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试航：胆量与意志的考验

敢死队长

陈右铭自述－－

在海上航行试验中，船厂方面有一位试验队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名字叫王道桐。

王道桐是从大连造船厂调到核潜艇总装厂的。他到总装厂先当生产组长、车间工段长、车间副主任。在航行试验期间，他担任交船队中队长、副队长、队长。首艇航行试验结束后又担任了副厂长。卸任后仍负责核潜艇的建造工作，而且是“无职有权”，原因是他对建造核潜艇“有一套”。

王道桐的确是“文化低”，又的确是“有一套”。他小时候因家境贫寒，只读了两年书。1951年到大连一家铁工厂当学徒。1954年，考入大连造船厂。他虽然文化低，但由于刻苦钻研，成了精通本行技术的专家。他是学轮机的，曾为海军建造过猎潜艇。调到核潜艇总装厂后，又学会了核动力装置的安装。核动力装置要是出了什么问题，他也许从理论上说不太清楚，却可以凭着他的实践经验，做到“手到病除”，被人称之为“改进设计的好参谋”。

最可贵的，还是王道桐的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谁都知道，整天同核动力装置打交道的人，难免要或多或少受到核辐射。人们通俗地把受到核辐射叫作“吃剂量”，剂量“吃”得多了，身体会受损害，甚至有一个生与死的问题。在这些危险面前，王道桐毫不畏缩，而且是危险性越大的地方，他越是冲在前面。

王道桐在检查工作（贺永强提供）

一次，核潜艇正在进行航行试验，堆舱有个设备出现了泄漏现象。王道桐听到报告，一秒钟也没有犹豫，带着操纵员费洪玉和总值班长王金成，闪电般冲进堆舱。

“不能去，不能去！”外面一个工人拦住王道桐。

“让开。”王道桐推开工人，厉声说，“快闪开！”

王道桐到达现场，扫了一眼泄漏部位，立即动手进行抢修，一刻钟以后，一切恢复正常。

王道桐出堆舱后，没有想到自己“吃”了多少剂量，而是望着费洪玉和王金成，内疚的说：“我对不起你们呀！”

费洪玉激动地直摇头：“队长，你说哪里去了！你比我们吃的剂量还多呀！”

费洪玉说的是事实。在这之前，也曾发生过泄漏事故，每次王道桐都是冲在前面，带领大家抢修。他到堆舱的次数最多，时间最长，靠近泄漏的部位最近。因此，“吃”剂量也最多。所以许多人称他是“拼命三郎”，还送他一个外号“敢死队长”。

后来在核潜艇进行深潜试验时，王道桐又以厂长助理的身份率队参加深潜，当核潜艇潜到×××米深度时，艇体受到海水的强烈压迫而发出可怕的巨响，艇体弹性变型，某舱一根支撑角钢压成了弓型，有人要向指挥舱报告，他怕动摇指挥员的决心，没让报告。他认为不会出问题。就这样，在生与死的考验中，核潜艇深潜成功，安全浮出海面。

祖国没有忘记王道桐。他的胸前，佩戴着三枚金灿灿的奖章：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一等功臣、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8年度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管理专家。

一个虎口脱险的人

陈右铭自述－－

在王道桐这位“敢死队长”的手下，还有许多“敢死队员”。他们中间除了费洪玉、王金成以外，还有李铁民、李占一、赵玉德和董有经等。这些“敢死队员”的共同特点是都像王道桐那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但是他们又有自己的不同点，董有经就是具有丰富特点的一位。

董有经1936年生于大连市郊的一个贫农家庭。1955年进大连造船厂当钳工。从此，他一直为海军建造舰艇。

董有经是个初中生，不费多大力，就可以掌握钳工这套技术。可他为了多为海军装备建设作贡献，把标准定在高层次上。他首先从提高自己的文化科学知识方面下工夫。他考入了业余高中，又考入了业余大学。他的业余时间很少，常常是听了课，没有写作业的时间。他家住在小平岛，来回要乘四小时的公共汽车。本来他可以住在船厂，但家里有双目失明的母亲，需要他照顾。他每天利用乘车时间复习功课。他天天如此，坚持了六年。在这六年里，他学会了高中课程，又学了微积分、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画法几何学、机械制图等大学课程。在这期间，他还学了“钳工基础”、“机械传动”、“液压传动”、“船用内燃机”、“船用汽轮机”等技术知识。由于他的文化和技术水平提高了，成了船厂的“钳工之王”，于是被选到核潜艇总装厂来了。

建造核潜艇，对他来说自然是个新课题。他想，既然是来造核潜艇嘛，就应该掌握核动力技术。

一天，董有经找到队长王道桐：“队长，我想学反应堆技术。”

