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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伯雄、张树田制造的361潜艇冤案该平反了

（系列文章之二）

361潜艇事件为何以错误的结论结案？ 

文/李忠效 

出了361潜艇70名官兵全部遇难这么大的事故，总部、海军、舰队组成联合调查组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到底是机械的原因，还是指挥操纵的问题？应该查个水落石出，从上到下，方方面面，都要吸取教训，杜绝此类事故的发生。

可是，联合调查组刚刚开始工作，由于总部和海军的意见出现分歧，总部为了“排除干扰”，将海军人员排除在外，成立总部调查组，进行“独立调查”。令人遗憾的是，总部调查组未等水落石出，很快就匆匆忙忙地结束调查，匆匆结案了。整个调查过程疑点重重，调查组并不予以解释，其强硬态度更是令人生疑。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一、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的表现有很多种，具体到361潜艇失事原因调查这一案例，其主要表现在：先入为主，自以为是，脱离实际，刚愎自用，等等。

据有关人士介绍，总部工作组一开始就是对着人来的。先是怀疑有人搞破坏，后是怀疑“指挥操纵失误”。两个怀疑都可以理解，这么大案子，在没有搞清楚原因之前，怎么怀疑都不过分。“有人搞破坏”的疑问很快排除，但“指挥操纵失误”的疑问却始终没能排除。

据361潜艇所在潜艇支队原支队长姚立华介绍，总政副主任张找他谈话，上来就问361潜艇海上指挥员、副支队长程福明的情况：程福明是不是指挥水平不高？是不是舰队参谋长肖新年暗示支队让程福明随艇出海的？而对程福明的指挥产生疑问。

姚立华解释说：

第一，程福明人很聪明，以前当过艇长、支队副参谋长，多次远航并圆满任务；

第二，程福明虽然和肖新年是湖北老乡，但这次远航，肖新年并没有暗示支队让谁担任海上指挥员；

第三，支队还有两名副支队长，舰队机关已经决定要让他们转业，支队无法再安排他们远航；

第四，我本人前些日子跟随358潜艇远航30天刚回来，不能接着再去，除了程福明副支队长，支队可以机动的军事领导干部就没什么人了。

2014年我在361潜艇所在潜艇支队采访时，听到这样一段“笑话”。

一天，正在旅顺一家宾馆做361潜艇善后工作的支队司令部教练艇长杨怀军接到通知，要他回支队参加一个会议。原来，支队根据总部调查组的要求，将派一艘潜艇出海，模拟361潜艇的一些技术动作，为调查组取证，看看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出海之前，支队召开协调会，总部、海军、舰队、旅顺基地以及支队的有关人员参加。杨怀军作为教练艇长，是参会人员中职务最低者之一，他默默地坐在旁边听别人发言，一声不吭。他知道自己人微言轻。

后来，基地一位领导突然点到他：小杨，你讲讲，明天出海，你怎么想？

杨怀军心想，既然让我发言，我就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于是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东西，没什么太大意义。

总部调查组一位领导不乐意了，沉着脸说：你为什么这么说？

杨怀军回答：首先，我们不具备出海的条件。你们想去看车钟的反应时间，看五舱人员的反应速度，以及舱室压力的情况，不知你们论证过没有？人在多大的负压之下有意识无动作？比如煤气中毒，中毒到一定程度，人的意识存在，眼睁睁地动不了，意识支配不了行为了。361艇这么多弟兄，不是没想去做动作的，有些人的姿态，就想起来往那奔，接着摔倒了。人在负压缺氧的情况下，缺到什么程度，多少秒钟支配不了自己的行为，你们论证过么？好，出去，关上升降口，我们来抽负压，抽到什么程度？你让我怎么把握？我不是贪生怕死之徒，不是不想出海，你们定了，我义无反顾，并且我肯定坚守在三舱的指挥岗位上，这个请你们放心。第二，我有一个要求，你们调查组的同志要随艇出海，别到时候我们拿回来的数据你们不相信。你们分配到各个战位，你认为要看的地方，你就坚守在那里，拿第一手资料。因为我们现在说的情况，你们都不相信嘛！

总部调查组的人面面相觑，沉默了一会儿，其中一人问：那你说应该怎么弄？

杨怀军说：很多东西在码头就可以做。你想知道车钟传过去需要多长时间有反应，包括关挡板、停柴油机需要多长时间，码头都可以做。你们可以循序渐进啊！

调查组为什么要试验车钟和五舱停车的反应时间？因为他们怀疑五舱的战士在那里吹牛逼，车钟过来没听见，没看到。本来杨怀军想告诉他们：柴油机工作时战士吹牛逼这种事情绝不可能发生。五舱的车钟不光是响，还伴有灯光信号闪烁，不可能听不见，看不到。电子信号的传输，基本上是同步的，没有明显的时间延迟，这种百分之几秒、千分之几秒的误差，可以忽略不计。他怕对方认为他不虚心，就忍住了没开口，想让他们自己体验一下再说。

