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三特殊时期的特殊战斗集体

－－原核潜艇工程办公室参谋昝云龙、王德宝、姜来根采访录

李忠效

2011年5月17日，原中国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陈右铭逝世。他在生前未能看到此书的出版。他在遗嘱中交代给子女负责此事。光阴似箭，一转眼就过去了7年，此书出版事宜仍无进展。2018年9月，陈右铭的遗嘱执行人、长女陈晋南（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启动了书稿的修改和出版事宜。

20多年前完成的书稿，由于受当时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其中部分内容表述不够准确，陈晋南建议我修改，并再找几个核潜艇工程办公室工作人员，补充当年核潜艇工程办公室的情况。我表示赞同。2018年11月14日，陈右铭的大女儿、北京理工大学的教授陈晋南博士帮我约了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三位健在的老参谋昝云龙（84岁）、王德宝（84岁）、姜来根（79岁），在姜来根家里见面。昝云龙是专程从深圳赶到北京的。

采访进行了四个小时，他们给我提供了很多资料，现将采现将采访内容整理出来，作为本书的补充。

采访时留影。左起：李忠效，王德宝昝云龙，姜来根

核潜艇工程办公室概况

核潜艇工程（代号为09）办公室成立于1966年9月，撤销于1977年12月，一共存在了11年多。期间的隶属关系多次变更，很多人搞不清楚。根据他们介绍的情况，我把隶属关系梳理了一下，大致情况如下：

1966年9月，国务院第六机械工业部（简称六机部）成立核潜艇工程办公室，陈右铭为主任。

1968年2月，国防科委成立核潜艇工程办公室，由海军、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和六机部的人员组成，陈右铭为主任，负责处理研制核潜艇的日常工作。

1969年10月30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文，决定成立“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即09工程领导小组），由国家计委、国防科委、国防工办、海军及有关工业部的领导组成，共18人。全称是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小组办公室，先设在七院，不久改设在海军，陈右铭为领导小组成员兼主任，陈世谦、李海亭为副主任。09办公室由中央专委直接领导。

1970年12月2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成立远洋测量船工程（代号为718）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海军，国防部第七研究院副院长陈右铭兼任办公室主任。

1974年2月18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将核潜艇工程、远洋测量船工程两个领导小组合并，合并后的领导小组办公室仍设在海军，陈右铭为主任。

1977年12月7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核潜艇、远洋测量船工程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其工作移交国防科委统一领导。

据姜来根等人回忆，1970年前后，核潜艇工程办公室成员有18人，分为4各组，各组第一人为组长。

主任：陈右铭，副主任：陈世谦、李海亭。

总体组：孙黎明、张维库、王德宝、仇世民。

动力组：昝云龙、姜来根、原宜运。

电子组：李维、谢炳南、秦永发。

武备组：王殿举、高忠勋、柏森。

保密员：董松宝。

打字员：张淑琴。

1974年2月，核潜艇和远洋测量船办公室合并后，核潜艇工程办公室的人员有所调整。

1977年12月，核潜艇、远洋测量船工程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撤销，其工作移交国防科委统一领导，昝云龙、姜来根、王德宝、仇世民、柏森5人转去国防科委，其他人员留在海军。

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核潜艇工程的“组织管理和协调抓总”。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办公室的职责远远超出了“组织管理和协调抓总”的范围。

办公室的工作机制是，各组分工负责了解本专业的设备制造和进度，重大问题需及时请示汇报办公室领导。

核潜艇工程办公室是一个和谐的集体

在我采访的三位核潜艇工程办公室参谋当中，王德宝是第一个调来09办公室的，姜来根和昝云龙稍晚一点。

王德宝是山东省章丘人，出生于1934年，195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七研究院701所工作，1963年调到七院政治部干部处当干事，1968年3月调到核潜艇工程办公室当参谋。退休前任国防科工委科技部海军装备技术局局长。

