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潜艇工程备忘录》第十五章水下火焰(2)

第十五章水下火焰

张爱萍说：得准备一根打狗棍呀！

陈右铭自述－－

导弹核潜艇的研制工作由于受“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曾经一度进展缓慢。

早在1967年6月就开始方案论证，1970年1月基本完成施工设计，1970年9月开工建造。按原计划1974年一季度就应该下水，然而到1974年8月还在那里安装设备。

正当广大科技人员、干部和工人纷纷顶着“四人帮”掀起的阵阵逆风和重重恶浪，艰难地把核潜艇研制工作一步步向前推进的时候，过去亲自挂帅抓核潜艇的周总理患了癌症，“四人帮”借“批林批孔”运动之机，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总理，并利用他们掌握的那一部分权力，大肆鼓吹“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谬论，使国防科研战线的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干扰，导弹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也受到严重影响。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经过一系列拨乱反正，核潜艇的研制工作终于走上了正轨，加快了步伐。

1981年4月30日，我国第一艘导弹核潜艇在主管国防科研工作的张爱萍副总理亲自主持下，举行了下水典礼。接着经过码头和航行试验，证明总体性能符合设计和使用要求；1983年交付部队使用，加入了人民海军的行列。

李忠效插叙──

张爱萍（1955年）

据1987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介绍：张爱萍，四川省达县人。1910年出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共青团中心县委书记，共青团中央局秘书长，少先队中央总队训练部部长、参谋长、总队长，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第十一、第十三团政治委员，军委骑兵团政治委员、代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浙江省委军委书记，豫皖苏省委书记，八路军苏皖纵队政治委员，八路军第五纵队三支队司令员，新四军三师九旅旅长，三师副师长兼苏北军区副司令员，新四军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前敌委员会委员，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七兵团司令员兼浙江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国防科委主任，国家科委第一副主任，军委科技装备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陈右铭自述－－

张爱萍同志1975年开始主持国防科委工作以后，对核潜艇、特别是对潜地导弹的研制抓得很紧。他拄着拐杖，风尘仆仆，视察了研制火箭的一个个研究所、工厂。他走到哪里都大声疾呼：“……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过去如此欺负我们，今天我们再穷，手里也得准备一根打狗棍呀！”

他还说：“搞火箭、导弹是毛主席交代的战略任务，党中央让我抓，我就要一抓到底。”

这期间，张爱萍同志以全副身心投入到国防尖端工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研制工作清障铺路，鼓劲加油，大大促进了潜地导弹的研制工作。

李忠效插叙──

陈右铭第一次与张爱萍打交道，是他在上海701所当所长的时候。张爱萍到上海去参加快艇定型会议。

1963年，陈右铭从北海舰队调到701所当所长，陈右铭到了那里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快艇的安装步骤之争。是先装主机还是先装轴系，为这个问题，设计单位和制造单位已经吵了两年，始终没定下来。负责图纸设计的701所认为，应该先装轴系，装好以后用主机来和它对正中心线。工厂却要先装主机后装轴系，这样工程就简单的多，节省工时，因为吊着主机去对轴线是很困难的。

张春桥的老婆和马天水在江南造船厂蹲点时，给七院列出的“教条主义”八大罪状之一，就是这个问题。

马天水说：“七院就笨到这种程度，工厂要先装主机后装轴系，工时可以减少十倍，但是他们坚持要先装轴系后装主机，说苏联是这么样干的！”

陈右铭去上任时，海军政委苏振华对他说：“我们搞了这么多年，快艇都没有仿制出来，研究所成天在那里和工厂吵，他们又讲不清楚，你是懂使用的，你从使用角度去讲，工厂关系也会好一点。你去吧。”

陈右铭去了以后，就碰到了这个问题，两家吵得不可开交。有的海军领导也批评研究所：你管他先装主机，先装轴系，我海军没有别的要求，能保证质量就行。

不久，便召开快艇的定型会议，张爱萍去了。

张爱萍是副总参谋长兼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国防工办就是管工厂生产的，因此他的倾向性很明显，很多地方是同意工厂意见的。