王道桐直截了当地说：“你想过没有，同核反应堆打交道，有被核辐射的危险，你不怕？”

“我早就想过了，大不了一个死，怕什么？”

“好吧，但不能后悔！”

董有经下了学习反应堆的决心，每天晚上坚持学习。这期间，到处贴大字报，到处搞“革命大批判”，董有经仍然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专业书。

“董有经，你知道你走的什么道路吗？”一个造反派以威胁的口吻问道。

“我知道，我走的是又红又专的道路。”董有经心平气和地说。

“你走的是‘白专道路’！”

“是红专还是白专，不要忙着给我作结论。”董有经笑笑说。

这次谈话之后，就有人贴出了批判董有经走“白专道路”的大字报。开始他不理睬，后来越贴越多，大批判的风越刮越大。董有经经过苦思冥想以后，向王道桐提出到外厂“留学”的建议。理由是光学书本知识不行，更需要掌握操纵技术。同时也为了躲个清静。

“这是个好主意！”王道桐支持说。

“我跑了，你不怕追后台？”董有经有些担心。

“追什么后台，这是毛主席批准的工程，谁敢追查？”

董有经带着几个人，到了模式堆试验基地和有关生产厂“留学”去了。

“留学”收到了一举两得的效果，既躲避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又学到了新的技术。董有经“留学”回厂后，担任了一回路专业施工员。按规定，只有中专或大专文凭的技术员、工程师才能担负这个职务。造反派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

工厂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有这么一句责问领导的话：放着又红又专的人不用，偏偏用既不红又不专的人，你们执行的是哪条干部路线？！

造反派的头头还多次追问董有经：“你的后台是谁？”“你有什么本事，是凭什么爬上去的？”

董有经以温和的口吻说：“我是没有什么本事，我随时都准备把这个职务交给有本事的人。”

但是过了很久，谁也没有来接这个职务，而他又接连担任了反应堆运行值班长、工艺室副主任。王道桐担任副厂长之后，董有经又接替了副队长的职务。

董有经在这些位置上，不是靠什么后台，而是靠技术，靠拼命干。他不仅能熟练地安装、调试核反应堆，而且能针对安装、调试以及后来航行试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技术革新，使设备的质量有了提高。

在航行试验中，有一次我同几位工人闲聊，问董有经：“工厂很多人都参加写大字报，你为什么一张不写呢？”

“陈主任，我要工作，还要学习，哪有时间去写大字报呢？”董有经向我笑笑，“我跟你说心里话，写大字报要是能写出核潜艇来，我就整天写；要是大批判能批出核潜艇来，我就整天参加大批判。”

“你跟我说这些话，就不怕我整你吗？”

“我相信你不会整我，你是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你比谁都着急搞出核潜艇来，不然你在这里受苦受累干什么？”

在航行试验中发生了一起事故。

“蒸发器发生泄漏！”核动力装置操纵室值班员报告。

我知道，反应堆运行时，蒸发器是不能停止运行的，时间长了，会造成反应堆舱放射性污染，于是，我立即下令返航，停堆修理。

董有经第一个接近蒸发器进行检查。研究所工程师张继贤和王道桐紧接着来到蒸发器面前。他们开始检查时，我也来到了现场。

“陈主任，快出去！”董有经使劲推我。

“没关系，你们快进行检查，看有多少根管子漏？”我推开董有经的手说。

“还未查完，这里危险，你快出去，查清了向你报告。”王道桐也推我。

“我有危险，你们检修不是更有危险吗？”

“你的任务是领导整个核潜艇试验，修理是我们的任务，你没有必要到这里来吃剂量。”王道桐更加使劲地把我向外推。

“不把情况搞清楚，我怎么下决心？”我说。

他们很快查清了泄漏管子的数量，但管子为什么漏，只有取出管子才能查明。

“你们想办法取出几根管子来，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发生泄漏的。”我对王道桐交待说。

董有经凭着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很快设计、制造出一把割刀和一个拔管机，在12分钟内就能把管子割断，拔出来，还可以远距离操纵，可大大减少放射性对人体的伤害。

董有经还发明了一种主泵锥面加工镗床。这种镗床，精巧、轻便、实用，可放在核潜艇舱内，对主要锥面进行高质量的加工。如果没有这种镗床，必须把需要修理的主泵从管道上分割下来，吊出艇外，运到车间，上机床加工；还需要打开艇体，拆除部分设备。既费时，又伤财。这种镗床，获得国防科技三等奖。

董有经不仅有高超的技术，更可贵的是他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无私奉献精神。

反应堆在运行时，堆舱温度一般在50摄氏度以上，放射性剂量也最高。如果在运行中，急需进行检修时，只要是一个人能完成的，董有经决不找第二个人，自己就悄悄地把故障排除掉；如需要几个人才能完成的任务，他必定冲在最前面，领着大家抢修。

