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潜艇工程备忘录》第三章四面出击（3）

第三章四面出击

遥远的青衣江

陈右铭自述－－

制造核潜艇，核反应堆的研制工作与锆和铪一样重要，而负责研制核潜艇反应堆的核动力研究所，在模式堆的定点问题上却迟迟未决。

确切地说，不是地点没有定，而是有的人不愿意去。早在1965年，国防工办就把模式堆的试验基地选在了四川省的青衣江，并已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但是核动力研究所的一些人认为那个地方不合适，方案要重新论证。定点问题便无限期地拖了下来。

李忠效插叙──

当时的核动力研究所所长是孟戈非。我在他撰写的长篇回忆录《未被揭开的“谜底”》一书中了解到了他对模式堆选点问题的不同看法。

孟戈非是个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1955年曾到苏联学习一年，1958年底从长春一汽调二机部工作，担任原子能研究所“堆工线”负责人，后任副局长。他一直主张核动力研究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像原子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那样。不然此项工作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影响将难以维继。但是他的主张没有受到当时二机部领导的重视，后来核潜艇工程第二次上马不久，便赶上“文化大革命”，他的成立核动力专门研究机构的设想更加难以实现。自1958年核动力研究室（后演变为研究所）成立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它的归属问题几次变更，先是在二机部，1963年交国防科委，1965年回二机部，1967年再交国防科委，1969年交海军，1971年再回二机部。孟戈非认为，正是因为没有核动力事业战略设想，没有一个像第五研究院那样一个正规的研究机构，才造成了这种频繁的归属更迭，从而严重影响了核动力事业的发展。

1967年12月18日，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国防工办军管小组组长粟裕大将联合签署命令，任命孟戈非为国防科委核动力研究所主任。但是孟戈非“抗命”８个月没有到任，原因是他此前曾给国防科委刘华清副主任写过一封阐述他的核动力事业建设思想的信，一直没有得到正式的答复。

他在给刘华清的信中重申了他以前多次向有关领导反映过的观点：核动力是一个包括很多工程的反应堆事业，不仅仅是当前要搞的核潜艇；必须建立核动力或核潜艇的领导专门机构，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才能迅速集结力量，认真规划，统一行动；必须建设一个完整的、配套的反应堆研究设计基地，然后再进行陆上堆试验，否则，“调谁去也搞不好”。“如果上级领导不同意我上述看法，即使我重返09，也无济于事。”

后来孟戈非勉强上任，并去了四川省青衣江进行实地考察，他认为那里作为永久性的反应堆研究设计基地是不理想的。理由如下：

第一，它远离科研中心。而核动力堆的研究设计，是一种科研基础性很强的工程设计。为了核反应堆的研究和发展不仅基地本身要建设配套的、坚实的科研基础，而且还要与很多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各类工厂有密切的联系和广泛的协作。而青衣江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对反应堆的研究和发展十分不利。将来要有大批科技人员经常在外跑协作，人力和财力都浪费很大。更重要的是：由于信息不灵，情报闭塞，会跟不上世界的先进步伐。

第二，气候潮湿，影响科技工作的正常进行。如当时花数十万外汇进口的光弹性试验机，因受潮而失去灵敏度，还有一些科研仪器和设备也因潮湿而不能正常使用和运转。而创造大体积的恒温、恒湿的空调环境，是既不容易也少、慢、差、费的。

第三，青衣江“基地”是1965年，在一无明确指导思想，二无长远规划，三没有调查研究的情况下仓促决定的。当时不仅对基地的性质不清楚，建些什么实验室也不明确，甚至连一个平面设计图也没有。……当时在极“左”思想支配下，建了一些“干打垒”式的简陋房子，有些根本无法使用。

第四，青衣江基地不仅远离大中城市，连夹江县城也靠不上。给人以“前不靠村、后不靠店”的荒凉之感。孤孤单单、零零散散，给科研人员和广大职工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给职工子女的上学和就业，将会造成无法克服的困难。

第五，如作为模式堆基地，建在人烟稠密的四川省，本身就是一个战略布局的错误。万一发生事故，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孟戈非在青衣江考察期间，曾向工地军管主任谈起陆上堆工程和整个核动力事业的关系，以及核动力事业争论的焦点时，这位军管主任说：“我弄不清楚你们的争论，我是毛主席‘718’批示‘批’来的，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的任务就是把陆上堆工程搞出来，别的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这位军管主任的话，是很有代表性的。以陈右铭为首的核潜艇工程办公室的同志们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呢？

