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潜艇部队诞生记
—— 旅顺潜艇学习队纪事
文 / 周金祥（大连海军政治学院政工教研室教员）
组建潜艇学习队
1950年11月,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在上海百老汇(今上海大厦)召见了华东军区海军第6舰队参谋长傅继泽(1937年投笔从戎,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49年8月由华东野战军调到海军,任华东军区海军第1舰队大队长兼政委,后调任第6舰队参谋长)。萧劲光对傅继泽说,我国要新筹建潜艇部队,“苏联政府帮助我们培训一批由4艘潜艇组成的分队艇员(含领导机构和部分指挥人员及潜艇基地人员),地点可能在苏联太平洋舰队驻地海参崴。”萧劲光还详述了潜艇在海战中的地位、作用及建设潜艇部队的重要性,最后他说:“海军党委研究决定,要你担任这支肩负学习、创建中国潜艇事业的潜艇学习队的领队。”
向苏联派遣人员学习并组建潜艇部队是毛泽东主席首先提出来的。1950年8月,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提出请苏联提供训练用的小型潜艇,并帮助中国训练潜艇舰员。12月18日中国政府正式向苏联提出1951年向苏订购两艘潜艇,并由苏方为我培训四艘潜艇舰员的要求。经过中苏双方协商,1951年2月7日,苏联同意在1951年至1953年为中方培训四艘潜艇舰员,指定苏海军驻旅顺基地两艘潜艇为实习艇,训练结束后即移交中国海军。
1951年2月,傅继泽奉命赴北京领受任务,并协助海军领导机关选配潜艇学习队人员。海军党委、领导对潜艇学习队人员的选调和审查非常严格,既考虑到掌握潜艇技术应具备的素质条件,又顾及到未来战争和潜艇部队发展的需要,所以在审查中刷掉了一批人。
4月中旬,潜艇学习队组建完毕,集中在北京前门大栅栏的几个小旅店中。全队245人,组成一个队部,四个队,傅继泽任队长兼政委,张虎臣任参谋长。组队后,海军首长萧劲光、王宏坤、刘道生、罗舜初等都接见过官兵,鼓励他们奋发图强,克服困难,钻研技术,刻苦学习,把苏联潜艇的全套技术学到手,回来建设自己的潜艇部队。
“五·一”前夕,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召开了动员大会,会上海军副政委刘道生作了动员。他说,目前海军要着手建立自己的新型兵种———潜艇部队。军委、海军从全军选调优秀的干部战士,组成学习队,派你们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苏联去学潜艇技术,这是“领袖所嘱,全军所托,全民所望”。他要求大家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地学习,为开拓中国潜艇事业做出贡献。动员会之后,海军首长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欢送新中国第一批潜艇人员到苏联部队去学习。为适应苏联潜艇部队的伙食,这次宴会上吃的是标准的西餐。
老虎尾封闭圈里的生活
旅顺,这个中国的海军城,位于辽东半岛的最南端,隔海峡遥对山东半岛,扼渤海湾的咽喉,是京津的门户,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897年被沙俄强占,1904年在日俄战争中又被日本霸占。二战胜利后,根据苏美英三国签定的《雅尔塔协定》,由苏联驻军,成为苏联太平洋舰队驻泊的一个海军基地。
老虎尾是一个半岛,与旅顺市区相对,将旅顺港分为东港和西港。老虎尾的前山向海,山下向港池的一面,有一条淤积浅滩,形状弯曲细长,好似老虎尾巴,故此而得名。老虎尾是苏联旅顺潜艇支队的一个驻地。
1951年5月初,潜艇学习队人员相继到达旅顺老虎尾驻地。到苏军部队,首先碰到的生活难题是吃饭问题。苏海军潜艇人员的伙食标准比其他人员高,但由于生活习惯不同,每天吃的都是些酸面包、蒸荞麦、土豆酸菜汤、生咸鱼和奶油等一类的东西,加上俄式菜不加调味,吃起来索然无味,甚至难以下咽,和北京海军首长招待的那顿又好吃又好看的西餐完全不同,所以大家很难适应。当时有一段顺口溜说,早餐是“一块黄油一杯茶,外加一块黑列巴”“(列巴”是俄语“面包”的意思);午餐是“玉盘盛来白菜汤,土豆成泥垫饥荒”;晚饭是“大米小米荞麦饭,和些色拉拌一拌”。但为了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重任,把潜艇技术学到手,学员努力去适应,生活关很快渡过来了。
其次是贯彻苏军条令问题。学习队执行的是苏军的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而苏军的条令、制度与中国海军有很大不同。如平时苏联军官不与士兵一起活动,不实行三同,军官单独活动,从不站队。潜艇靠码头后,军官即回家,士兵的操练和管理,全由士官负责。士兵违反了纪律,也不进行思想教育,第一步先关禁闭,第二步宣布处分了事,这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民主、官兵平等等优良传统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开始大家很不习惯。如后来去学习队学习的原三艇政委张鼎铭到后的第二天就因为吃饭时出于习惯,参加了水兵站队而受到一次训斥:“你是哪里来的?要维护军官的权威,不懂规矩吗?”