张爱萍在会上问：“你们说，为什么要先装轴系，后装主机？”

主任设计师陈法全说：“苏联的图纸就这么要求的。”

张爱萍有些生气：“苏联要求的，我们就不能动吗？”

海军修造副部长郭竞仁说：“只要保证质量，先装什么都行。”

海军副司令赵启民知道设计、制造和使用之间是有矛盾的，就说：“哎，今天陈右铭同志不是来了吗？他又是支队长，又是所长，叫他说。”

陈右铭说：“刚才海军的几个同志都讲了，我只加一条，能保证尾轴通用就行。”

周副厂长说：“没问题，保证通用。”

陈右铭说：“哎，你不要保证，你叫工艺师找工人去研究，研究好了，当着这些首长的面讲清楚。”

他马上组织人进行研究。

陈右铭向张爱萍建议说：“会议是不是停一下？”

张爱萍说：“他研究他的，我们开我们的。”

结果，周副厂长很快就回来了，说：“不行，如果先把主机装好了，这个轴就可能长一点短一点。”

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先装主机，尾轴根本就不能通用。

陈右铭说：“好啦，不能通用。那每艘艇，都要带两根备用轴，还要注明是哪艘艇的，一个快艇支队要一百多根备用轴，基地要建一个大仓库，存放备用尾轴。如果能通用，一个支队十来根备用轴就够了。”

郭副部长很生气地说：“那不行，花钱太多了。”

陈右铭说：“对作战很不利。”

郭副部长说：“你们没有讲清楚，如果老陈不在我就受骗了。”

接着陈右铭就解释：“这不能全怪工厂，是我们设计师没有讲清楚，为什么先装轴系后装主机，讲清楚了，工厂是会同意的。现在不要争了，一定要先装轴系。苏联人也没有那么笨，他们就不晓得怎么样简单？先装主机，轴线一对正，多好？”

第二天，出海试验快艇。这条艇是按设计的要求装的，定型会上，设计人员要求按此艇定型，工厂不干，所以就发生了争执。第二天就到海上去试验，根据试的情况来决定能不能定型。

试验证明，性能很好。

那天陪同张爱萍一起出海的，有海军副司令王宏坤、赵启民，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政委刘浩天，七院的胥治中副政委。

返航回来的时候，在黄浦江下游的吴淞口靠码头，到了那个地方，中队长下口令主机停车，让信号兵发信号，叫拖船来拖着靠码头。

快艇的驾驶台上，左边是水手长，右边是轮机长，艇长在中间。张爱萍坐在水手长的位置上，陈右铭就在艇长的后头，张爱萍的旁边，为的是张爱萍问什么事情他好回答。那时张爱萍对他还不熟悉。

陈右铭对中队长说：“可以靠，你靠吧。”

中队长说：“不行。有水翼，不好靠。”

张爱萍回过头来，对陈右铭说：“有了水翼，连码头都不能靠，这个艇还有什么用？”

陈右铭坚持说：“可以靠，没有问题。”

张爱萍火了，把头一抬，对陈右铭说：“他说不能靠，你说能靠。你说能靠你靠！”

这下弄得陈右铭下不来台了。

陈右铭说：“好吧，我靠就我靠吧。”他对中队长说，“你让开。”

陈右铭根据流向判断，采用了一个打破常规的顺流大角度。结果他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就顺利地靠好了码头。

靠好以后，陈右铭就对中队长发火了：“谁说不能靠，胡说八道！”

这下张爱萍不干了，就批评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你们派一个中队长来接艇，连码头都不会靠，还撒谎，说艇不能靠！你们要给他处分”

陈右铭马上插话：“不要给他处分。我估计他会操纵，只是不敢靠。撒谎不对要批评。”

“为什么不敢靠！”