多年以后，郭作东对我谈起孟戈非，他认为孟戈非的意见中有合理的成分。关于这个问题，属于另一个话题，我就不在这里展开介绍了。

陈右铭自述－－

第七研究院划归海军建制领导之后，就动员核动力研究所搬迁三线，但以孟戈非为首的少数人仍然抵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建议海军周副司令找孟戈非等领导人谈话，如仍坚持己见就免除其职务，海军另派所长，如果再拖延不决，核动力装置很难按时搞出来。

经过个别谈话，副总工程师赵仁凯同意按已定方案开展工作，但孟戈非仍坚持已见，遂决定让他回二机部工作，海军另派张远征、朱勤去任所长、政委。

我到陆上堆试验基地去看过，那是在青衣江畔的一个丘陵峡谷之中。

说实话，我也不喜欢那个地方。我为什么还是坚持要去呢？理由很简单，如果我提出换地方，正中某些人的下怀。我要另外选点，他就会这也不行，那也不好，这个事就拖下来了。所以，不好我也认了。为了核潜艇的其他配套工作不受影响，必须尽快把该定的事情定下来。

有人问我：核潜艇上的反应堆，为什么要到那么荒凉的地方去搞？

我告诉他：试验核动力反应堆，无法预测会发生什么样的意外事故，必须严格防止放射性物质向外扩散。除了用钢筋水泥构成的屏壁，当然还要有空旷的地域作天然障碍加以防护，以保证完全可靠，万无一失。

我还告诉他：搞陆上模式堆，主要是为了将来装艇使用时安全。在陆上试验成功之后，再制造一个新的装到艇上去。

1968年2月，陆上模式堆工程开始破土动工。现场指挥部指挥长何潜同志曾任周总理的秘书，出任指挥长之前是二机部办公厅副主任。何潜带领二机部所属的三个建筑、安装公司，先后抽调二百多名技术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成建制地陆续进入工地。但是，对于这样大的一个工程，何潜带来的人马显然是不够用的。

陆上模式堆厂房

中国人很多，但是没有多少人愿意到这种地方来。怎么办？

我们办公室的人一商量，只有请求军委派部队支援。我们就给中央军委写了个报告，要求派一个师级干部当军管会主任，派一个营的部队，去帮助建设。

当时毛主席说的“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这句话传的很广，但是有的人说这是假的，不是毛主席说的。原因是没查到出处。因此我们在写报告的时候，就把这句话作为毛主席语录写在“特别公函”的前头。我对参谋们说：“只要毛主席一批，就是他已经认可了。”

1968年7月18日，我们的报告经周总理阅后报毛主席，准备以电报形式发出。毛主席当即签发。

我们办公室的同志非常高兴。毛主席的“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那句话，要说过去没有正式的依据，现在有了，就在毛主席签发的电报上！

后来，有人认为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说这种话的人出于什么用心我不便揣测，把毛主席批准的核潜艇工程搞好，才是我们的目的。也许我们的目标过于“微观”了些，可是那些宏观的目标，比如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要想成立一个像第五研究院那样的专门研究核动力的机构是不可能的，海军也没那个权力，国家核动力研究工程的战略问题也不是我这个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应该管的事情，我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按中央专委于1965年8月15日召开的第13次会议提出的要求，按时把核潜艇搞出来。如果按有些人的设想，不知到何时才能搞出核潜艇来！

在军管会主任王汉亭、工地指挥长何潜等人的带领下，8000多名军民经过日夜奋战，在十多平方公里的崎岖不平的土地上，建起几万平方米的大小建筑，把近万台设备，安装在一座座特殊的实验室里。

1970年4月18日，胜利完成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的安装工作，并于5月1日开始试车，计划在1970年7月18日毛主席电报指示两周年之际，进行模式堆提升功率试验。

陆上模式堆现场（杨连新提供）

“三选一”的决策

陈右铭自述－－

前面说过，反应堆的类型很多，其中有三种，一是压水堆，二是气冷堆，三是钠冷堆。我否定了上海的气冷堆（熔盐堆），得罪了马天水，后来我又否定了北京某大学递交的一体化压水堆和钠冷堆技术报告，差点得罪了江青。那个一体化压水堆和钠冷堆是一位年轻教授领着学校的科研人员搞的。

一开始，这位教授也想搞气冷堆，用氦气。我对他说：“氦气，我们通常是用它来检漏的，密封问题不好解决，据我所知，我们目前还解决不了这个难题。装到潜艇上漏气怎么行？”