姜来根是浙江省余姚市人，出生于1939年，1963年毕业于大连海军工程学院（即海军工程大学），先后在国防部第七研究院703所、海军驻华东地区有关工厂军代表室工作，该军代表室参与了核潜艇有关配套设备的研制工作。华东地区工厂有上海汽轮机厂、上海电机厂、上海锅炉厂、上海水泵厂、上海阀门厂、杭州汽轮机厂等。1970年4月调到核潜艇工程办公室当参谋。退休前任总装备部军兵种装备部部长，现任国家国防科工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国际合作司咨询专家、浙江大学高新技术研究院咨询委员、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昝云龙是四川省乐山市人，出生于1934年9月，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实验核物理系，1958年被分配到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工作，1970年9月调到核潜艇工程办公室当参谋。姜来根有军籍，昝云龙是不穿军装的参谋。当时办公室和他一样不穿军装的参谋还有王德宝、仇世民，以及打字员董松宝等人。不久，他们都获得了军籍。1983年开始参与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退休前，任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广核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职务，是我国核电事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在成功领导建设大亚湾核电站和岭澳核电站一期的过程中，为我国核电高起点起步，走“引进、消化、吸收、创新”之路，按照国际标准推进我国核电自主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他们三人的记忆中，核潜艇工程办公室的气氛特别好，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关系都非常融洽，大家一心扑在工作上，再苦再累都没有怨言。由于陈右铭主任尊重科学、尊重人才，以身作则、忘我工作，关心下属，给部下做了表率，大家都很佩服和敬重他。

他们三人中，昝云龙是最晚一个到办公室来的，却是最早参与核潜艇工程的。

1958年6月，聂荣臻元帅向中央呈报《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很快得到批准。7月，海军和一机部联合组建了“核潜艇总体设计组”。9月，二机部组建了“潜艇核动力设计组”。同月，刚刚到北京原子能研究所报到不久的昝云龙，被分配到内部一个保密单位，去了才知道，是搞核潜艇动力研究设计工作。因此他可以算是最早参加核潜艇工程的“元老”之一。

之后，昝云龙经历了核潜艇工程下马和再次上马的过程。“文革”开始以后，研究所计划科长受到造反派的冲击，没法工作了，所长对昝云龙说：你到计划科去吧！昝云龙原来只想当科学家，搞研究，没想要当领导，这时他只能听从组织安排。当时，核潜艇动力研究试验基地（代号为“909”）以及陆上模式堆（代号为“196”）和各研究实验室已在四川夹江开始建设。1967年初，北京的政治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昝云龙感到，在北京无法正常组织研究工作，他提出要到四川去。因为中央为保证基地研究实验室和模式堆的建设以及试验进度，对909基地实行“军管”，不搞运动。经已在工地革委会主任彭士禄和研究所所长周圣洋研究，同意昝云龙的要求，他便离开北京到四川909工地去了。接着，196项目成立了指挥组，彭士禄任组长，昝云龙任副组长。不久，715研究所全部搬到四川去了。

1970年6月底，模式堆调试完毕，可以装核燃料了。7月15日和16日，昝云龙与军管会主任王汉亭、革委会主任兼副总工程师彭士禄一起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向周总理汇报模式堆工作情况。7月16日上午，周总理批准模式堆可以装核燃料试验，并派专机送他们和领导、专家一起回基地。经过一个多月装料试验，8月31日，模式堆达到满功率。9月1日，昝云龙正在准备试验总结汇报提纲，研究所政委朱勤找到他，对他说：“老昝，国务院、中央军委的09办公室陈主任要你到那边去工作，你觉得怎么样？”昝云龙说：“那我就服从分配吧！”

9月4日，昝云龙到北京09办公室报到。在此之前，他们在下面搞试验，遇到什么问题，向上级反映，反映到09办公室，就会得到解决。他对09办公室的印象很好，为能到09办公室工作感到高兴。

