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质量与安全
汽轮机叶片飞了
陈右铭自述──
1969年11月，第一机械工业部军工办公室和09工程办公室同时接到报告，哈尔滨汽轮机厂生产的蒸汽轮机，在陆上试验时，发生叶片甩出的事故。我们正在研究如何处理时，一机部军工办主任张树南给我打电话，约我一同去哈尔滨处理。我就带着办公室的参谋一起去了哈尔滨。
我们到达哈尔滨后，立即查看事故情况，连夜开会分析事故原因，研究改进措施。
负责设计的研究所边所长汇报说：叶片是按照设计规范设计的，其叶片的拉应力，按照计算，需××××公斤，而实际上是按三分之一余量计算的，余量足够，不会有问题。而且在交给工厂生产之前，已经经过上万次的试验，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汽轮机厂汇报说：生产是按图纸施工的，在质量上没有出现问题。
会议开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多，仍无任何结果。
事故原因都找不出来，当然就更无法讨论措施了。早饭后，我到研究所实验室查看试验记录、设计图纸和计算书，与研究所汇报的情况相符。也就是说，设计上应该没有问题。据驻厂军代表说，他们检验的结果，产品质量也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
根据以往的经验，科学研究领域有些偶然出现的现象是暂时无法解释的，既然设计和生产都没有问题，就没有必要在那里追究谁是谁非，而应该另辟蹊径，继续试验，尽快把汽轮机搞出来，不能影响装艇的时间。
我经过与张树南等同志商量，并征求边所长、汽轮机厂张厂长和王副厂长意见，在第三天的会议上，我果断拍板：“研究所继续在实验室做试验，为了争取时间，不等试验结果，将叶片拉应力的余量增大到三分之一以上，汽轮机按修改后的图纸修复，第二套暂缓投产，待试验出结果后再定。”
有的同志对我的决定不以为然，说：“设计是根据规范计算的，余量已经够了，你要修改设计的根据是什么？”
我说：“主要有三条：一是没有发现生产上有质量问题；二是张树南多次跟我说，不是生产质量问题引起的事故，他同意增加拉应力余量，这更增加了我的决心；三是设计上虽然找不出明显问题，但面对甩出叶片的事故，只有从设计拉应力余量小了来考虑，况且增大一点拉应力余量没有坏处，只会更保险。”
有人说：“可能是偶然现象，以后不一定再发生这种现象，你是把偶然现象当成必然现象来处理的。”
我说：“偶然也罢，必然也罢，我们总不能坐在这里进行无休止的争论，只有实干才有意义。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出了问题我负责！”
后来研究所在进行实验室试验过程中，当拉力达到××××公斤时，叶片又甩出来一次，证明原设计的拉应力余量小了，修改设计后再没发生过问题。
一机部沈鸿副部长后来也对我的做法给予了肯定。他是有名的机械设计专家，曾获得过美国某大学机械设计专业博士学位，他认为我这样做是科学的，无可挑剔。在当时情况下，不这样就没办法，有些事情等弄清楚原因，就会耽误整个工程进度。
无损探伤
陈右铭自述──
核潜艇工程可以说是一个全国性的工程，参加工作的有24个省、市、自治区，21个工业部、研究院，2000多个工厂、研究所、院校和海、陆、空部队。为了保证这个工程能够正常进行，我曾经向各部委和各省市提出要求：所有需要参加09工程的高级技术人员，总工程师，每一个单位至少要有一个人工作，凡是现在没有查清楚的问题，不是叛徒，不是特务，都要让他们工作。至于其他的，什么出身是地主、资本家了，现在的高级技术人员，过去没有钱谁上得起学？这些人要叫他们出来工作。还有不同认识的，我们跟各工业部、研究院联系，共同组织调查组，直接到厂里去，调查落实。
我们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去抓。最难的是武汉，因为那里武斗打得最凶。
武汉锅炉厂负责生产核动力装置的一个重要部件，厂长叫郭长倬，是个很能抓生产的厂长，可是运动一来，厂长副厂长都“靠边站”了。我到那里去，想把郭长倬弄出来。
当时武汉正是最乱的时候，长江大桥被造反派占领，一派把守一头，对着开枪。
我到武汉军区要他们给我派车去工厂，他们劝我不要去，过长江大桥太危险。
我说，要是他们在大桥上守几个月怎么办，我们等不起。我又不是去参加武斗，他们还能不让我过桥？