再次是待遇问题。因为在苏军中只能官教兵,不能兵教官,军官也不干体力劳动,所以为了方便在学习中向苏军士官和水兵学习请教,以便能更快掌握技能,在理论学习阶段所有的业务长和艇的部门长都穿上了水兵服。在实习阶段,原来的职务编配是按以往大家的历史情况安排的,而苏联同志则强调要按照理论学习阶段的学习成绩安排岗位职务,这样就使一些资历比较老的同志,虽然理论学习很努力,但由于文化偏低,理论考试差了一些,苏方坚持把他们由原来的军官、军士长岗位改为水兵岗位,而他们的岗位则由理论学习成绩好的年轻同志所取代。按苏军条令规定,学员每天要按级实行逐级报告,这也为难了一些老同志,但大家为了把苏军的潜艇技术学到手,没有任何怨言。还有翻译,都是大学生,原来都享受干部待遇,但到学习队后,所有人一律脱下干部服穿上水兵服,级别基本上也都是最低的一级。而且翻译还经常被当作双方的“出气筒”,要以笑脸调解双方的矛盾。但为了能保证大家学好潜艇技术,他们甘受不公正的待遇,忍辱负重,全身心地投入翻译工作。
最后是保密问题。当时旅大是苏联军事占领区,学习队到老虎尾后,苏方考虑保密需要,规定学习队人员活动范围不能超出营区100米,不允许外出上街,不准通信,不准探亲访友,不准与外人接触。有一次翻译到商店买东西,为避免暴露只说俄语,售货员听不懂就外加手势。只听售货员说“:这俩人很像中国人。”另一个说:“他们不是鞑靼人就是乌兹别克人(因为是黑头发)。”翻译听得一清二楚,硬是装不懂,还真把他们唬住了。这些规定虽然给大家带来不便,甚至连家人也不知道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而产生种种的担心,有的精神受到创伤,给家庭带来无法弥补的遗憾。但为了完成好学习任务,他们还是严格照办了。后来随着学习的进展和情况变化,这些规定也逐步放松了,可以和家人通信,但要经过组织检查,节假日也可外出,但必须二人以上同行。
在特殊环境下坚持我军的优良传统
潜艇学习队,当时处于一种非常特殊的地位。它是中国的一个完整的建制单位,归海军直接领导,又生活于苏联潜艇部队中,学习、行政管理,均由苏军领导。全体人员身着苏联海军服装,执行的是苏军的条令条例。上级要求全面学习苏联,“要不走样地学习”,成套地学,把苏军的一切经验都要学到手。苏军领导制度是一长制,军事主官是唯一的最高首长,部队的政治部是在军事指挥员意图下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开展党团活动的机构。它的潜艇设政治副艇长,在艇长领导下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艇有党支部,但支部不是艇的领导核心,党组织在政治副长领导下主要从事宣传鼓动工作。苏军比较强调军官权威,强调服从,强调按条令办事,不注意抓思想工作。这与我军党委集体领导制和双首长制,与我军的优良传统截然不同。由于中苏两军领导制度不同,因而与苏军潜艇部队接触以后,出现既要执行苏军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又要坚持我军的领导制度和优良传统作风的矛盾。学习队针对上述问题,在对苏军各个条令的有关条款进行了具体分析后,队党委作出决定:既要向苏军学习,执行苏军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又必须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即坚持我军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坚持政治委员制,坚持艇长、政委为舰艇最高首长制,坚持政治工作制度。党的关系、政治工作由旅大市委领导。在3年多的学习过程中,学习队始终坚持上述原则,队党委与各支队根据各阶段学习任务和部队的现实思想,适时作出决定,提出要求,保证了学习队全体同志在各种困难面前,甚至在降级使用情况下,都能以大局为重,正确对待,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保证了他们能以旺盛的革命热情、高度的政治觉悟、艰苦的创业精神,圆满完成学习任务。
傅继泽
独特的教学组织和教学工作
这批从海军各部队、院校、机关精选出来的学习队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从初小到大学都有,绝大部分为高小、初中,这表明要在短时间内,并且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学会复杂的潜艇技术将会遇到不少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潜艇学习队的学习训练,既不同于院校教育,也不同于部队训练,它介于两者之间,是一种特殊的训练方法。
学习队是依照苏海军潜艇支队的模式组织的,学习方法主要是按照我方委派的职务,结合实艇和每个人的岗位对口进行教学。这种培训方式,就是苏方一艘艇对中方的一艘艇、一个部门对一个部门、一个班对一个班、一个人对一个人、一种专业对一种专业进行培训。为便于学习,在理论学习阶段按专业划分若干学习小组,如指挥组、机电组、航海组等,各级有一名小教员,由苏方人员担任。在出海实习阶段以艇为建制单位进行。师资问题,苏方指定两艘艇全套人员担任教学,但由于语言不通,他们不直接讲课,只提供教材,由翻译译成中文,交中方自己组织讲课。开始中方没有专职的教员,只好由学习队组织“小教员”进行讲课。为提高教学质量,后来又调了十多名大学生担任教员。这些人也不懂潜艇专业,是“现学现卖”,即前一天由翻译将苏方提供的教材(只够一次教课用)译成中文,供教员学习消化,遇有疑点难点,通过翻译向苏联同志请教;然后印成讲义,发给学员进行课堂讲解;最后,上艇对照实物学习构造及操作方法。后来学习队组织学习俄文,大多数同志学会了日常用语和不少专业用语,大大方便了教学和生活。单兵实操,主要方式是师傅带徒弟,由苏军官兵手把手地对中国官兵按岗位分工职责进行训练。随后,就逐步转向以学习队官兵操练为主,苏军官兵在旁指导的合练。再往后,逐渐减少苏军官兵指导人数,直到由学习队官兵的实操,只留少量苏军官兵现场保驾。三年多的学习过程,实际上是在苏联同志的帮助下,自教自学的过程。
