿。我和他岳父很熟。他这个女婿平时见了我叫我叔叔。
李忠效插叙──
我在1987年第六期《文汇月刊》杂志上看到一篇湖北作家祖慰写黄旭华的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1966年，他正在北京主持一个重要的核潜艇工程的协调会。突然，几个本单位的“造反派”冲进会场，大喝一声，把他当做“特务”揪了出来，带回基地去审查。一位总设计师被弄去一面养猪一面随时被提审。伽利略被宗教裁判所审查时，至少没有去养猪。更超出人的想象的是，审讯他的军代表对他提出如下“铁的证据”——
军代表：“你这个特务！只配让你吃两颗花生米（子弹）！”
《赫赫而无名的人生》通篇没有写黄旭华的名字，而用“他”代替。说是为了保密。
差不多是同一时期，研究所内黄旭华的一位工作人员，曾被这种威胁逼得精神失常了。但是黄旭华却很幸运，因为核潜艇工程需要他，而没有让他吃“花生米”。也多亏了陈右铭给他撑腰。
陈右铭自述－－
陈右铭，湖北省武昌县人。1922年出生，1938年参加抗日游击队，1940年参加新四军，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从战士到团长，参加过无数次战斗，多次负伤和立功受奖。1952年转入海军，任快艇支队长。1963年任舰艇研究院一所所长。1966年任舰艇研究院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主持院科研工作,兼任六机部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1969年任研究院副院长，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和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一副主任。1970年任国务院、中央军委综合远洋测量船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1975年任海军装备部副部长，兼任以上三个办公室的主任。1979年任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第二届常务理事会副理事长。1983年任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1986年离休后，任海军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期间发表了十多篇学术论文，多次获一等奖。已出版100多万字的文集《回顾与思考》、《万里烽火·千里波涛》、《博海心酬》和三本诗词集。2011年病逝。
李忠效，笔名：钟笑。原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55年11月出生，1969年12月入伍，2016年6月退休。历任潜艇轮机兵、轮机班长、轮机军士长、宣传干事、创作员、潜艇副政委、创作室主任等职。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著作有：长篇纪实文学《我在美国当律师》、《我在加拿大当律师》、《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长篇小说《酒浴》、《翼上家园》、《从海底出击》，作品集《升起潜望镜》、《蓝色的飞旋》、《核潜艇艇长》等20余部，并有电影《恐怖的夜》（编剧），电视连续剧《海天之恋》（编剧）、文献纪录片《刘华清》（总撰稿）等影视作品多部。
前文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