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水下火焰

黄纬禄的“导弹梦”

陈右铭自述－－

根据中央专委1965年8月确定的关于核潜艇研制分两步走的原则，在鱼雷核潜艇迈出第一步后，导弹核潜艇的研制紧接着就开始了。

导弹核潜艇的研制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艇体，另一部分就是导弹。

潜射导弹的设计工作由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负责。刚起步阶段，五院四分院的杨南生副院长做了大量重要的工作。他是固体发动机方面的专家，正是由于他的初步试验证明，潜地导弹使用的固体发动机我们可以搞出来，我才向中央领导同志建议导弹核潜艇正式上马的。后来由于工作上的原因，上级决定把继续研制潜地导弹的任务交给了另一个分院的副院长黄纬禄。从此，黄纬禄便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潜地导弹的研制生涯。

黄纬禄是安徽芜湖人，早年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后因日本人侵占南京，中央大学迁往重庆）。在大学里他学的是机电通讯专业，而他后来却成了导弹专家。这既是命运的安排，也是他个人的梦想。

世界上最早研制导弹，并把它用于战争的是德国人，而黄纬禄是最早见识德国导弹的中国人之一，在后来从事导弹研制工作的同行中，他是第一个见到德国导弹的中国人。

1943年，黄纬禄来到伦敦，进伦敦大学攻读机电研究生。

黄纬禄（1957年）（杨连新提供）

当时，正值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的Ｖ－Ⅰ、Ｖ－Ⅱ 导弹从法国海岸飞来，越过英吉利海峡，落进伦敦城里，在街道上、楼群中、花园里爆炸，难以计数的无辜者被炸死。

恐怖笼罩着城市，伦敦人却无可奈何。黄纬禄不由得想起中国近代史上那些任人宰割的耻辱的经历，心中暗叹：如果中国也有这种武器就好了！

后来英国人通过法国爱国者游击队弄到一枚德国人制造的Ｖ－Ⅱ导弹，英国当局为了消除人们的恐惧心理，他们把导弹解剖开来，又在电视里播放，又在博物馆里展出。

黄纬禄专门跑去观看了这枚导弹。他这个学机电通讯专业的留学生，竟与导弹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6他从伦敦学成回国，先是在上海一个无线电研究所某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他被调入北京新成立的通信兵研究所工作。1954年的一天，他接到通知，去参加一个国防部召开的学术报告会议。会议由陈庚大将主持，由刚刚从美国回来的钱学森主讲火箭技术问题。听报告的是几十名佩戴着金光闪闪的将星的将军。大将、上将、中将、少将，看得他眼花缭乱。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将军，更不要说和将军们一起听报告了。他顿时感觉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庄严，同时也体会出了这次报告的重要性。

报告结束时，陈庚大将问他：“听说你见过导弹？”

他答：“是的。1944年在伦敦。”

陈庚说：“中央、中央军委已经做出研制两弹的决定，我们急需大批科学技术人员参加到这个工程中来……”

他听了非常高兴，禁不住在心里欢呼：中国也要搞两弹了！

不久，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1957年，黄纬禄和许多优秀知识分子一起，调入国防部五院二分院，走进了那座神秘的大门。终于实现了他十多年前的中国也要搞导弹的梦想，于是他和其他科技人员一起，开始了艰苦的跋涉……

开始他是跟苏联专家学习导弹技术，但苏联专家的态度非常傲慢，传授技术时处处留一手。有个叫西巴可夫的专家甚至口出狂言：没有我们的帮助，你们是造不出导弹的，即使造出来了，也打不到天上去。

当时从苏联运来了两枚Ｐ－Ⅱ导弹，倔强的黄纬禄不愿看专家的脸色，下决心要自己研究个名堂出来。后来他真的自己琢磨出道道来了。

有一天他对西巴可夫说：“专家同志，你们的Ｐ－Ⅱ导弹不也是从Ｖ－Ⅰ、Ｖ－Ⅱ导弹演变过来的吗？是你们的卡拉寥夫从德国人冯·布劳恩那里学来的。我早就见过Ｖ－Ⅰ、Ｖ－Ⅱ，没有什么了不起。虽说你们的Ｐ－Ⅱ要比他们先进，复杂，但也不是那么高不可攀吧？”