昝云龙在09办公室工作得很愉快。他刚来时没有军籍，不穿军装，军人出身的参谋们对他很尊重，没人把他当“臭老九”，大家相处没有任何隔阂。后来他了解到，陈右铭当过快艇支队支队长，陈世谦当过潜艇士兵学校副校长，李海亭当过潜艇艇长，都是一些很厉害的角色，现在又是国务院、中央军委直接领导的09办公室负责人，而他们为人处世都很谦和，都很低调。不论是见上海市的领导、仪表局的局长、锅炉厂的厂长，乃至车间主任，陈世谦也好，李海亭也好，都是说：“我们来汇报工作…… ”

对方知道他们是代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来的，也都非常客气：“请你们指示，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当时09办公室的工作任务，归纳起来是四句话：调查研究，掌握情况，请示汇报，组织协调。实际上他们所作的工作远远超出这个范围，这一点后面将会说到。

陈右铭主任对大家有一个奇怪的要求：“下去听汇报，不准用本子记，要用脑子记。”为什么不让用本子记，是为了保密？昝云龙、王德宝和姜来根都说，不是的，不让用本子记，陈右铭是为了让大家专心投入工作。实际上，大家听完汇报，回来以后还是要凭记忆记在本子上。这样一来，“过脑子”的事情就记得更牢了。

昝云龙说：“过去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1971年春节前夕，陈右铭主任对昝云龙说：“你回去把家接来吧！”

昝云龙感到很意外，刚来09办公室才四五个月，自己也没提家属的事，领导首先想到了。可是，把家搬来了，住哪里呢？1969年，他把家从北京的核研究院搬到了四川夹江，现在他已经不是核研究院的人了，09办公室是临时单位，到哪里找房子？陈右铭说：先住我家楼下。房子以后慢慢解决。

陈右铭是七院副院长，单位分给他一幢上下两层的将军楼。陈右铭一家搬到楼上，让新调来的人住在楼下。在昝云龙一家搬来之前。新婚的王德宝夫妇、七院的金熙跃一家4口也在这里住过。最多时，楼下住了两户人家，陈右铭一家与其他两家人共用一个厨房。

昝云龙去四川把家搬回北京，夫人被安排在七院的医务室工作，两个孩子都安排了学校。他理解陈右铭的用心，要想让一个人安心工作，必须先解决他的后顾之忧。从此，昝云龙真的是全身心地投入到09办公室的工作中去了。核潜艇的主要设备是核动力，与之相关的辅助设备非常多，昝云龙作为09办公室动力组的组长，和年轻参谋姜来根出差的时间最多，每年出差时间长达9个月，大部分出差的地点在北方，如沈阳、大连、哈尔滨、富拉尔基、牡丹江、葫芦岛以及上海、武汉等，从来没去过广东、云南，一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搞核电站的时候，他才第一次去广州。

那时出差，多是任务一来说走就走，别说买卧铺了，就是硬座也经常买不到，上了火车，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大家心里想的只有任务，不管条件怎样，只要完成任务就行。现在想想，都不知是怎么过来的。

昝云龙还记得他第一次去葫芦岛时的情景：晚上下了火车，眼前一片冰天雪地，到处明晃晃的。本来要吃饭的，饭店都关门了。坐一个小时汽车到了船厂招待所，打开门一看，服务员正在准备生火，屋里和外面一样冷，感觉就像是到了西伯利亚。

动力部门的问题非常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再发现问题，再解决问题。那天采访时，昝云龙从深圳带来一个当年专门用来记录主水泵故障问题的笔记本，仅仅一个主水泵，就记了整整一本。