我坐上军区的汽车就上了桥。造反派查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给他们看了国防科委开的通行证，然后就过去了。我们刚下桥，大桥上又响起了枪声。子弹在头顶上呼啸，仿佛又回到了战争年代。只是我不再是这些枪战的参加者，而是旁观者。我实在不知道这些枪声响得有什么意义。过去，毛主席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他们还想在枪杆子里面闹出个什么政权来呢？
汽车很快来到武汉锅炉厂，枪声远去，我的思绪又回到核潜艇工程上来了。你打你的枪，我搞我的核潜艇。这也叫“井水不犯河水”吧。
我直接到工厂找军宣队和群众组织头头作说服工作。因为郭长倬历史上没有什么说不清楚的问题，很快就把他解放出来了。
我还在厂里召开了群众大会，宣读了“特别公函”，号召大家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只要不是叛徒，不是特务，就要让他们出来工作。有问题的，你们两派群众组织可以调查。
有一派的群众组织当场就退出去了。这一派是只“革命”不干活的。我毫不理会他们的退场，继续讲。
郭长倬是干活的一派。他一出来，生产就搞上去了。
不久，我和一机部军工办的张明汉处长，还有我们办公室负责核动力装置的昝云龙参谋一起，第二次来到武汉锅炉厂。
我问郭长倬有什么困难，他说：“困难多啦！基建、设备、技术上都有困难，但最大的困难，还是技术上的问题，如不锈钢的切削加工、焊接、锻造、表面处理和无损探伤。我们组织工人在试验件上练习，有的搞得还可以，车间有的领导就说没有问题了，可以开工生产。我认为这是偶然碰上的，因为我们厂没有搞过不锈钢产品的生产，既不懂这方面的理论，又缺乏实践经验，决不能把偶然当必然来对待，这对质量是没有保证的。”
我说：“老郭，你说得很对，既要组织他们实际操作练习，又要学习理论。”
张明汉对郭长倬说：“别的厂也存在这些问题，能不能按专业开办几个全国性的训练班，比如：由技术尖子参加的不锈钢切削加工、焊接、无损探伤检验等三个训练班。”
郭长倬说：“很有必要。”
张明汉说：“那就在你们这里先办一个，总结一下经验。”
郭长倬说：“在我们厂开办哪一种训练班呢？”
“就开办无损探伤检验训练班吧！”
“可以。”
我听了张明汉与郭长倬的对话后非常感兴趣，一再向他们表示，希望早点办成。
回到北京不久，张明汉告诉我：“张树南主任、张儒生副主任组织我们作了研究，决定在武汉锅炉厂开办不锈钢无损探伤检验训练班。”
这些训练班都是以实际操作为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效果非常显著，这不仅大大提高了技术水平，对攻克核动力装置生产的技术难关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保证了产品质量。
训练班的开办，还促成了工厂学习技术工艺的好风气。武汉锅炉厂、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哈尔滨电机厂、上海先锋电机厂等许多工厂纷纷“走出去，请进来”，拜师取经、交流技艺，对一些难题进行会诊，解决了许多技术难关。
郭长倬厂长后来告诉我说：“工厂经过大学习，研究试验成功了113项新工艺，终于摸清了不锈钢产品的生产规律，从偶然到必然，又从必然王国跨进自由王国了。”
大海捞针
陈右铭自述──
在恢复和健全各种规章制度的过程中，我们重点抓了两种规章制度，一个是技术责任制，一个是岗位责任制。从设计，到描图、打印、晒图、审查、审定，每级都要签字。生产工序也是同样，上一道工序没有检验，不能进行到下一道工序，没有经过检验的产品不能出厂。在这方面，导弹总装厂做得更加严格。
因为导弹是整个核潜艇工程的重中之重，所以我经常到那里去，给他们讲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对他们的工作有很大的促进。
为了保证核潜艇工程的质量和安全，导弹总装厂对设备安装作了许多规定：在设备安装期间，不能倒班，不准换人；一个设备未安装完，中途不能停止；重要设备安装时，实行双岗制或三岗制，即一人安装，另一人对设备安装进行检查，认为没有问题了，都在安装登记表上签字。
他们为了在安装时不把工具、零件等多余物遗失或掉进弹体或设备内，对物品存放地点、使用登记、用后清点、人员（不论任何人）进出车间检查等，都作了明确规定。