“码头两头都靠有舰艇，中间只有二十多米是靠快艇的；现在正是涨潮，流速六七节；加上这样多的上将、中将在艇上，岸上看的人很多，他怕出事故。”

“你怎么敢靠？”

陶勇说：“张副总长，你不认识陈右铭呀！他是海军唯一过了技术关的、能操纵舰艇的快艇支队长。谁能和他比呀！”

陈右铭说：“我的技术水平不一定比他高，只是见的大首长比他多，不像他那样紧张就是了。”

赵副司令对张副总长说：“过去领导同志、外宾去旅顺乘快艇出海，都是陈右铭操纵，他操艇从未发生过事故。”

第二天，继续开定型会，讨论快艇能不能定型。张爱萍问陈右铭：“你说能不能定型？你过去当过支队长，现在又是所长，又懂使用，又懂设计，你说能定型，我就批准定型。”张爱萍是军委定型委员会主任，他就是为定型而来的。

陈右铭说：“我认为可以定型。”

张爱萍一锤定音：“好，就这么定了！”

从此以后，陈右铭在七院、上海造船厂名声大振，都对他很尊重，工作好做多了。都知道陈右铭还会操艇，不简单，不是那种胡搞的人。

张爱萍后来对陈右铭也很好，他认为刘华清这样选干部是对的，有他的独到之处。

陈右铭自述－－

潜地导弹经过一系列模型弹和陆上遥测弹试验之后，很快就要进行潜艇水下发射试验了。这样的试验，在中国火箭史上还是第一次。

为了这次意义非凡的发射，1980年成立了潜地导弹海上试验领导小组，海军副司令员杨国宇任组长，国防科委副主任马捷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是我。

正在工厂测试中的弹道导弹运载火箭（李学寅提供）

1982年3月，成立首区（发射区）和末区（溅落区）指挥部。首区指挥部设在海军试验基地第二试验区，末区指挥部设在“远望一号”船上。

发射潜艇承担的任务技术相当复杂，水下操艇技术要求很高，仅火箭发射部门新安装的各种仪器就有140多台，操纵项目增加了1000多个。每个动作，都必须非常准确，稍有失误，后果将不堪设想。担负水下发射任务的潜艇，先后5次带火箭出海合练，10次海上发射筒开盖训练，5次协同匹配合练，6次海上发射程序演练，以及水下脱险训练，共航行256小时，航程1574海里。

试验需要警戒的有首区、一级落区和末区三个海区，属两个舰队管辖。首区和一级落区在试验期间恰逢捕虾旺季，渔船多，情况复杂。北海舰队共出动了各型舰船58艘，东海舰队动用了舰船15艘，飞机19架。首区的防救部队先后出动救生船17艘次到海上进行了47天的防救训练和三级援潜实兵演练，潜水员进行了552人次、608小时的难度较大的潜水训练。末区的测量、护航编队进行了近一个月的近海演练。试验期间，29艘海军舰艇和9艘渔政船，在三个海区劝离国内外渔船359艘，商船13艘，其它船只2艘，保证了试验的安全。

1982年8月底，准备工作进入关键时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张爱萍受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委托，亲临首区，与国防科委、海军的领导同志到试验第一线，听取汇报，检查工作。他们翻山越岭到各研究所、工厂了解情况，并登舰出海，细致入微地进行发射前的检查。

张爱萍同志来到担负火箭测试任务工地，穿上洁白的工作服，检查火箭的射前检测情况。他特地戴上老花眼镜，仔细地观察了新换装的保险栓。

几天前，科研人员对已经试验了40余次的保险栓进行最后检测时，突然出现了故障。在场的火箭总设计师黄纬禄决定更换保险栓，并将此情况报告了张爱萍同志。老将军当即表示：马上派技术人员将保险栓送回原生产单位更换。生产厂的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奋战了7天7夜，改装成新的保险栓，运到这里。

张爱萍问：“新保险栓安全可靠性怎么样？”

