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黑工程”风波

周希汉说：我知道09办公室没有给林彪送材料

陈右铭自述－－

1971年8月16日，核潜艇完成码头系泊试验。我们认为可以去某岛基地进行航行试验。8月下旬，我带着报请周总理批准的航行试验报告，离开码头系泊试验现场，回到北京，建议09工程领导小组开会讨论这个报告。可是李作鹏说没时间。过了两天，李作鹏仍然没有时间。我很着急，就去找周希汉副司令，想让他主持开这个会。

周希汉说：“领导小组成员都是国务院的部长，军区的副司令，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的副主任，我主持开会，不合适。”

我说：“那就不要叫领导小组会议，就说开办公会吧？”

周希汉说：“那么这样子吧，我请萧司令主持。”

李忠效插叙──

萧劲光（1955年）

据1987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介绍：萧劲光，湖南省长沙人。1903年出生，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赴苏联学习。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赴苏联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土地革命时期，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政治委员，建黎泰警备区司令员兼红十一军政治委员，闽赣军区司令员兼红七军团政治委员，红三军团参谋长，中共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二十九军军长，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陕甘宁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兼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陈右铭自述－－

1971年9月7日，由海军萧劲光司令员主持召开了核潜艇试航工作的办公会议，会上讨论了我们起草的给周总理、中央军委和中央专委的报告，没有修改一个字，一致通过，决定上报周总理。

但是李作鹏是09工程领导小组组长，报告须经他审查签字才能上报。我们的报告于9月9日上报李作鹏，按正常情况应该两天之内上报周总理，然后马上就会有回音。因为周总理从来不压报告，对09工程的报告几乎是到了就批。可是等了两天没有回音。我们感到很奇怪，怎么一回事呢？后来才知道，李作鹏根本没上送，可能那会儿他正在忙林彪和林立果的事。

我因为着急，就催周希汉直接请示周总理。周副司令用电话向周总理简要报告了091首艇码头试验情况，请示去某岛进行航行试验。周总理要他13日以后向他汇报一次试验准备工作情况。

周希汉副司令对我说：“你要在13日前准备好向周总理汇报的材料。”

我说：“是不是通知在码头试验现场的彭士禄于12日前到北京向你汇报一次，以便把向总理汇报的材料搞准确？”

周希汉表示同意。并派了一架飞机把彭士禄等人接来北京。

李忠效插叙－－

周希汉派飞机接彭士禄等人的时间，是1971年9月11日下午。多年以后，顾宗炎在一篇回忆文章《参加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研制》中详细记录了此事。

　　顾宗炎这样写道：按预定计划，首制核潜艇在渤海湾内共进行了四次预试航，前两次主要试验核动力装置、应急动力装置和舵装置，后两次进行了试潜定重和水下倾斜试验(属总体专业)，这些为正式试航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71年9月12日试航领导小组的陈右铭、孙寄尘、彭士禄及总体所(顾宗炎)、总装厂(张志祥)技术人员代表到北京向海军周希汉副司令员汇报预试航情况。我受宋文荣所长指派参加了这次汇报会。9月11日下午，我们乘海军专机去北京，这是我第一次乘飞机，感到很新鲜。专机是苏制“安－2”型老飞机，二层翅膀的，很安全，航速不高，飞得也低，这给我们欣赏地面景物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是日风和日丽，我们开始沿着海岸飞行，然后直飞北京。我从未看过如此壮丽的景色，海岸、群山雄为辽阔，丰收的田野像彩色织锦一样绚丽多姿，美不胜收，我的心情舒畅极了。

　　北京方面，陈右铭吩咐办公室的参谋柏森去机场迎接彭士禄等人。

彭士禄有个黑皮箱，里面装着核潜艇的材料，不论到哪里汇报都提着它。柏森到达机场的时候，正好彭士禄等人刚下飞机。汽车一直开到停机坪上，柏森接过彭士禄手里的箱子马上就钻进了汽车，然后汽车一溜烟儿地开走了。行色匆匆，似乎显得有些神秘。

这一天正好是“9.13”事件的前两天。

顾宗炎写道：9月12日，领导小组正式听汇报。周副司令肯定了前阶段的成绩，指出了要注意的问题，讲话中还提到海军李作鹏政委指示如何如何（不久后李作鹏就成了阶下囚）。我们原计划9月13日乘专机返回，但突然听到消息：全国禁空，任何飞机不准起飞，当时我们感到十分惊讶和迷惑不解，心想国家一定出了什么大事，我们只好在9月14日乘火车返回。