据姜来根介绍：陈右铭主任是个“工作狂”，一心扑在工作上，经常废寝忘食。1971年，核潜艇在试航时锚机发生故障，铁锚抛下去拉不上来，拉上来有抛不下去。技术人员和工人反复研究排除锚机故障的问题，一直没有结果。当时试验基地条件有限，陈右铭和姜来根睡一个房间。一天晚上，到下半夜了，他还在思考锚机故障的问题。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并不时和躺在床上的姜来根讨论几句。下半夜2点多钟，姜来根困得实在坚持不住了，就睡过去了。陈右铭忽然想到：核潜艇是在深海中游弋，而锚链长度只有200米，根本无法抛锚。那核潜艇还有必要安装铁锚么？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姜来根，却没有得到姜来根的回应。再一看，发现姜来根已经熟着了。他大声说：姜参谋！我还没睡，你怎么睡了？姜来根被他叫醒，交代姜来根第二天找技术人员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技术人员经过了解，美国和苏联等国家的核潜艇，都没有锚。又经过一番分析论证，最后决定：取消铁锚。当技术人员还在具体问题上纠缠不休的时候，陈右铭却跳出技术范围，从宏观上考虑问题了。就这样，一个技术上没有解决的难题，让陈右铭从根子上彻底给解决掉了。

姜来根说：“陈右铭主任经常深入科研生产一线协调解决问题，由于过于劳累，几次昏倒在试验现场。他还曾不顾生命危险，与技术人员一起在核泄漏现场组织抢修，因接触了大剂量核辐射，长期白血球低，最低时才1000多。虽然后来缓慢上升，但在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一直低于正常值。最后他因小肠淋巴癌病故，不能说与当年经受的核辐射没有关系。我在陈主任他身边工作多年，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受他的影响，工作起来废寝忘食，后来很多人说我的工作作风很像陈右铭。”

09办公室还有一个特点，互助精神强。说是四个专业组，工作起来就不分组了。不管谁出差，只要遇到其他专业组的问题，都要带回来，转给有关人员，这样，既提高了工作效率，也加强了办公室的团结协作精神。

昝云龙为09办公室总结了“三个非常”：非常能战斗，非常高效，非常和谐。

核潜艇工程办公室是一个有担当的团队

09办公室的主要职能是组织和协调，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光是协调还不行，有时还需要他们来“拍板”。用姜来根的话说：我们这些小参谋的“权力”还是很大的。

这种权力不仅因为09办公室代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还因为他们具有一种可贵的“担当精神”。

反应堆的压力壳是核潜艇的重要设备之一，质量要求比较高。在压力壳的制造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压力壳与盖子之间的密封面上老是有气孔和麻点。一个姓符的总师认为这样不能用，而生产单位则说，不可能完全消除气孔和麻点。于是双方僵持在那里，工作无法向前推进。情况汇报到09办公室，办公室副主任李海亭带领参谋姜来根前往工厂了解情况。

技术人员向他们汇报，说的都是专业术语，什么铁素体、奥氏体，李海亭是军事干部出身，听得云里雾里，完全听不懂，就对姜来根说：你说怎么办吧？

姜来根说：这里面的东西很复杂，我以前当军代表时都处理过。气孔和麻点，一点没有做不到。

李海亭问：那怎么办？像这种情况。

姜来根说：气孔和麻点要尽量的少，但没有是不可能的，只要不是贯穿型的就可以。

李海亭说：小姜，你说个具体意见。

姜来根说：根据大家讨论的情况，气孔和麻点，8个不行，7个以下就算合格。

这件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采访时我问姜来根：这个数字有什么依据。

姜来根说：这也是一种感觉。必须要有个标准。如果多了，不会马上出问题，时间久了会出问题。当时要拍板，只能让我这个参谋说个数了。

另外一件事，是王德宝“拍板”的。

汽轮机下面有个冷却器，冷却器下面有个通海孔，这个通海孔里面是不锈钢，外面是强铁。当时的方案有三个：冶金部、一机部和七院三所各搞一个。冶金部用的是爆炸复合工艺，一机部是把不锈钢融化在铸造件上，七院三所采用的是最传统的方法，套筒式，两者不黏在一起，俗称“穿裤衩”。陈右铭派王德宝去参加方案论证会议。在此之前，王德宝对三个方案都比较了解，冶金部的方案在鞍钢做试验，废料堆了一个小山，不知花了多少钱。王德宝认为，爆炸复合工艺，把机构部件打得全都是裂纹，不但不防锈，还会影响船体的安全。一机部把不锈钢融化在铸造件上的工艺，也不安全。最保险的是套筒式那个方案。会前，一机部的张局长找过陈右铭，对他说，一机部的方案怎么怎么好，陈右铭对王德宝说：你去开会，就定一机部这个。