李忠效插叙──

我在一个材料上还看到这样一段董有经“虎口脱险”的故事：

一次，反应堆舱出了毛病，董有经毅然打开重达两吨的铅制屏蔽门，提着扳手钻进堆舱。堆舱里，难闻的气味和灼人的热浪猛地向他扑来，只一瞬，他便感到头晕目眩，身体摇晃了几下，汗水立即从他的全身涌出来。他定了定神，睁开眼睛，提着扳手走向发生故障的部位。

董有经用他熟练的技术，迅速排除了故障。又迅速按原路返回。但是不知什么时候，沉重的屏蔽门已严严地关死了！他抓起门口的电话，恰巧电话坏了，不能向外面通话。他满头大汗地趴在观察窗上，眼睁睁地看着几个熟悉的身影从窗边走过，他放声大喊，可是隔着一尺多厚的玻璃砖，就是喊破嗓子也无济于事。他的心一下收紧了，死亡的恐怖“轰”地一声向他袭来。他茫然地转过身去，身后是一个熄灭的炉膛，黑洞洞的，仿佛是魔鬼的大嘴，要活生生地吞噬他。

他不停地换动双脚，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汗水像小溪一样在他身上流淌。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死亡在一步一步地逼近。忽然，他急中生智，想起了身上的纸和笔。他在一张纸上颤抖着写下了三个字：快开门。

他举着那张纸，昏沉沉地趴在观察窗上，寄希望于某人路过时那不经意的一瞥。

谢天谢地，终于有人看见了玻璃砖上的那张纸，和那张纸后面的人影。

当人们打开沉重的屏蔽门，把董有经抬出来的时候，他已经不醒人事……

“假如再过五分钟，我就要去见上帝了。”董有经醒来以后，嘻嘻哈哈地说。

而大家都说他这是“虎口脱险”。

陈右铭自述－－

董有经走在街上，也许很多人不知他是干什么的，但是他过去走过的道路却是辉煌的，最好的证明莫过于他所得的各种荣誉称号：省劳动模范、市劳动模范、厂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质量标兵。

核潜艇海上航行试验，就是依靠像王道桐、董有经这样一些具有无私奉献精神的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和海军指战员共同完成的。

人民将永远记着他们。

李忠效插叙－－

据719所的顾宗炎回忆，整个试航过程从1971年8月到1974年4月，延续两年多，其间进行了一次14个月的坞修。整个过程反复进行试验、改进，共出海试航26次，完成174项试验，总航程6027海里，经历了8级大风浪的考验，事实证明：经过大海洗礼的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性能和质量良好，主要性能优于美国第一艘核潜艇。

月夜（龙运河摄影）

在首艇试航期间，发生了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试航副队长李传宜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顾宗炎写道：第一阶段将结束的1972年4月的一个夜晚，他（李传宜）睡后与往常不同的鼾声惊醒了同一房间的战友，大家急忙起来喊他，他已昏迷不醒，急送医院，虽然医院多方抢救，仍然无效，心肌梗塞竟这样无情地夺去了他那才华横溢年仅40岁的宝贵的生命！

本公众号近期连载陈右铭、李忠效的

【长篇纪实文学】

《中国核潜艇工程备忘录》

作者简介

陈右铭，湖北省武昌县人。1922年出生，1938年参加抗日游击队，1940年参加新四军，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从战士到团长，参加过无数次战斗，多次负伤和立功受奖。1952年转入海军，任快艇支队长。1963年任舰艇研究院一所所长。1966年任舰艇研究院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主持院科研工作,兼任六机部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1969年任研究院副院长，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和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一副主任。1970年任国务院、中央军委综合远洋测量船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1975年任海军装备部副部长，兼任以上三个办公室的主任。1979年任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第二届常务理事会副理事长。1983年任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1986年离休后，任海军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期间发表了十多篇学术论文，多次获一等奖。已出版100多万字的文集《回顾与思考》、《万里烽火·千里波涛》、《博海心酬》和三本诗词集。2011年病逝。

李忠效，笔名：钟笑。原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55年11月出生，1969年12月入伍，2016年6月退休。历任潜艇轮机兵、轮机班长、轮机军士长、宣传干事、创作员、潜艇副政委、创作室主任等职。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著作有：长篇纪实文学《我在美国当律师》、《我在加拿大当律师》、《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长篇小说《酒浴》、《翼上家园》、《从海底出击》，作品集《升起潜望镜》、《蓝色的飞旋》、《核潜艇艇长》等20余部，并有电影《恐怖的夜》（编剧），电视连续剧《海天之恋》（编剧）、文献纪录片《刘华清》（总撰稿）等影视作品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