最后调查组接受杨怀军的建议，决定暂不出海，先在码头上进行模拟试验，把有关数据拿出来。

第二天，调查组登上进行模拟实验的358潜艇。一切准备完毕之后，杨怀军对调查组负责人说：我们马上启动柴油机，然后拉车钟，你们赶紧到五舱就位吧！

调查组负责人对他的组员说：你们到五舱就位。

接着，杨怀军下令：启动柴油机！

轰隆隆一阵巨响，柴油机启动起来了，不一会儿，一个组员从五舱跑到三舱，满脸惭愧地向负责人报告：不对，不对！咱们想象的都不对！还吹牛逼，说话都听不见！

因为他们想象的情况不能成立，后来车钟信号也不试了。模拟试验匆匆结束。

就是这样一群连潜艇基本常识都没有的人来调查361潜艇事故的原因，其结果会怎样？可想而知。

二、推卸责任

我在采访中了解到，总部调查组成员也不都是外行，其中有不少专家。这些专家是什么人呢？他们来自035型潜艇设计单位和设备生产厂家。试想，他们会客观、公正地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么？如果承认自己的设计和产品质量有问题，回到本单位，还能继续端自己的饭碗么？据查，郭伯雄当兵之前就是生产潜艇柴油机那家工厂的二级工。按说，身处高位的他，应该客观公正地处理此事，而事实证明，他完全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又回到了当年二级工的位置。一部分人是外行，一部分人是有“利益链”关系的内行，由这样一些人组成调查组，实际上都不具备合法性。

总部调查组为了不受海军人员的“干扰”，完全搞所谓的“独立调查”，甚至不找了解情况的人进行调研、论证。361潜艇所在支队司令部机电业务长郑法勤是第一个下艇的专业人士，他最熟悉潜艇失事后的机械和人员状态。另外，他曾经参加过十几次远航，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可是总部调查组不信任他――凡是海军的人都不信任。

海军提出事故原因是“飞车”造成的，调查组的专家一口否认：不可能！我们的主电机、柴油机都有防“飞车”装置！

有防“飞车”装置，为什么“飞车”了呢？

对方无法回答。

科学公正的事故调查结论，与后台何干？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这根本就不是调查事故原因，是在拼后台了。

据说，当时海军方面对总部调查组的议论比较多，对他们违反科学的态度提出质疑。总部调查组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总部调查组经采用非常手段，“运作”来了一份上级的电报，要求海军要相信总部的专家组，要尊重专家。

更有甚者，有人放言：相信总部专家组，就是相信党中央。

那意思已经很明确了：怀疑总部专家组，就是怀疑党中央；反对总部专家组，就是反对党中央。

这已经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权压人了。

据北海舰队原副参谋长郭守谦介绍，当时他曾对总部调查组的人说：有没有人为的原因？也不完全排除。你最好写上，不排除机械故障。但是遭到拒绝。

从那以后，海军持不同意见的人员都沉默了。一是帽子太大，谁也不敢戴；二是没有话语权，说也白说。

三、事出有因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一直认为“指挥操纵失误”的结论是总部调查组为了推卸机械方面的责任硬性推出的，后来发现，这个结论并不仅仅来自总部调查组，海军内部也有人持这个观点。

我在采访中旅顺基地一位原副参谋长时，他明确表示：不能因为某些领导出事了，就把责任往他们身上推。

他认为：总部的结论是正确的，完全是指挥员的失误。

此人当过常规潜艇的艇长、支队长，不能说他对潜艇指挥和操纵不熟悉，但是他的结论让我吃惊。很显然，当初在海军内部意见也不统一，而他的这种观点正中他们等人的下怀，于是总部便采纳了这种意见。

他为什么说361潜艇事故是“指挥操纵失误”呢？他认为，一是潜艇航向选择错误，二是在潜艇出现负压的情况下，指挥员应立即结束空气管航行，下令“速潜”啊！三是五舱在负压达到550毫米水银柱的时候，自行停车啊！

这位副参谋长以前是在33型潜艇上当艇长，很显然，他并不熟悉035型潜艇的机械情况。他只知道035型潜艇增加了涡轮增压系统，是“小马拉大车”，但他并不知道035G型潜艇主电机还增加了晶体管可控硅励磁装置。他的三条依据，第一条“航向选择错误”谁也无法证明，只是推测而已。第三条“自行停车”问题，我在前一篇文章《361潜艇到底是怎么失事的？》中已经介绍，这里不再赘述。至于第二条指挥员下令“速潜”的问题，因为我当年一直在五舱，不了解三舱的情况，我特地请教了我当年的机电长曲昭阳，他是这样的解释的：

你说的水下航行，包括通气管航行和经济电机航行。这时“速潜”一般是水面发现有情况，如敌情，或有与水面舰船碰撞的危险。若水下通气管或经济电机航行因为掉深需要迅速停掉柴油机或经济电机转换主电机航行而采用“速潜”这种办法则是很笨的，因这时用车钟指挥更简单，更快捷，直接将车钟拉到“停车”位置，再拉到“主电机准备”，再拉“前进几”就可以了。我刚上艇时就曾采取过掉深时为迅速将内燃机转换主电机航行而拉了“速潜”警报这样的措施，当时在一边的张艇长说：真笨。我说，这样不更快吗？艇长说：直接拉车钟多简单，要知道水下航行都是更次航行，一拉“速潜警报”全艇就要进入一级部署，把正在休息的舰员都惊动了，都要立即起床到战位就位。所以说，柴油机转换主电机航行采用速潜这种办法是笨办法。 