王德宝到了会上，仔细听了三个方案的汇报，最后还是定了套筒式的方案。冶金部和一机部都对王德宝很有意见。一机部的人回来就向陈右铭告状。陈右铭问王德宝：怎么回事？

王德宝解释说：他们的太危险，套筒式这个保险。

接着把利弊关系介绍了一遍。陈右铭觉得王德宝的意见是对的，就同意了王德宝的意见。

还有一件事，是姜来根“拍板”的。

一次，他到哈尔滨电机厂催进度，工厂发现电机的碳刷里面有铁屑，碳刷是上海树脂厂制造的，有人怀疑上海有人搞破坏。在那个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这还得了！

姜来根到现场看了看，对工人说：是不是铁屑，试一试就知道了。

工人问：怎么试？

姜来根说：拿磁铁来吸一下。

结果用磁铁根本吸不上来。后来经过检验，不是铁屑，是云母片。那么，云母片会不会影响电机的正常工作呢？姜来根提议搞电压击穿试验。结果大于额定电压三倍都没击穿它。

姜来根拍板：根据试验，不影响使用。什么破坏不破坏的，不要乱扣帽子。

第二天，电机就送到沈阳水泵厂做试验去了。

核潜艇工程办公室的模式不可复制

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各行各业都停产了，中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中国核潜艇却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硬是建造出来了，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毫无疑问，09办公室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首先是有毛泽东主席这个强大无比的后台，一句“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振聋发聩；其次是有周恩来总理这个中央专委主任的统领。否则，光是靠09办公室这些人，就是长出三头六臂来也白搭。但是，只有统帅制定的方针，没有09办公室去抓具体的落实，也是无法造出核潜艇来的。

昝云龙说：为什么陈右铭能协调各种关系？因为他是国务院、中央军委的09办公室主任。还有陈主任敢于负责，敢于担当。

多年以后，办公室副主任陈世谦和李海亭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作用》，从五个方面记述了办公室在当时起到的作用。

一是在当时全国搞政治运动的复杂环境中，顾全大局，积极协助中央领导和工程领导小组抓总，凡重要阶段和重大问题，都以文字形式报请或直接口头向中央专委、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等领导汇报，使中央领导及时了解核潜艇研制各个研究阶段的重要情况，并作出决策，起到了很好的参谋作用。

二是在当时各级领导干部走马灯般更换、承担工程研制任务的单位领导机构不能正常实施有效组织的情况下，挺起腰杆，敢于担当，会同各有关工业部门和省市，构成了效率比较高、运转比较灵活的组织管理体系，使09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纵横一致、步伐协调的整体，把行政指挥和科研技术指挥两条线统筹起来抓落实，有力地加强了工程研制工作的组织领导。

三是认真贯彻执行大力协同的方针，为了使核潜艇工程研制配套项目同步协调进行，09办公室先后召开过七次全国性的大型组织协调会议，由办公室出面召开的地区性和部门间的大大小小协调会，更是数不胜数，有效地推动和促进了工程研制计划、任务进度、产品质量和安全生产工作的落实。

四是组织领导了重大研制项目试验和技术攻关。其中，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深入现场，直接参加和指导了陆上模式堆首次启动试验和第一艘核潜艇的试验、试航，获得较满意的技术试验参数。还会同有关单位组织多项重要技术攻关，解决重大工艺难题。