　　陈右铭自述－－

当时我还不知道林彪和林立果等人乘飞机外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我是9月14日才知道的。那时全军进入战备状态，飞机不准起飞，军舰不准出海，部队不准调动，军以上干部都是由上级领导一个人一个人叫来谈话，告诉你出了什么事，看你的态度。

我是周希汉副司令找我谈的话。

我先是有些吃惊，接着就联想到核潜艇面临的困难。我说：“这个事情严重了，现在任何部队都不准动，核潜艇也不能去试航，耽搁的时间长了，弄不好要放坏了，进度也会受到影响。要赶快报告总理。”

周希汉说：“好吧，我给叶副主席打电话。有可能的话，我给总理打电话。”

我说：“你不好打的话，我来给总理打，我找总理的秘书。”

他说：“我报告总理。”

林彪和林立果出事后的第四天，也就是9月17日，叶副主席对军以上领导干部有个讲话，那时林彪的事情已经公开了。叶副主席在这个讲话中提到一个让我们感到吃惊的问题：核潜艇的资料，上了林彪的直升飞机。

叶副主席讲话以后，09办公室的全体人员都听了传达。然后海军开始审查，大家纷纷反映蛛丝马迹。结果海军航空兵的飞行员就揭发了，说海军9月11日早晨派飞机到总装厂，接了两个人，一个穿海军衣服的小个子到机场迎接。接到以后，把箱子提着上了汽车就走了，样子很神秘。

09的资料上了林彪的直升机，而且是9月11日派专机去接来的，这不充分证明了09办公室和林彪有勾结吗？一查，飞机是周希汉派的，这证明周希汉和林彪也有勾结。

听说09资料上了林彪的直升机，许多领导人纷纷表态，这个说不知道，那个说不知道，都说自己和核潜艇工程没关系，与工程办公室没有来往。大家的眼睛都看着办公室，我作为办公室主任，总不能也说不知道了事吧！我必须立即在内部进行调查。

9月18日，我和副主任陈世谦、李海亭进行研究，他俩都说办公室与林彪办公室没有来往，“林办”从未向办公室要过核潜艇资料。我说09工程最有用的资料是核潜艇总体、核动力装置、核导弹系统、鱼雷武器系统的方案、技术、施工设计图纸，我们办公室不存放这些资料，都存放在本单位，我们分工找这些单位调查了解是否向“林办”送过核潜艇资料。经过调查这些单位都和“林办”没有来往，更未送过资料。

19日，我准备将调查了解的情况当面报告周副司令，免得他担心。当我走进他办公室，他正和叶副主席通电话，他说：“我知道，09办公室从来就没有跟林彪办公室有过来往，从来没有给林彪送过什么资料，希望领导查清楚。”

不知叶副主席对他说了几句什么话，我在旁边听得不是很清楚，他也没告诉我。大概意思可能是“会查清楚的”。

周希汉放下电话后，我对他说：“你刚才对叶副主席讲的情况完全属实，我们调查的结果，09办公室、七院，几个重要总体科研设计单位都未给林彪送过09资料。”

周希汉副司令的这一举动使我很受感动，使我以前对他所有的怨气一扫而光。

李忠效插叙──

陈右铭过去对周希汉的怨气还是很大的，除了在前面第一章里提到的陈右铭计算快艇海上训练时间被周希汉批的那一次，还有一次，也是在旅顺，是1955年11月的辽东大演习之后，不过原因却要追朔到1955年初，从苏联海军手中接收旅顺的时候。

根据1954年10月12日中国和苏联政府公布的关于旅顺口海军基地归还中国的联合公报精神，苏联军队将于1955年5月31日前从中苏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撤离。撤离前，苏军将把一些军事装备折价卖给中国。

陈右铭作为中方的快艇支队长，负责验收苏军移交的苏制快艇。

当时苏军在旅顺有三种快艇，一种是“比斯”型艇，是1940年代初生产的，装的是美国汽油发动机，已经很老了。一种是Ｍ型艇，也已陈旧。这两种艇都不带雷达。还有一种是Ｋ型艇，带雷达。