经过三年的学习(原定培训计划为25个月,后又延长一年,由原来学习老式的“秀克”型潜艇改为较新的“斯大林”型潜艇),在基础差、底子薄、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为了学好潜艇技术,学习队员们没有星期天,也没有节假日,总是埋头钻研,刻苦学习,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进行国家考试时,全部合格通过,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为潜艇部队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央首长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
组建潜艇学习队,是经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批准的,受到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和指示。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中央领导以及海军首长都曾视察过学习队,关心中国潜艇部队的成长,关心中国海军的壮大,给予了学员们极大的鼓励。
特别是周恩来总理,在学习队3年多的学习期间,曾两次亲临学习队视察。“秀克”型“、斯大林”型潜艇,他都亲自登临过。他走遍了所有的舱室,并与许多官兵亲切交谈。1953年2月14日,周恩来在总政副主任肖华、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陪同下第二次来到学习队,检阅了队伍,视察了潜艇的每个舱室,仔细询问了潜艇及官兵生活、学习、工作的情况。最后他欣然在潜艇值更日记上写下了“遵照毛主席指示,学会潜艇作战”的题词。
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元帅和刘伯承元帅也先后来学习队视察。1952年夏,朱总司令检阅了部队,又来到水兵中间,亲切地和水兵拉起了家常,他勉励水兵说,为了建设好强大的祖国,要不怕一切困难,学好潜艇技术。他还接受了队员们赠送的一顶有俄文太平洋舰队标志的水兵帽,并和水兵合影。1953年春,彭老总来学习队视察,指示要“好好学习”,掌握好潜艇这门技术,将来为我国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潜艇部队而努力。
毛泽东主席虽然没有亲自到过潜艇学习队,但他派罗瑞卿专程到老虎尾看望过学习队员。1956年毛主席还亲自到江南造船厂视察了正在建造的第一艘03型潜艇。
此外,苏联太平洋舰队司令潘齐烈也夫海军上将,也于1952年6月28日和1953年12月4日两次亲临学习队视察,这位曾在中国大革命时期担任过“中山舰”舰长李芝龙(兼任海军局局长)的顾问的老将军,热情洋溢地追述了中苏两国革命友谊的历程,并就中国潜艇部队的发展远景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他还询问了学习情况,给予鼓励。
1954年6月19日,中央军委批准成立海军潜艇独立大队,傅继泽任大队长。1954年6月24日,中苏两国在旅顺老虎尾举行了两艘苏联海军“斯大林”型(中国海军将其命名为“新中国11号、12号”)潜艇的交接签字和升降旗仪式。海军参谋长周希汉和苏方远东军最高指挥官史维佐夫中将分别代表两国参加仪式。海军潜艇独立大队大队长傅继泽和苏方驻旅顺潜艇支队司令哥洛瓦乔夫少将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议定书上签字。十点整,升降旗仪式开始,军乐队奏中苏两国国歌,苏联海军旗徐徐降下“,八一”军旗在新中国的潜艇上第一次缓缓升起。此时,学习队员们情不自禁地掉下了滚滚热泪。新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潜艇部队,我们又增加了一支保卫祖国安全的坚强卫队。
1954年6月28日,刚接收过来的两艘潜艇,在人民海军第一批潜艇舰员的驾驶下,启航驶向青岛归建了。
回顾学习队三年多时间的学习,走过了一段非常艰巨的历程。全体官兵不但担负着学习的任务,而且还要兼顾潜艇学校和第一个潜艇基地的组建以及为潜艇部队迅速壮大承担训练新舰员的任务。通过全体官兵的不懈努力,学习取得了优异成绩,为潜艇部队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基础。正如肖劲光司令员所说:“这批学员克服语言不通等种种困难,认真钻研,边学边练,经过3年系统学习,终于掌握了潜艇这门比较复杂的技术,填补了我国海上战斗力量建设中的一个空白,为潜艇部队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
1955年9月,潜艇独立大队改编为潜艇第1支队,1958年底又以潜艇第1支队为基础扩编为3个支队。以后潜艇部队不断得到发展,并组建了核动力潜艇和核导弹潜艇部队,使潜艇部队很快成长为中国海军一支重要的战斗力量,并且是海军唯一具有核威慑力量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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