于是他们就把气冷堆的计划放弃了，接着又搞一体化压水堆和钠冷堆。钠的熔点很低，溶化后成为液体，用以循环载热。该教授希望把他的这个堆纳入我们的计划，作为09的模式堆。

我说：“钠冷堆问题很多，目前我们技术上还解决不了。”

我们没有支持他。后来，学校上报了一份他写的可行性报告。报告的中心意思是：我这个金属堆，功率有多大，能发多少电，另外还可以生产许多元素，能把铀-238变成能生产原子弹的钚-239，依次循环，越生产越多……

李忠效插叙──

据一个材料介绍，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扔下的两颗原子弹，一为铀弹，一为钚弹。铀弹是利用天然铀中的铀-235制造的。在天然铀中，铀-235只占千分之七，必须把它从千分之七浓缩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才能制造原子弹。这个浓缩过程是很复杂的，但它毕竟是在自然界中存在着。而制造钚弹的钚-239，则是人工制造的，它的制造过程更加复杂。简单地说，它是利用天然铀中的非裂变元素铀-238，使之吸收一个中子后衰变而成为另一种裂变元素钚-239，它就是制造钚弹的原料。而生产钚-239的手段，是利用核反应堆来完成的，因此通常把这种生产核燃料（如钚-239或铀-233）的反应堆就叫做生产堆。

陈右铭自述──

不知江青怎样得到这份报告。江青很快就批了这份报告，并利用了这个报告。

江青当时还有讲话，后来我看到了这个讲话。她把这位教授在报告中说的内容重复了一遍，直接对科委的领导说：“你们要支持他们。”

江青到处说：“我们的青年科学家，敢想敢干，有闯劲，是红色专家，他们不支持，我们要支持！”

江青一讲话，谁敢不听？科委很快派了工兵，帮他们搞堆工基地建设，准备建这个钠冷堆。

江青把他介绍给了李作鹏。李作鹏后来专门为这件事问过我。

那时有人就劝我，不要对抗了，不然你陈右铭不会有好结果的。我开玩笑对他们讲，江青要抓我，我就准备蹲监狱！

后来这位教授要我去看他们搞的钠冷堆。我想，09已经有了模式堆，基本试成了，他再不会叫我拿它来做模式堆了，另外江青已经讲了话，江青的名声这么大，再不去看看说不过去。

看完以后，我对他说：“你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利用废金属，利用别人报废的汽轮机，自己搞试验，不花国家多少钱，这种精神很好，值得发扬。但是作为工程来说，你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都很难解决。搞试验没有任何试验设备，简单用废钢铁管道来搞金属钠这样的试验，弄不好要死人的。另外你现在还什么都没有试，八字都没有一撇，你就在那里建基地，山洞都打好了，将来你怎么弄啊？你有总体方案吗？”

他说：“现在还没有。”

我不客气地说：“你这样搞是很危险的，这个烂摊子你将来怎么收拾呀！”

后来他就没再找我了，江青也没再吹他。于是我松了一口气，以后不会为这事惹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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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纪实文学】

《中国核潜艇工程备忘录》

作者简介

陈右铭，湖北省武昌县人。1922年出生，1938年参加抗日游击队，1940年参加新四军，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从战士到团长，参加过无数次战斗，多次负伤和立功受奖。1952年转入海军，任快艇支队长。1963年任舰艇研究院一所所长。1966年任舰艇研究院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主持院科研工作,兼任六机部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1969年任研究院副院长，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和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一副主任。1970年任国务院、中央军委综合远洋测量船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1975年任海军装备部副部长，兼任以上三个办公室的主任。1979年任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第二届常务理事会副理事长。1983年任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1986年离休后，任海军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期间发表了十多篇学术论文，多次获一等奖。已出版100多万字的文集《回顾与思考》、《万里烽火·千里波涛》、《博海心酬》和三本诗词集。2011年病逝。

李忠效，笔名：钟笑。原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55年11月出生，1969年12月入伍，2016年6月退休。历任潜艇轮机兵、轮机班长、轮机军士长、宣传干事、创作员、潜艇副政委、创作室主任等职。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著作有：长篇纪实文学《我在美国当律师》、《我在加拿大当律师》、《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长篇小说《酒浴》、《翼上家园》、《从海底出击》，作品集《升起潜望镜》、《蓝色的飞旋》、《核潜艇艇长》等20余部，并有电影《恐怖的夜》（编剧），电视连续剧《海天之恋》（编剧）、文献纪录片《刘华清》（总撰稿）等影视作品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