陈右铭去接收的时候，苏联人已经将以上三种艇进行了技术上的鉴定，把三种艇分为三个等级：“比斯”型艇为及格，Ｍ型艇为良好，Ｋ型艇为优秀。Ｋ型艇是100多万卢布一艘，Ｍ型艇价格是Ｋ型艇的二分之一，“比斯”型艇是Ｋ型艇的三分之一。

陈右铭不同意苏联人定的技术等级。他说：“你的‘比斯’艇是报废的艇，都已经到期了，超过了20年，应该报废，你还说是及格。我当支队长，你交给我，将来这个艇不能打仗，我不能签字。”

苏方坚持说他们的艇可以用，结果双方相持不下，争论不休。最后全军各部队都签字了，只有快艇没签字。

苏联海军基地司令库斯涅托夫（此人后来出任中国海军参谋长顾问）和中国海军修造部部长林遵一起到旅顺去，找陈右铭谈话，把苏军的快艇代理支队长也叫去了。

苏军基地司令问陈右铭：“你的意见是什么？”

陈右铭说：“我的意见，你这种艇只能报废，必须按废钢铁的价格，否则我不签字，谁愿签谁签。”

陈右铭不签字，全军的移交工作就不能最后签字。无数将领的眼睛都盯向了陈右铭。

陈右铭也不是想出风头，他是想给国家多省点钱。那时废钢铁是5千卢布一吨，一条快艇没有油没有水，钢铁总重量只有10吨，用5万卢布就可以买下来。按原价50万卢布计算，每一条可以少花几十万卢布。

苏军基地司令经过认真核实，觉得陈右铭的要求并不过分，最后对林遵部长说：“你们的快艇司令讲的是对的，不能叫你这个司令为难。就按废钢铁价格签字吧。”

仅快艇一项，陈右铭就为国家节省了数百万卢布。中国人很高兴，但是苏联人却不怎么高兴。

1955年4月15日，中苏双方隆重举行交接旅顺口签字仪式。中国海军以罗华生为代表，苏联海军以阿·普·库德梁夫切夫为代表，在《辽东半岛协议地区海军防务交接证书》上签字。为做好旅顺口海军基地的接收和组建工作，海军成立了旅大防卫区接收委员会海军分会，周希汉任主任委员。

1955年4月20日，驻旅顺的陆海军和各界人民一起举行欢送苏军回国大会。大部分苏军离开了旅顺，只留下一小部分担任我海军各部队的军事顾问。原来和陈右铭在交艇签字问题上闹得不愉快的苏军代理支队长，又到陈右铭的快艇支队当了顾问。他开始要向陈右铭报那数百万卢布的“一箭之仇”了。

1955年11月，我军在辽东半岛进行建国以来的第一次登陆与抗登陆大演习。周希汉决定让陈右铭去给全军的将军们讲课，主要讲海上演习方案。讲课现场由陈赓大将主持。

讲课之前，陈右铭把演习方案和攻击方案都制定出来了，其中有一个方案是苏联教令里面没有的。比如说面对一条敌舰，快艇攻击的时候，苏联的教令里面是三个扇面。陈右铭认为，这种攻击方式过时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可以，那时的军舰上大部分没有雷达，现在护卫舰以上的舰艇都有雷达了，很远就能发现你，你在这种扇面的两边，占领两舷，人家随便一规避就把你甩掉了，根本打不上。所以陈右铭提出：要在舰首方向再增加一个扇面，这样不管敌人怎么规避，都可以保证一到两个扇面占领好的发射阵位。

陈右铭在制定这个方案的时候，曾征求过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意见，顾问坚决反对，不高兴地说：“我搞了快30年的快艇，你才搞了几年快艇？”

在正式讲课之前，陈右铭先给海军首席顾问（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快艇艇长），还有萧劲光司令员，刘道生副司令员等人试讲，陈右铭讲完以后，就如实地汇报说：“我们顾问不同意这个方案，他的理由是教令上没有。我认为这样修改有好处。我今天提出来，请求海军首长批准，让我作试验。我准备写一篇学术论文。”

第一个出来反对的是海军王宏坤副司令员：“专家都不同意嘛，教令上也没有，你干嘛要这么搞？”