曲昭阳所说的张艇长，就是后来的海军司令员张连忠。我觉得张连忠说得有道理。也就是说，在潜艇掉深的时候，可以拉“速潜警报”，也可以不拉。不能说没有下令“速潜”就是错误的。这样一分析，那位旅顺基地副参谋长的三条理由都站不住脚。而这站不住脚的观点，却被总部调查组采用了。

当然，也不能怪这位副参谋长，实际上，关于事故的性质，在事故结论出来之前，调子就已经定了。

据姚立华介绍，有一天开会，舰队政治部主任胥肖野在汇报关于宣传361潜艇事迹的计划，张树田突然打断胥肖野的汇报，非常霸道地说：你们想错了！想错了！你们都想错了！现在不是宣传他们事迹的问题，是追究责任的问题。胥肖野只得中断汇报。

当下流行一句话：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张树田把“搞错了”这句话连着说了三遍，足以证明他认为这句话有多么重要！

5月20日上午，361潜艇遇难官兵追悼会在潜艇支队礼堂隆重举行。头一天布置会场的时候，时任支队副参谋长的潘积堂看到追悼大厅的会标是“海军361潜艇牺牲官兵追悼会”，会标下面是70名官兵的遗像。一共7排，每排10幅照片。一次追悼这么多人的追悼会他还从未经历过。看着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他的心情非常沉重，情不自禁地眼泪涌上眼眶。这些天，他已经不知多少次流泪了，他不忍再看他们，转身离开了。参加追悼会的时候，他意外发现，会标改了，原来会标中的“牺牲”改为“遇难”，他的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详的预感涌上心头。不过他没有对别人说。泪水再次涌上眼眶的时候，他自己清楚，这已不仅仅是悲伤了。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首长的决策，往往是在参谋人员建议的基础之上做出的。错误的建议会导致首长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

牺牲70条生命的重大事故，最后居然要让死人来承担责任－－反正死去的人不会站出来为自己辩护，于是，“指挥操纵失误”的结论就在海军官兵的惊愕中出笼了。

应该承认，361潜艇的失事，指挥和操纵确实存在“问题”，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他们过分相信了设计单位和生产厂家。他们哪里想得到，那些设计和产品设备不但不可靠，而且是“要命”的！他们启用那个不可靠的装置，导致悲剧的发生。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会详细叙述。

按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故，工业部门和潜艇部队都应该认真总结一下，设计有什么缺陷，产品质量有什么问题，操纵上需要吸取什么经验教训，结果却是不了了之。总部调查组的结论一公布，所有361潜艇的资料被封存，然后束之高阁，几乎没有人再敢去碰这个话题，也没有人告诉部队，以后应该注意什么。潜艇部队只能自己从这个事件中查找应该注意的问题。

四、不打自招

我相信，郭伯雄和张树田领导的总部调查组那些所谓的专家，就没有像我这样把整个失事的过程捋清楚，没有把事故原因找出来，便匆匆结案了。也许说他们根本就没想要搞清楚，或者他们根本就不敢搞清楚。搞清楚了，他们的结论就站不住脚了。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根据我的调查分析，没有发现“指挥操纵失误”的问题，反而是因为指挥和操纵的得力，才没有让361潜艇沉没大海。如果不是指挥员下令紧急排水，如果不是卢继发用尽全身力气把1、2、3号水柜的水排出，使潜艇艏部浮出水面，被渔民发现，那么，永远不会有人知道361潜艇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失事的。

2003年7月10日，海军有关部门在北京召开035G型潜艇改装问题座谈会，各有关单位150人与会，郑法勤参加了这次会议。郑法勤在会上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主电机励磁装置控制系统交流电问题，二是柴油机进气和排气系统管路直径小的问题，三是空气筒浮阀灵活性的问题。有关部门的“专家”说：老郑啊，我们清楚这个事故是怎么回事。

“专家”们都清楚，可谁也不敢说“责任是我们的”。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我在采访中得知，361潜艇事件之后，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不承认存在机械问题的设计部门和生产厂家，在361潜艇进厂修理期间，悄悄修改了26项（也有说近50项）设计。其他同类型潜艇也都在后来的例行性厂修时做了与361潜艇相同或类似的改进。如果机械没有缺陷，为什么要修改那么多设计？

郑法勤告诉我：当时全海军035型潜艇，改装费一共花22亿元人民币。买新艇也没花这么多钱啊！改装老艇比买新艇还贵！郑法勤说：换两个进排气挡板就花了几百万元，我看150万都不用。

从此之后，035型潜艇不再建造。如今该型潜艇已基本退出现役。  

2019年05月08日初稿

2019年05月28日修改

2019年06月18日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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