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年来，某某人“是中国核潜艇之父”之类的说法常见于大众传媒，这种把功劳全归于某一人的说词有失偏颇。一般人对中国核潜艇的由来或许不十分清楚，人云亦云，以讹传讹，误人子弟。事实上，建造中国的核潜艇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而是由毛主席、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提出，第一代海军领导坚决贯彻执行，上下一致、军民齐心协力的结果。作者老海通过第一代海军领导人之一罗舜初将军早期参与组织建造中国核潜艇工作的历史事实，详细讲述了中国核潜艇诞生的前因后果，此文值得一读。
今年是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50周年。中国最初萌生制造核潜艇的念头，则要追朔到1956年。1956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说：“科学是关系到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随着原子能的利用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源泉和电子学及其它科学进步而大大提高了自动化技术的水平，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在周恩来领导下，我国开始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参加了军事方面12年远景规划。罗舜初(1914年12月11日-1981年2月)，福建上杭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屡立战功，有"旋风勇将"的美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谋长、第二副司令员等职。海军诸兵器中，潜艇的隐蔽性好，攻击力强，作战半径大，可以到远海进行作战，被海军党委列为中国海军发展的重点。美中不足的是柴油机/电机动力潜艇水下航速太慢，还要定期浮出水面为电机充电，极大地影响了潜艇的隐蔽性。如何提高潜艇水下航速，成为各国海军亟待解决的课题。为此，罗舜初多次与苏联专家哥洛运交换看法，希望能将寻找新的动力，以提高潜艇的水下航速与续航力。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潜艇还将使用柴油机/电机作为动力，但最终是使用原子能为动力。罗舜初指定海军舰船修造部副部长薛宗华和他一同参加中国十二年（1956年至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中海军装备的规划制定工作。据薛宗华部长的秘书陈谭生回忆：当时设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期建立潜艇用的试验原子反应堆，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原子潜艇的建造，争取向苏联购买核潜艇技术资料和有关设备，在国内建造。海军这个发展核潜艇的计划得到聂荣臻元帅批准后，罗舜初未雨绸缪，开始密切关注国内核反应堆的建设进度和美、苏两国核潜艇的发展动向。1957年8月，准备随聂荣臻元帅出访苏联的周恩来总理军事秘书雷英夫给罗舜初送来了准备和苏方谈判的内容纲目。罗舜初在回函中写道：“据我们侧面了解，苏联正在准备建造原子潜艇，最好谈到原子工业项目时，提示将来如何建立作为潜艇动力的反应堆问题。”1958年6月13日，在北京郊区房山县坨里乡，苏联援建的研究性重水反应堆达到临界，这标志着中国第一个核反应堆达到了正常运行的水平。到原子能研究所参观了反应堆并了解有关情况后，罗舜初向海军党委建议：不必等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我们从现在就开始研制中国的核潜艇。6月18日，聂荣臻召集罗舜初和二机部副部长刘杰、一机部副部长张连奎、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副部长安东等人开会，对于罗舜初代表海军提出的研制核潜艇建议，大家没有反对意见。10天后，聂荣臻以个人名义向彭德怀、周恩来并毛泽东、中共中央呈送了一份绝密文件《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我国的原子能反应堆已开始运转，这就提出了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和原子能动力利用于国防的问题。关于和平利用方面，科委曾开过几次会进行研究，已有布置。在国防利用方面，我认为也应早作安排。根据现有的力量，考虑到国防的需要，本着自力更生的方针，拟首先自行设计和试制能够发射导弹的原子潜艇”，“先设计试制2500吨的原子潜艇，接着再设计5000吨的，前者争取在61年10月1日前下水。”