第一个支持陈右铭的是刘道生副司令员：“战术嘛，可以研究试验嘛，有什么不可以的？而且陈右铭讲得很有道理。没有道理也可以试嘛，道理是试出来的。有什么不可以？”

萧司令说：“我看可以试验。试试看嘛。”他看到首席顾问想说什么，就说：“请我们的顾问审定。”

首席顾问说：“我听周副司令给我们介绍，你们的快艇司令是陆军来的，是个外行，要我们的顾问很好地帮助他。可是我今天听他这么讲，很像一个搞战略战术研究的，这个方案怎么和我们苏联研究的都差不多呢？他是不是偷了我们的了？”接着他又说，“我这是开玩笑。我们也研究了，他讲得完全对。我们的教令正在修改，舰艇教令也在修改。不过我们研究的还没有他的这个细，完全可以按照他的这个方案搞。”

萧司令连声说：“好好好，行了，就这样。”

演习结束以后，叶剑英元帅表扬了快艇，说演习得好。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在演习后视察了快艇，陈右铭向他们介绍了快艇的情况。邓小平同志对旅顺基地政委彭林说：“你们这个支队长，从陆军来的时间不长，恐怕很爱学习，业务很熟练。”

在这次演习中，陈右铭是海上副总指挥，应该说，他的成绩是很突出的，可是在搞总结的时候，周希汉不但没表扬他，还在大会上把陈右铭大批了一顿，说他骄傲自满，不虚心向苏联顾问学习。

原因是周希汉在听基地领导汇报的时候，基地某副司令反映说，陈右铭是聪明，有头脑，肯学习，肯钻研，就是骄傲，苏联顾问对他很有意见。

周希汉就去找苏联顾问征求意见。他说：“我们的支队长是陆军来的，又没有去过专门的快艇学校，希望你好好帮助他。”

顾问说：“他用不着我帮助，他什么都懂，我说了他也不会听。”这下他把移交快艇和修改快艇攻击方案这两件事上对陈右铭的意见都发泄出来了。“不过我有意见还是提，听不听是他的。”

后来周希汉提到那个快艇攻击方案，顾问说：“他搞这个方案的时候，他连问我都没问我。按理来讲，我在这里当顾问，他该跟我商量商量，他不跟我商量，就拿到会上去讲起来了。”

这显然是无中生有。实际上是陈右铭事先跟他商量他不同意。

过去周希汉就觉得陈右铭骄傲自满，这下好了，证据确凿。他也没找陈右铭核实，就在大会上批开了。据陈右铭回忆，那时周希汉也确实很忙。演习刚搞完，又要总结，又要研究新的防卫问题，客观上也没有时间去做深入的调查研究，于是就想当然地认为陈右铭是骄傲自满了。

周希汉批评陈右铭说：“不听专家的意见，这要犯错误的！毛主席说，一定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所以一定要尊重专家，苏联专家对你有意见。”接着加重了语气，“对你很有意见，你要注意跟他搞好关系。”

苏联专家总算报了“一箭之仇”。

过了三天，陈右铭又被基地某副司令向周希汉告了一状。

那天上午，基地８点半开会，布置下一段的出海训练。在陈右铭正要出门的时候，基地刘昌毅副司令员打电话找他，问他一些快艇作战方案的事情。

陈右铭说：“刘副司令，我８点半开会。是X副司令召集的。”

刘昌毅说：“没关系，没关系，你先给我说完。”结果电话一下打了20几分钟。差5分8点陈右铭匆匆出门，到了那里，开会时间已经过了七八分钟了。

陈右铭进门时，某副司令正在讲话。他也没敢喊报告，悄悄找个地方刚想坐下，就听某副司令说：“进来连报告都不报告，通知８点半开会，过了10分钟才来，已经骄傲自满到了极点！”很显然，这时他已经对陈右铭有成见了。

当时周希汉还没走，某副司令就把这件事又向周希汉作了汇报。对周希汉来说更是火上浇油，就又把陈右铭狠批了一顿。于是“陈右铭骄傲自满”已经在周希汉的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在多年之后的1961年，当陈右铭向叶剑英元帅汇报快艇海上训练小时科学百分比的时候，周希汉仍然认为他是骄傲自满。

