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入党介绍人

文/刘俊科

1977年9月，我当班长的时候，一天，熄灯号响过之后，值班员通知我到队部一趟，说是教导员找。我安排好我的兵们睡觉，就急急地到队部去了。教导员跟我谈了工作、谈了学习之后，就给了我一份《入党志愿书》，并告诉我说，经党支部研究，准备发展我入党。我当时说了些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当时激动不已。教导员说，你可要仔细填写，不能有错，因为《入党志愿书》是按照计划发下来的，没有多余的，也就是说，如果填错了，也就意味着你这个名额作废了。我回去之后，把《入党志愿书》放在枕头下，一夜无眠。这是我一生中记得最清楚的一次失眠。至今我都记得我睡得那个床铺的位置，是靠宿舍西北角的上铺。为了不影响下铺的战友，我尽量不翻身，或者翻身尽量轻一些，就这样看着天一点点儿亮起来。起床号吹响的时候，我的心情也是一片嘹亮，一夜未睡，丝毫没有倦意，招呼着我的兵们迎着刚刚升起的太阳，出操训练了。

更让我喜出望外的是，教导员和我们区队的另一位老党员孙广山做了我的入党介绍人。四十多年了，我依然记得他给我提出的缺点和希望，那是真挚的也是严厉的。

我的教导员是“八·六”海战的一等功臣韩杰，他很少给我们讲当年的海战，用现在的话说是低调，那时候，我们就是觉得他谦虚，不愿意“躺在功劳簿上”。他转业二十多年以后，我也转业了。2009年海军节之前，我采访了他，写了一篇《海军节前的拜访》，文章发表后，引起一定的反响。我摘录其中的一部分，分享给大家。

▲ 周恩来、贺龙等领导人与“八·六”海战有功人员合影

海军节前的一天，我去拜访了他。虽说都生活在岛城，但自他转业二十多年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如今近七十的他，虽说依然精气神很足，但较之穿军装的时候，还是显出了苍老的痕迹。简单的寒暄后，我直接跟他谈起了当年的海战。因为我知道他十分低调，即使在部队时，我们请求他给讲讲当年的战斗故事，他也是轻描淡写的。就是转业后，他的单位除了一两个领导外，没有人知道他是一等功臣。

大概是有感而发吧，他拿出了当年的照片、奖状等可贵的资料。作为他的老部属，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合影，仍然在当年的一个小纸盒里静静的放着。几十年的岁月过去了，黑白照片像历史的底色，为今天的辉煌奠基。教导员不无深情的给我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我似乎看到了四十多年前的那个黎明，炮火映红的东海海面，国民党“章江”号、“剑门”号葬身海底。几十年的风浪中，那片海域汹涌的波涛便一直起伏着著名的“八·六”海战。

▲ 海上突击编队向国民党军舰出击

教导员指着一张他们快艇成员战后的合影，给我介绍着每一个人的英雄事迹。说到他自己怎么排除鱼雷发射系统故障时，还是淡淡的一带而过。而这张照片上印着的“兄弟屿之战留念”几个字引起我的好奇。问起缘由，教导员告诉我，“八·六”海战的海域，有两座岛屿，名字叫“兄弟屿”，所以，当时也叫“兄弟屿之战”。说到这，他的情绪有些别样的激动，眼睛望于窗外，深深地呼了一口气。我知道，他是怕我看到他已经红了的眼圈，而他的目光一定投向了当年的时空。

我们的谈话出现了凝滞。“兄弟屿”，这个称呼实在太有意味了，是带有刺激性的意味。对于曾经身经战火的老人，这种刺激就更加深刻而尖锐了。我似乎理解了他的感受，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打破这凝滞，就说，这就是历史。他说，也许吧。

之后他说，温总理曾经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走不动了，就是爬也要去台湾”的话，真是说到他的心里了。并表示，真到了台湾，他一定要见见当年放回去的俘虏，只是不知道，到时候他们中还有多少人健在。

▲ 韩杰所在的119号鱼雷艇被授予“英雄快艇”称号

日月消长，波浪好像大海的年轮，承载着过去的故事。而潮起潮落中，时间滤掉了琐琐碎碎和枝枝蔓蔓，沉淀在岁月深处的，就是深厚的历史感了。而留在人心里的，除了沉重的沧桑感以外，还有抹不去的民族心灵史。

我为有这样的入党介绍人而感到光荣。只是后来，他退休的时候，为了一等功和地方省劳模享受同等待遇的问题，遇到了麻烦。我知道后，仔细地研究了文件，那是个十分明确的问题，但就是被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梗阻着，听他介绍情况，我觉得，倒不是有人故意刁难，就是因为有的工作人员不认真，或者是弱智造成的，让人十分气愤。

再一次见面时，我问他解决了吗，他说解决了。听口气，我怀疑是他怕给我添麻烦，只是我一再问，他都态度明朗，我只好相信了。

我的教导员，我的入党介绍人，让我成为我们党支部第一批“预备党员”，为我的一生奠定了根基。去年我和战友去到他家送我们聚会的相册，他和老伴那么和蔼而认真地翻看着那些亲切的面容，我一时觉得，经历过生死考验的教导员，他的君子之风，纯净如水。如今我也六十了，党龄四十，可以和我尊敬的入党介绍人一起，

“安得促席，说彼平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