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潜艇工程备忘录》第十四章乌云密布的日子（2）

第十四章乌云密布的日子

拒绝认错

陈右铭自述－－

海军党委常委说是停止我的工作，其实无法停止。核潜艇办公室有什么事情还是要找我，我也不可能真的不管。

就在宣布我停止工作的第三天晚上，周希汉给我打电话：明天朱老总要视察核潜艇和051驱逐舰，并要在海上作航行和潜浮表演，海军党委常委研究决定要你去向朱总司令汇报！

我说：叫停职检查交待的人去汇报合适吗？

他说：常委研究定的，只有你去汇报才能说得清楚！

我仍然坚持说不能去。

他无可奈何地说：我知道停你的职是没有道理的，你骂人我都能理解，我知道你对核潜艇的事仍在管，你心里也放不下，我心里更不愿停你职！

　　我说：用不着解释，向朱总司令汇报我一定去！你通知我不好，要叫让我停职的人通知我。

我要求苏振华政委给七院饶院长打电话。让院长通知我去向我向朱老总汇报。

半夜以后，我接到饶院长打来的电话，要我明天早晨坐专机走。朱老总他们晚上已经坐专列走了。

事已至此，我没话可说了。第二天早晨，我乘海军航空兵的一架专机去了海军某基地。

1974年8月19日上午8时，朱委员长在海军萧劲光司令员的陪同下，驱车来到码头，稳健地登上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导弹驱逐舰，向大海深处驶去。上午10时，航行到操演海区，朱委员长登上军舰指挥台，坐在中央一张高脚椅上，开始检阅操演的核潜艇。

这是核潜艇交付部队使用后，第一次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核潜艇驶到朱委员长旗舰跟前，进行各种操作表演。它时而飞速前进，时而倒车后退，运动自如，操作熟练。

这次朱德委员长还检阅了常规潜艇、猎潜艇。他还关切地询问了我国自制的新型舰艇的性能，朱德委员长听后十分喜悦，鼓励道：“海军现在有很大变化了，这是走自力更生道路的结果。我们要继续走这条路，把海军建设推向前进。”

1974年8月19日,朱德委员长在萧劲光（左1） 等陪同下视察核潜艇（杨连新提供）

检阅结束后，朱德高兴地挥笔题词：“增强革命团结，加速海军建设。”

在基地接待朱老总期间，周希汉还在为我被停职的事情担心，安慰我说：“没有事，不会有事的。该管的事，照管。”

我说：“那不行，你讲没用，停职我就不管。”

他说：“09的事你不管，出了事还是你的，我不相信你不管。”

听了他的话，我感到非常温暖。这说明他了解我。实际上核潜艇办公室的事我全在管。我不管怎么行呢？他们有事就向我请示。说实话，在被宣布我停止工作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一天工作也没停。

朱老总视察结束之后，我随大队人马回到北京，继续进行所谓的检查交代。

那时在七院的领导当中，我和政委袁意奋是批判对象。他的“罪状”是没有执行中央领导指示，“包庇”了我和于笑虹。

从某基地回来的第四天，海军党委常委在海军第一招待所和七院的常委一起开会，传达张春桥、王洪文的“批示”、“指示”和海军党委的“传达提纲”，动员我“坦白交待”，并让七院的常委每一个人表态。当时我们党委里头还有两派的群众代表。

首先是海军某副政委宣布开会，然后七院的常委除了我，每一个人都作了检讨。有的说对上海的事件没有很好地查啊，有的说哪些事处理不对啊。

群众代表点我的名，让我检讨：“你的问题最严重，希望你放下思想包袱，坦白交代问题，不交代清楚问题是过不了关的。”

我不理他们。

最后某副政委对我说：“陈右铭同志，其他的人都讲了，你讲讲吧。”

我说：“要我讲什么？”

某副政委说：“哎，别人揭发你，你把这个情况讲一讲嘛。”

我说：“揭发我的人说我有问题，说我要颠覆上海红色政权，反对张春桥同志，支持‘4.12’反革命事件，你们揭发嘛。我没什么讲的，有问题你们揭发得了。张春桥有批示，我讲什么？”

叫我把他顶回去了。没检讨。当然我的态度就很不好了。

后来院里开会，把院里所有不好的事都推给袁意奋，推给我，有的还尽添油加醋。有几个人后来说袁政委要提拔谁谁谁，他到上海去，要上海各所搬家，如何如何，乱批袁政委。

我说：“这个事不是袁政委讲的，要搬家，坚决要执行，是饶院长讲的。要提拔谁谁谁，是王副政委讲的，根本不是袁政委讲的。”

王说：“我在哪里讲的？”

我说：“常委会上讲的。”

王说：“什么时候常委会上讲的？”

我说：“不是12号就是13号，你们可以查记录。”那时天天开会，具体时间没记清。

秘书马上去把党委会记录拿来了。一查，12号。查完以后，饶院长没话讲了，表情很难堪。他以为我看了党委会记录，就说：“以后，不经过我批准，谁也不准看党委会记录。”