陈右铭在心里怨恨过周希汉，但是在这次由“9.13”事件引起的核潜艇资料风波中，陈右铭发现，周希汉虽然过去有时在工作上有些主观，但在关键时刻，还是敢于说公道话的。

1996年11月，陈右铭一连写了两篇纪念周希汉同志的文章，缅怀周希汉同志的高风亮节，和为中国核潜艇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

　　陈右铭自述－－

过了几天，周希汉对我说，叶副主席告诉他，林彪的直升机上的核潜艇资料，跟09办公室没有任何关系，是国防科委梁×他们那一帮人搞的。他们复印的材料，是第一次核潜艇工程上马的时候论证的材料，那时的代号是07，其实啥都没有，很普通的东西。

通过这件事，我对周希汉的印象好起来了。我本来对周希汉有意见，以前他整过我，害得我级别都没调。虽然他后来在海军四级干部大会上作了检讨，我很感动，但是我并没有完全消除对他的成见。他整了我两次，要说所有的意见一下都消失了，那是骗人的。但是通过这件事，我对他的意见可以说全部消失了。

李作鹏是林彪“死党”，他是09工程领导小组的组长。“9.13”事件后，有些人又兴风作浪，想借机将09工程与林彪挂在一起。七院有几个人揭发：“陈右铭是李作鹏的红人，他红得发紫，身兼六职（七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09、718工程小组成员、两办主任），应该停职审查。” 他们到处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我的任职与李作鹏都没有关系，只好闭起嘴了。

更为严重的是海军某副司令员，在常委会上批判周希汉时说：“核潜艇是李作鹏搞的‘黑工程’，周希汉同志拿核潜艇到处压革命，拿李作鹏的大棒子到处打人。”等等。如果把核潜艇是“黑工程”的话传出去，那就麻烦了。我急忙去找周希汉，问他怎么办。

周希汉说：“这个问题太大了，是事关周总理的大事啊！”

我说：“如果是‘黑工程’，核潜艇还搞得成吗？应该赶快报告总理，报告叶副主席。”

他说：“总理病那么重，还是报告叶副主席吧。”说着就拿起红色专用电话，将此情况向军委叶剑英副主席作了报告。

叶副主席很重视这件事，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并根据总理的指示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叶副主席气愤地说：“研制核潜艇是周总理亲自抓的一项重要工程，是‘红工程’，谁说是‘黑工程’呀！”

并当面指示列席会议的萧劲光等海军领导同志：“你们要继续支持核潜艇工程。”

对核潜艇研制工作比较熟悉，并经常给予热情支持的李先念副总理也说：“核潜艇工程是‘红工程’，是周总理亲自抓的，说它是‘黑工程’是错误的。”

余秋里副总理还对列席会议的周希汉副司令员说：“你要继续抓好核潜艇工程，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帮助。”

在关键时刻，中央领导同志鲜明的态度，对我们这些参加核潜艇工程的人员是一个莫大的支持。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我们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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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纪实文学】

《中国核潜艇工程备忘录》

作者简介

陈右铭，湖北省武昌县人。1922年出生，1938年参加抗日游击队，1940年参加新四军，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从战士到团长，参加过无数次战斗，多次负伤和立功受奖。1952年转入海军，任快艇支队长。1963年任舰艇研究院一所所长。1966年任舰艇研究院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主持院科研工作,兼任六机部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1969年任研究院副院长，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和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一副主任。1970年任国务院、中央军委综合远洋测量船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1975年任海军装备部副部长，兼任以上三个办公室的主任。1979年任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第二届常务理事会副理事长。1983年任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1986年离休后，任海军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期间发表了十多篇学术论文，多次获一等奖。已出版100多万字的文集《回顾与思考》、《万里烽火·千里波涛》、《博海心酬》和三本诗词集。2011年病逝。

李忠效，笔名：钟笑。原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55年11月出生，1969年12月入伍，2016年6月退休。历任潜艇轮机兵、轮机班长、轮机军士长、宣传干事、创作员、潜艇副政委、创作室主任等职。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著作有：长篇纪实文学《我在美国当律师》、《我在加拿大当律师》、《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长篇小说《酒浴》、《翼上家园》、《从海底出击》，作品集《升起潜望镜》、《蓝色的飞旋》、《核潜艇艇长》等20余部，并有电影《恐怖的夜》（编剧），电视连续剧《海天之恋》（编剧）、文献纪录片《刘华清》（总撰稿）等影视作品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