聂荣臻同时提议：“拟以罗舜初、刘杰、张连奎、王诤等四同志组成一个小组，并指定罗舜初同志任组长，张连奎同志为副组长，筹划和组织领导这一工作。”罗舜初受领任务后，随即召开了四人小组会议。会后，罗舜初根据大家的要求，向聂荣臻提出申请：“原子潜艇研究试验阶段，需要耗费相当数量的资金，建议国家单独拨出专款。”几天以后，聂荣臻批示：“经费问题，由各单位承担，不另列预算。”聂荣臻这样批复也是无奈之举。当时新中国成立还不满9年，国家财力十分有限，况且全国各行各业都在争着上新项目，国家经费严重短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罗舜初向领导小组传达了聂荣臻的批示后，各单位党委专门进行了研究，纷纷做出决定，哪怕勒紧裤腰带，也要从各自有限的经费中挤出钱来把核潜艇的研制搞下去。7月下旬，研究设计工作正式开始。技术人员冒着酷暑，白天工作，晚上补习英文、俄文。他们查阅了1000多份国外出版的期刊，写出了50多份报告。对核潜艇的线型和总布置计算出15个方案；对于核动力装置计算出3个方案；对导弹的规格与射程计算出7个方案。终于完成了一份《导弹原子潜艇研究设计初步方案》。为了缩短对原子动力单独摸索的时间，争取按时完成任务，罗舜初认为，需要争取必要的外援。他向聂荣臻提出：“我们完成初步设计及技术设计时，需请苏方派出专家帮助审查和做必要的技术修改。我国一些实验设备，目前尚不完备，需临时到苏联利用其设备进行实验。虽然是自力更生为主，但某些关键性问题需请苏联帮助。”聂荣臻对此没有异议。8月，中苏两国高层对于是否组建联合潜艇舰队一事产生了分歧，中苏两党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致前往苏联访问的中国军事科学代表团在莫斯科一下飞机，就被苏方告知，有关核潜艇问题不在此次会谈的范围之内。
10月下旬，以海军政治委员苏振华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专家代表团访问苏联，核潜艇问题再次被苏联方面列为交流的禁区，以至代表团核潜艇分组不得不提前回国。早在代表团出国之前，罗舜初就已预料到可能会出现这种结果，他和苏振华事先商量了一个 “抛砖引玉”的方案作为备用：如果苏方拒绝和我们交流核潜艇技术，那就把我们事先准备好的《导弹原子潜艇研究设计初步方案》拿出来请苏联专家指导和修正。11月7日，苏振华向国内请示：是否可以进行抛砖引玉？罗舜初代军委起草了致苏振华的复电：“制造原子动力潜艇及舰对空、空对舰的导弹的资料，苏方既已表明目前没有准备好提供援助，我们不再向其要求完整的技术资料。将我们原子动力潜艇的初步设计资料提交苏方，如他们能提出某些技术性意见，对我们亦有帮助。同时，请视情况试探性的提出：请其考虑是否有可能派遣这方面的专家来我国进行技术指导。如不可能，不要强求。”苏方谈判代表是曾在中国担任过总顾问的阿尔希波夫，他对中国态度友好，痛快地接过了中方提交的设计书，说：关于核潜艇设计问题，我们政府同意在我们有关专家的知识范围之内，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予以相应的答复。1959年4月8日，苏联驻华大使馆转来了苏联专家的书面答复，对战术技术任务书和全艇设计提出了19条意见，对反应堆提出了38条意见，对导弹控制方面亦提出了一些意见。苏联专家们对于中国核潜艇研究设计人员提出的核潜艇采用水滴形艇型；核潜艇的反应堆采取水冷却；先在陆上建一个模式反应堆，待完成全部试验，达到设计标准后再装上核潜艇的想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苏联专家特别提醒：模式堆不是小型的，必须是与潜艇相一致的陆上模式反应堆。就在这时，国内出现了一股反对研制核潜艇的声音。有人认为：在我国当前工业和科学技术基础薄弱的情况下，研究设计核潜艇是主观主义、浪费人力；也有人怀疑核潜艇的战略价值，认为中国只要有常规动力的潜艇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费很大力量去研究制造核动力潜艇。命运多舛的中国核潜艇正遭到劈头盖脑的反对声浪，险些陷入灭顶之灾。面对来自军内外的各种质疑和反对声，罗舜初沉住气，连续召开各设计分组座谈会。罗舜初鼓励大家说：“经过10个月的摸索，方向是对的。一方面，不摸不知道，越摸问题越多，这不奇怪，合乎认识规律。另方面，信心增强了，认识到原子动力潜艇确实是尖端，应该坚持下去。去年开始时，我们对核潜艇的复杂性及其客观规律性认识不足，对尖端技术与工业技术基础存在的矛盾体会不深。以为三四年时间就可以研究试制出来。因此，我原来想争取1961年10月1日下水的计划是不够现实的，必须加以修正。”罗舜初随即指派薛宗华和他一同起草给聂荣臻的报告，力争将核潜艇研制，特别是陆上堆的建设纳入国家计划。
1959年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及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对罗舜初报告的批示