五是狠抓了工程研制的质量和安全工作，及时通报表扬或批评，发现严重问题立即严肃处理，从而保证了核潜艇工程研制项目的质量和安全。

王德宝回忆说：“文革”初期，国防科委和总参、总政在一个大院办公，09办公室就设在国防科委。六机部下属的很多单位到国防科委来找09办公室开介绍信，有时人特别多，大门口汽车都没法走。总政一看，这怎么行，是造反派还是什么人啊？因此要求我们搬走，我们就从国防科委搬到七院去了。09办公室的章子真管用，盖了章子就有任务，有了任务就有经费。那时我一天要开好几十封信。

昝云龙说：当时到处都在搞运动，今天学毛主席讲话，明天唱样板戏，成天不干活，谁要干活，谁就是“用生产压革命”。只要我们一去，就给他们带去了干工作的机会。单位领导马上召集人开会，安排工作。那时他们把09办公室的人当神一样。我们干的是群众想干的事，国家想干的事，大家都想为国家为民族出力啊！

在“十年动乱”期间，核潜艇工程一度收到严重干扰。在这种情况下，陈右铭和办公室的同志一起，想出了一个仿照原子弹工程的做法，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下发“特别公函”的主意。陈右铭通过国防科委副主任刘华清，报送聂荣臻元帅签发，确保了09工程的正常进行。

王德宝说：那个荒诞的年代，“特别公函”起到重大作用。不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谁也行不通。毛主席这个帽子“避邪”！

昝云龙说：09办公室是个学校，对我来说，像是读了管理学的博士一样，哈佛学不到。甚至胜过哈佛。我没有办过工厂，没有办过公司，如果没有这段时间的锻炼，就不可能去大亚湾核电站去搞管理。

王德宝说：当时我们这些小参谋说话这么灵，不是我们有本事，是当时的体制所决定的。计划经济体制，开一封信给他单位，他就有任务。经费可以直接到中央财政报销。这个举国体制不可复制。

不可复制的是体制，可以复制的是精神。昝云龙、王德宝、姜来根一致认为，当年大家胸怀大局、献身国防的精神是值得传承和发扬的。周总理和老一代革命家、科技工作者、技术工人，为了实现毛泽东主席“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誓言，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只用了十几年时间，就把第一代的两型（091、092）核潜艇搞出来了。现在，第二代核潜艇也搞出来，下面还会有第三代、第四代。国防建设需要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和团队协助的精神，老一代“09人”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眼下，中国已经走近新的时代，实现“中国梦”需要一代一代人的奉献。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担当。”

中国核潜艇新的奇迹，将在新一代“09人”手中诞生。

2018年12月24日

本公众号近期连载陈右铭、李忠效的

【长篇纪实文学】

《中国核潜艇工程备忘录》

作者简介

陈右铭，湖北省武昌县人。1922年出生，1938年参加抗日游击队，1940年参加新四军，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从战士到团长，参加过无数次战斗，多次负伤和立功受奖。1952年转入海军，任快艇支队长。1963年任舰艇研究院一所所长。1966年任舰艇研究院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主持院科研工作,兼任六机部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1969年任研究院副院长，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和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一副主任。1970年任国务院、中央军委综合远洋测量船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1975年任海军装备部副部长，兼任以上三个办公室的主任。1979年任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第二届常务理事会副理事长。1983年任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1986年离休后，任海军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期间发表了十多篇学术论文，多次获一等奖。已出版100多万字的文集《回顾与思考》、《万里烽火·千里波涛》、《博海心酬》和三本诗词集。2011年病逝。

李忠效，笔名：钟笑。原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55年11月出生，1969年12月入伍，2016年6月退休。历任潜艇轮机兵、轮机班长、轮机军士长、宣传干事、创作员、潜艇副政委、创作室主任等职。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著作有：长篇纪实文学《我在美国当律师》、《我在加拿大当律师》、《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长篇小说《酒浴》、《翼上家园》、《从海底出击》，作品集《升起潜望镜》、《蓝色的飞旋》、《核潜艇艇长》等20余部，并有电影《恐怖的夜》（编剧），电视连续剧《海天之恋》（编剧）、文献纪录片《刘华清》（总撰稿）等影视作品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