当时我就站起来了，我说：“哪个规定的，是海军常委规定的，还是你规定的？你是第二书记，我是第一副书记，没有听说副书记看党委会记录还要经过书记批准。但是这一次我没有看，我用不着看，你们谁说的话，怎么说的，我都记得。我想看，我什么时候都可以看，你们谁规定的我不能看党委会记录？”

最后秘书当场就讲：“没有任何一个人看过党委会记录。今天是第一次。”

饶院长就不说话了。

后来他们说：“这陈右铭真是记得清楚，原话都没有错。”

在我停职审查期间，他们派了一些人到外面去搞外调，采取了许多不正当手段，那些捏造的东西，最后连搞调查的人都看出来了。一个组织处长，他开始反对我的，但是参加了两次外调以后，第三次又让他去，他不去了。

他在会上公开说：“我不去了，完全是搞阴谋诡计。你们要不就开除我的党籍好了。”

这个处长本来是反于笑虹那一派的，他认为于笑虹是“单纯技术观点”，批判于笑虹是对的。我没参加哪一派，只因为我和于笑虹好，这个处长对我也就不那么好。但是他为人正派，看出了一些人的目的。

我到七院时间不长，也没得罪过谁，一天到晚拼命地工作，他们一整我，我的威信反而更高了。后来好多人说，陈右铭在那里没白没黑的干活，你们还整人家，也太卑鄙了。

在我被停职审查期间，最使我感动的是，周希汉副司令员不怕受牵连，处处为我说好话。

我为组织领导第一艘核潜艇试验，经常到各省市进行协调，有的人说我是“逃避‘文化大革命’”，“用生产压革命”，“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单纯技术观点”等等。

周希汉义正词严地对一位领导干部说：“叫谁去组织领导试航都不去，说得难听点就是怕死，怕担责任！叫陈右铭去，他二话没说就去了，而且他唯一的哥哥病故都没回去看看，一心在现场领导试航。各省市、工厂、研究所都是两派对立，闹得无法进行科研、生产，他领着办公室的人员冒着挨打、挨批斗的危险，忍饥受冻到处跑，乘火车有时连坐位都没有，还全国各地进行协调，抓生产，抓科研，你们还批判他是‘逃避文化大革命’，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这太不公平了嘛！”

李忠效插叙──

陈右铭6岁死了母亲，9岁多死了父亲，哥哥是唯一的亲人。他本来还有一个妹妹从小被卖，离家与当地的一个学医的青年结婚。后来他妹夫被人拉到国民党的驻军部队当差，1949年国民党撤退时，妹妹便和他们失去了联系。

1974年4月1日，陈右铭正在参加核潜艇试航的时候，他得到消息：哥哥死了，是胃穿孔，因为“文革”期间医院秩序混乱，没有得到及时医治。哥哥死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再看一眼多年没见面的弟弟，可是没能等到弟弟回来就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老家来电话，打到家里，想要他回去和哥哥告别。电话是他的老伴胡志江接的。老伴马上给他打电话，把这个噩耗告诉了他。

当时试航正处于紧张阶段，所有试航情况都是他在第一线负责，实在离不开。

试航领导小组副组长孙寄尘、高世荣对他说：“你回去吧，回去看看你哥哥再来。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什么时候试验。”

陈右铭想：核潜艇试航，这么重要，怎么能停下来，我怎么能回去呢？

他打电话跟老伴说，让大女儿陈晋南代表他回去。他忍着悲痛在电话里对大女儿说：“我在海上，工作走不开，回不去，你全权代表替我给你大伯送葬。”

陈右铭没有会去参加哥哥葬礼这件事在当地反映很坏。老家的人根本不相信，出什么海能出这么长时间？他们对陈晋南说：“共产党就不讲人情了？你父亲一点人情都不讲的，他家里没有亲人，就这么一个哥哥死了，他还不回来。”陈晋南无法回答。

1981年两岸通航后，陈右铭失散几十年的妹妹从台湾回到湖北老家。他这才知到妹夫一家人1949年去了台湾。妹妹回乡探亲、祭祖，从老家人口中知道了这件事，非常生气。妹妹几次对他说：“我对你最大的意见，就是大哥死了你都没回来看一眼，太不近人情了。”

不过，陈右铭并不后悔。毕竟他是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不能脱身，他想，如果哥哥地下有知，也是会原谅他的。

陈右铭自述－－

经过几个月的揭发批判，也没揭发出我的什么问题，最后海军党委以“有些问题未搞清楚，在工作中继续检查交待”为结论，又恢复了我的工作。

我没去计较到底什么问题没搞清，自然更不会“在工作中继续检查交待”什么，只要让我继续搞核潜艇工程，别的可以忽略不计。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甚至都没想起要海军为这桩冤假错案平反昭雪。但是海军党委倒是还记得这件事。1979年，海军党委为此事专门发布了平反通知，特摘录如下：

中国共产党

海军委员会（通知）

中国人民解放军

关于为于笑虹等同志被“四人帮”诬陷参与上海“4·12”