6月26日，罗舜初召开四人小组会议，讨论给聂荣臻的报告。没想到讨论会变成了争论会。有人提出：让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继续进行原子动力方面的研究试验，其他方面暂时停止，等待条件成熟后再进行设计和建设陆上原子动力模拟堆和原子潜艇。也有人反唇相讥，认为这是一种变相下马的做法，坚决主张在现有基础上将核动力潜艇的研究任务坚持下去。面对两种意见，罗舜初充分发挥民主，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双方争论得难解难分。最后，罗舜初宣布：将两种意见同时上报。由于不了解中央的意图，罗舜初在给聂荣臻的报告中，审慎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当前似不宜采取停下来的办法，而应根据客观的规律以及本国物质条件的实际可能性，将原预定完成时间延长一些”。理由是：“目前所有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不是不可能解决，每年所需材料、设备数目有限，不致于对国家工业建设发生多大的影响和消弱。虽然目前有很多困难，但是也应该看到，随着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利条件将不断增多，物质上、人力上、技术水平低和经验缺乏的困难，是可以逐步得到克服的。”关于核潜艇的战略价值，罗舜初认为：“由于原子潜艇续航力大，如携带有原子弹头的导弹，则其威力强大，可以在较远距离攻击敌方沿海基地及工业城市。” 他建议：“我们应根据去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对国防建设的指示精神，争取在今后十年左右时间内，建立一支可以担任战略任务的原子（核）潜艇部队”。积一年来的体会，罗舜初提出：“对新技术的科学研究设计试制工作，必须先行一步，才能取得经验，为今后发展开辟道路”。他明确表示：“我们应该积极贯彻以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并实事求是地稳步前进，力求攻破原子潜艇的尖端技术，这不仅在军事上有重要价值，同时，对促进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很有益处。”
罗舜初在报告中提出：“如同意继续进行原子潜艇的研究和设计试制工作，对今后工作及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如同意今后继续对原子潜艇的研究的方案，经中央、军委批准后，最好将有关事项通知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报告中两次出现“如同意继续进行原子潜艇的研究”，足可见中国核潜艇面临的危机非同一般。7月11日，正在庐山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聂荣臻在罗舜初报告上批示：“舜初同志：研究工作不可泄气，应鼓足干劲，长期坚持下去。人力物力财力，请黄总长考虑一下尽可能给予支持。”军委秘书长黄克诚也做出批示：“如聂总同意罗意见办时，所需投资可于适当时期交军委讨论报中央批准后照拨。”就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黄克诚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免去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职务，有关核潜艇的工作不得不暂时搁置。1959年10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同周恩来、聂荣臻和罗瑞卿谈研制尖端武器时，聂荣臻汇报了中国核潜艇遭遇的窘境，毛泽东以他独特的语言风格斩钉截铁地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毛泽东的气魄和决心，使几乎夭折的中国核潜艇终于重获生机。正当军委准备调罗舜初到国防科委协助聂荣臻领导尖端武器研究之际，海军党委一届七次全会却将罗舜初说成是“彭、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海军的坚决拥护者和执行者”，“彭德怀同志有计划、有目的地把罗舜初同志培植成为他在海军进行反党活动的支持者”，将罗舜初定性为“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军委不得不采取软处理的办法，淡化为“罗舜初同志所犯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可以不给处分，调离海军，另行分配工作或送学校学习。”罗舜初被免去海军副司令员职务后，核潜艇研制领导小组组长也同时被撤换。核潜艇研制不久也暂时下马。1965年夏，中国核潜艇工程才重新上马，罗舜初则以国防科委副主任的身份再次参与核潜艇工程的领导。1970年12月，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本期图片来自360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