在苏联专家撤走之前，我们的仿制导弹已经造出来了。傲慢的西巴可夫有幸看到了我们仿制的导弹，不得不就他说过的狂话向黄纬禄表示歉意。

陆基导弹可以仿制，而潜射导弹可就难了。

黄纬禄虽然看见过德国人和苏联人造的陆基导弹，却没有见过美国人和苏联人造的潜射导弹。

潜射导弹不仅要比陆基导弹小，而威力不减，同时还要绝对保证潜艇的安全。据说美国的第一代潜射模型导弹在弹射出水面时没有搞好，结果导弹落下来把象征性的“潜艇”砸扁了。多次模拟试验都是这样。后来，美国人在搞北极星潜射导弹时，先在陆地的水池中作水池弹射系留试验－－用塔式起重机将试验弹系住，从水下弹射出水面后，由钢丝绳把它吊起来。第二步，进行海上网托试验──用一张网把重达16吨溅落的试验弹托住，回收后再试。第三步，是用海底固定和移动的发射台试验。最后，才在潜艇上进行正式试验。因为潜艇造价很高，且有百十条生命在里面，是不能让导弹随意把它砸扁的。

应该承认，美国人的科学态度是严谨的。

可是，中国人制造的潜射导弹也要按部就班地走美国人走过的路吗？

长江大桥上的“自由落体”

陈右铭自述－－

开始我们也想搞导弹试验水池。美国人搞的水池是在海边，向海里发射导弹也方便。但是我们不能在海边搞，“文化大革命”当中，战备形势很紧张，重要的工厂都搬到内地去了，所以这个导弹试验水池的地点也被有关部门选在了内地，并且很快就开始动工了。按照设计，要挖一个60米长，20米宽，30米深的大坑。土方量是非常大的。但是他们忽略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那里的水资源有限，将来到哪里引那么多水来灌满它？于是这个刚刚上马的工程又很快下马了。

后来，总设计师黄纬禄和他的总体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有关的科学家，又到全国各地去查访可以用来试验潜射导弹的水库和湖泊，并且选中了一个地方。是个山谷，我到那里去看过，地点比较理想，围起来就可以用。但是紧接而来的问题是，要在几十米的水下搞一套检测设备，等于重建一个测量基地。水下施工，难度很大，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而且需要很长时间施工，进度跟不上。

怎么办？

有人提出，直接到艇上试。我对他们说：“导弹掉下来砸到艇就完蛋了。你们首先要解决砸不着艇的问题。”

当时导弹的发射动力装置还没有搞出来，试不了，我就叫他们另想办法。很快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是导弹里头装水－－模拟弹发射时重量和导弹一样的，发射上去以后，弹内排水系统马上把水排掉，弹体就轻了，从理论上讲，砸不坏艇了。

这样就要试验排水系统灵不灵，模拟弹落水之后能扎多深。在哪里试呢？首先地势要高，起码要达到导弹射出的高度，这样才能在模拟弹下降的空间里试验排水系统。另外下面要有水，好试验模拟弹入水的深度。

那时候，南京长江大桥刚刚通车不久，几乎每天的报纸上广播里都在报道大桥建设者们的光辉业绩。那是一座高大的长跨度建筑，比武汉长江大桥还要雄伟，还要气派。大桥的高度也和导弹发射的高度差不多。

黄纬禄（中）在长江大桥上做试验时与同事合影（杨连新提供）

有一天，大家在一起讨论的时候，黄纬禄忽然灵机一动：如果在长江大桥上进行模拟弹坠落试验，不是又省钱，又省力，又省时吗？这个设想得到大家的称赞。

不久，钱学森组织有关部门召开方案讨论会，黄纬禄在会上提出了不搞水池，在长江大桥试验的方案。

钱学森一听，高兴地说：“好！太好了！”

总参、海军等有关单位的同志也表示赞同。

1970年8月，各项准备工作业已就绪，而来自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却像长江的洪流一般涌来。

有的说：“大桥上也能进行弹体落水试验？要是桥上可以试，难道美国没有比长江大桥更大的桥吗？”

有的说：“将来要是砸扁了潜艇，一百多条生命谁来负责？”

黄纬禄面对着滔滔的江水，沉默不语。他知道，科学就是创造，要善于想别人没有想到的课题；科学就是要冒风险，要敢于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