炮打事件的平反决定

1968年4月12日上海人民发动了炮打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的革命行动，被“四人帮”诬为反革命事件。他们对广大革命群众进行了疯狂地镇压。三、七院的一些领导同志和群众也身受其害。现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揭露了他们的一切阴谋活动，所谓“4·12”炮打事件已大白于天下。

海军党委1973年3月20日关于“坚决贯彻执行春桥、洪文同志批示，认真调查处理七院刘振玉等人参与上海‘4·12’炮打事件严重问题的报告”是根据特务分子张春桥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的黑批示作出的。该报告及其四条决定是错误的，应予撤消。海军党委1974年6月8日贯彻王洪文的黑指示对7院的“传达提纲”（其中也有“炮打”事件的内容）是错误的，也应撤消。

为使因这一“炮打”事件而受害的同志得以平反，特作如下决定：

一、（略）

二、当时七院领导于笑虹（原七院院长后为三院院长）、李书祯（七院副政委）、陈右铭（七院副院长）、袁意奋（七院政委）……等同志因这个问题而受指责的诬蔑不实之词应予以推倒。个人写的检查材料退还本人。组织上整的材料一律予以销毁。

…………

海军党委

1979年1月11日

陈右铭自述－－

说实话，我虽然不喜欢张春桥这个人，但我也确实没有想要颠覆“上海红色政权”的企图。在他们说张春桥是叛徒的时候，私下里我讲过“但愿如此”的话。那是背地里说的，他上哪去查？同时我也告诉他们，没有证据不要乱上街，要犯错误的。

后来有人分析，上海张春桥、马天水等人之所以老是找我和七院的麻烦，除了我曾经两次得罪马天水之外，很可能与陶勇之死有关。

陶勇是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与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丕显关系很好，“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当他听说陈丕显被抓起来了，非常气愤：“说他是走资派，杀了我的头我也不信！”他还亲自闯进市委机关，要找张春桥把陈丕显弄出来。他在市委大楼上上下下找了个遍，逢人便问：“张春桥在哪儿？”始终不见张春桥的踪影，只得罢休。

1967年1月21日，陶勇像往常一样上班，并处理了很多工作，没有任何不正常迹象。但是下午两点半，有人突然在舰队招待所后楼花园的井里发现了他的尸体。这口井是用来浇花用的，井口宽不及人肩，水深不没人头，可是一生坦荡，作战骁勇的战将陶勇，却在这口浅井里不明不白的死了。有人说他是自杀，但是了解他的人都说他不会自杀。

陶勇死后，那些恨他的人连他的尸体也不放过，把他的衣服扒光，用笤扫在尸体上面涂墨汁，在脸上画黑叉，还腰围麻袋，拍成照片，到处展览……

陶勇将军的夫人朱岚是七院下属的上海711研究所办公室主任，711所的同志对陶勇的情况也比较了解，他毕竟是一个为共和国立下功勋的战将啊，他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就从那些法西斯暴徒的黑爪下，把陶勇的尸体抢了出来。从此便与上海拥护张春桥的造反派结下了。

我和711所的田震环所长关系很好，我到北京工作以后，每次去上海几乎都到他那里去看看，于是他们那里发生的事情，就与我连上了。

后来我对海军×副政委说：“你们说我要颠覆‘上海红色政权’，我颠覆‘上海红色政权’干什么？我去当那个革委会主任、副主任？他比我这个官大多少啊！再说我是海军，我颠覆了他，我也当不上革委会主任。你们就不用脑子想一想啊！”

那个时候核潜艇没出事，如果真的出了大事，我非坐牢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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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纪实文学】

《中国核潜艇工程备忘录》

作者简介

陈右铭，湖北省武昌县人。1922年出生，1938年参加抗日游击队，1940年参加新四军，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从战士到团长，参加过无数次战斗，多次负伤和立功受奖。1952年转入海军，任快艇支队长。1963年任舰艇研究院一所所长。1966年任舰艇研究院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主持院科研工作,兼任六机部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1969年任研究院副院长，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和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一副主任。1970年任国务院、中央军委综合远洋测量船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1975年任海军装备部副部长，兼任以上三个办公室的主任。1979年任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第二届常务理事会副理事长。1983年任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1986年离休后，任海军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期间发表了十多篇学术论文，多次获一等奖。已出版100多万字的文集《回顾与思考》、《万里烽火·千里波涛》、《博海心酬》和三本诗词集。2011年病逝。

李忠效，笔名：钟笑。原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55年11月出生，1969年12月入伍，2016年6月退休。历任潜艇轮机兵、轮机班长、轮机军士长、宣传干事、创作员、潜艇副政委、创作室主任等职。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著作有：长篇纪实文学《我在美国当律师》、《我在加拿大当律师》、《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长篇小说《酒浴》、《翼上家园》、《从海底出击》，作品集《升起潜望镜》、《蓝色的飞旋》、《核潜艇艇长》等20余部，并有电影《恐怖的夜》（编剧），电视连续剧《海天之恋》（编剧）、文献纪录片《刘华清》（总撰稿）等影视作品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