这个厂有很多同志工作很出色，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总装车间的车间主任徐鸿喜。
有一次，在安装完后的检查中，发现少了一根缝尼龙布的针。徐鸿喜急了，叫住几个在场的人立即查找。那么大的车间，要想找到一根针，那真跟“大海捞针”差不多。结果没有找到。
晚上回到家里，他饭也没吃好，觉就更睡不着了。老婆半夜醒来，见他还在那里翻来覆去的唉声叹气，就安慰他说：“不就是一根针嘛，还用得着这样？”
他说：“你不知道，别小看一根针，它要是掉在导弹里面，就可能影响到导弹的发射试验。到那时，什么都晚了。”
第二天，徐鸿喜根据分析的情况，决定先在设备外边找，但找了两天未找到。
第三天，又组织人在设备内部找，也未找到。
从第四天开始，徐鸿喜把工人排成横队，在车间来回寻找，找了三天还是没找到。
这时，一位当班工人说：“我保证，针是掉在外面什么地方了，再别浪费时间了！”
徐鸿喜批评他说：“这可不是浪费时间！你保证也没有用。这根针找不到，上级不放心，我不放心，你们也不放心！”
到第七天，他们终于在擦地的拖把上找到了这根针。为了消除这类事故苗头，徐鸿喜组织全体职工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总结了教训，又提出了防止发生类似事故的新措施。
“大海捞针”，捞出来的不是小小一根针，而是徐鸿喜的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事业心。我们核潜艇事业，正是靠这样的一些人才搞成功的。
陈右铭，湖北省武昌县人。1922年出生，1938年参加抗日游击队，1940年参加新四军，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从战士到团长，参加过无数次战斗，多次负伤和立功受奖。1952年转入海军，任快艇支队长。1963年任舰艇研究院一所所长。1966年任舰艇研究院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主持院科研工作,兼任六机部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1969年任研究院副院长，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和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一副主任。1970年任国务院、中央军委综合远洋测量船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1975年任海军装备部副部长，兼任以上三个办公室的主任。1979年任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第二届常务理事会副理事长。1983年任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1986年离休后，任海军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期间发表了十多篇学术论文，多次获一等奖。已出版100多万字的文集《回顾与思考》、《万里烽火·千里波涛》、《博海心酬》和三本诗词集。2011年病逝。
李忠效，笔名：钟笑。原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55年11月出生，1969年12月入伍，2016年6月退休。历任潜艇轮机兵、轮机班长、轮机军士长、宣传干事、创作员、潜艇副政委、创作室主任等职。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著作有：长篇纪实文学《我在美国当律师》、《我在加拿大当律师》、《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长篇小说《酒浴》、《翼上家园》、《从海底出击》，作品集《升起潜望镜》、《蓝色的飞旋》、《核潜艇艇长》等20余部，并有电影《恐怖的夜》（编剧），电视连续剧《海天之恋》（编剧）、文献纪录片《刘华清》（总撰稿）等影视作品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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