科技人员回答：“这次没有问题了，非常安全可靠。”

他满意地连连点头，十分高兴地对我说：“决定换保险栓非常正确，不然发射就会出问题。”并挥笔作诗表扬尽职尽责的参试人员：

英明更换保险栓，

多少心血苦钻研。

亿万器件稳可靠，

确保上天保平安。

1982年9月，陈右铭（右站立者）陪同张爱萍（中）等

领导来到火箭测试任务单位，听取技术人员汇报工作

然后，张爱萍同志又来到码头，视察了担负发射任务的潜艇，全神贯注地倾听了潜艇指挥员汇报发射前的准备情况，并对导航、瞄准、通信联络等，提出了一系列可能发生的问题，胸有成竹的指战员一一作了明确回答。老将军听了十分高兴。

1982年9月，国防科委和海军在北京联合召开会议，要求9月30日前各系统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张爱萍副秘书长要求大家立即进入“战时状态”，冷静、沉着、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并用邓小平说过的“成功了是你们的，失败了是我的”这句话来勉励大家。

9月中旬，全区参试兵力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联合演练。

10月1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了中国将向公海发射运载火箭的公告，试验进入了实施阶段……

李忠效插叙──

早在50年代，陈右铭刚来海军的时候，由于他刻苦学习军事技术，每天休息时间太少，患上了“美尼尔氏综合症”。从那以后，每当他劳累过度，就会突然晕倒。在他出任核潜艇办公室主任之后，又晕倒过多次。有时在出差的火车上就晕倒了，经常搞得跟他一起出差的参谋们提心吊胆。

张爱萍不知怎么知道了他的这个毛病，一再提醒他注意休息。

1982年10月上旬，在火箭发射前，张爱萍特意把陈右铭叫到大连棒棰岛宾馆住了三天，说是一边听他汇报，一边让他休息休息。

陈右铭在大连棒棰岛宾馆休息的三天中，每天都要向张爱萍汇报工作，同时还要处理火箭发射的有关事宜，并未得到真正的休息。

张爱萍对陈右铭说：“你不是说我的字写的好么，其实我的字根本写得不好，等导弹发射成功了，你要我就给你写。”

10月12日，导弹发射成功以后，他真就写了一首《浪淘沙·喜庆潜艇发射运载火箭成功》送给陈右铭作纪念。陈右铭说一首不行，后来他又给陈右铭手书一幅白居易的诗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右铭同志嘱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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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纪实文学】

《中国核潜艇工程备忘录》

作者简介

陈右铭，湖北省武昌县人。1922年出生，1938年参加抗日游击队，1940年参加新四军，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从战士到团长，参加过无数次战斗，多次负伤和立功受奖。1952年转入海军，任快艇支队长。1963年任舰艇研究院一所所长。1966年任舰艇研究院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主持院科研工作,兼任六机部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1969年任研究院副院长，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和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一副主任。1970年任国务院、中央军委综合远洋测量船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1975年任海军装备部副部长，兼任以上三个办公室的主任。1979年任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第二届常务理事会副理事长。1983年任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1986年离休后，任海军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期间发表了十多篇学术论文，多次获一等奖。已出版100多万字的文集《回顾与思考》、《万里烽火·千里波涛》、《博海心酬》和三本诗词集。2011年病逝。

李忠效，笔名：钟笑。原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55年11月出生，1969年12月入伍，2016年6月退休。历任潜艇轮机兵、轮机班长、轮机军士长、宣传干事、创作员、潜艇副政委、创作室主任等职。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著作有：长篇纪实文学《我在美国当律师》、《我在加拿大当律师》、《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长篇小说《酒浴》、《翼上家园》、《从海底出击》，作品集《升起潜望镜》、《蓝色的飞旋》、《核潜艇艇长》等20余部，并有电影《恐怖的夜》（编剧），电视连续剧《海天之恋》（编剧）、文献纪录片《刘华清》（总撰稿）等影视作品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