8月，正是火炉般的南京最热的时候。在南京浦口的一块没有任何遮栏的空地上，黄纬禄和大家一样，穿着背心短裤，头戴一顶草帽，顶着似火的骄阳，围着十多吨重的模拟弹紧张地忙碌着。最辛苦的一项准备工作是往弹体里粘贴排水用的橡皮气囊。弹体里空间很小，人站在里面直不起腰，弹内温度高达50多度，浓烈的胶水和橡皮气味熏得人喘不过气来，时间一长就会中毒或中暑休克。黄纬禄规定，每个人在里面工作，最长时间不准超过10分钟，并且亲自带头往弹体里钻。当时他已经54岁了，身体又不好，其他同志说什么也不让他钻。他说，我不看看不放心，我就进去一次。硬是坚持钻进去呆了5分钟。

在长江大桥上的试验一共搞了三次，每次都是在凌晨时分开始进行。这个时间桥上过往的车辆比较少，天气也比较凉爽，并且有一定的能见度。

第一次试验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志亲自来到现场，向参加试验的科技人员表示慰问，并观看试验。

黄纬禄向许世友将军报告：试验准备工作一切就绪，请指示。

许世友笑吟吟地说：好，你们开始吧。我也长长见识。

黄纬禄命令：试验开始！

桥面上，一辆40吨重的吊车伸出巨大的长臂，10多吨重的银白色的模拟导弹桥悬挂在长臂上，所有的仪器设备都已开机。

“各部门准备完毕！”

黄纬禄发出口令：“开始倒计时！”

“……8、7、6、5、4、3、2、1，放！”

只听“嘭”的一升，悬挂导弹的爆炸螺栓爆炸了，弹体迅速脱离吊臂，一个潇洒的自由落体，轰然坠落江中。

仪器记录下了各种数据。数据表明，落弹入水后不会砸着潜艇。

试验成功了！

此后，他们又进行另外两种倾斜角度的试验，均得到了非常有价值的数据和经验。为了解决导弹下落时的垂直角度问题，他们又设计出了在模拟弹上增加降落伞的方案，并在后来的试验中得到预期的效果。

应该承认，这是一项具有创造性的试验。有人计算过，仅此一项，就给国家节省约八千万元。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就整个试验步骤而言，如果时间允许，还是应该先进行陆上水池试验。不建陆上试验水池，虽然简化了试验程序，节省了建水池的经费，但却增多了潜艇水下发射模型弹试验的次数，同时也增加了这方面的费用开支。由于每次出海试验，都要动用许多水面舰艇进行警戒和援助，人力、物力、财力折算起来，总体开支决不在建水池费用之下。而且对潜地导弹的科研工作是有影响的。如果建了水池，多做一些水下发射试验，对摸清水中弹道、冲击震动、水下点火、出水姿态，以及艇速和波浪对导弹出水姿态的影响等，会有很大好处。而直接在艇上发射，导弹出水姿态无法观测，有些数据也测不下来。

不过，黄纬禄他们的敬业精神，非常值得钦佩的。

本公众号近期连载陈右铭、李忠效的

【长篇纪实文学】

《中国核潜艇工程备忘录》

作者简介

陈右铭，湖北省武昌县人。1922年出生，1938年参加抗日游击队，1940年参加新四军，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从战士到团长，参加过无数次战斗，多次负伤和立功受奖。1952年转入海军，任快艇支队长。1963年任舰艇研究院一所所长。1966年任舰艇研究院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主持院科研工作,兼任六机部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1969年任研究院副院长，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和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一副主任。1970年任国务院、中央军委综合远洋测量船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1975年任海军装备部副部长，兼任以上三个办公室的主任。1979年任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第二届常务理事会副理事长。1983年任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1986年离休后，任海军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期间发表了十多篇学术论文，多次获一等奖。已出版100多万字的文集《回顾与思考》、《万里烽火·千里波涛》、《博海心酬》和三本诗词集。2011年病逝。

李忠效，笔名：钟笑。原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55年11月出生，1969年12月入伍，2016年6月退休。历任潜艇轮机兵、轮机班长、轮机军士长、宣传干事、创作员、潜艇副政委、创作室主任等职。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著作有：长篇纪实文学《我在美国当律师》、《我在加拿大当律师》、《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长篇小说《酒浴》、《翼上家园》、《从海底出击》，作品集《升起潜望镜》、《蓝色的飞旋》、《核潜艇艇长》等20余部，并有电影《恐怖的夜》（编剧），电视连续剧《海天之恋》（编剧）、文献纪录片《刘华清》（总撰稿）等影视作品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