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潜艇工程备忘录

陈右铭 李忠效 著

第二章 逆水行舟  

两次得罪马天水(下）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〇九”工程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一项重要的国防尖端技术项目。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极其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希望有关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怅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奋发图强，自力更生，树雄心，立壮志，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革命路线；群策群力，大力协同，排除万难，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保时间、保质量，圆满完成任务，夺取文化大革命和科研生产的双胜利。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

李忠效插叙——

按照正常程序，以中央军委名义下发的文件，通常需要经中央军委常委会研究，或者经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认可，聂荣臻单独签发，在当时的政治氛围里，是需要冒很大风险的。

杨连新编著的《见证中国核潜艇》一书，对此有具体的描述：

聂力（聂荣臻的女儿）回忆：“父亲是1967年8月30日那天签发的“特别公函”。早晨一上班，刘华清怀揣着打印好的一份材料，来到父亲在国防部的办公室。刘华清说了没几句，父亲就全明白了。他戴上老花镜，仔细看完了 “特别公函”。沉默了片刻，拿起笔来，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当时的“大气候”是“革命压倒一切”，各单位要把“文化大革命”放在首位。因此，“特别公函”的观点和做法，在当时看来简直是离经叛道。这个公函容易给人以口实，说你是“以生产压革命”。特别是，“特别公函”不经中央军委常委会研究，不经主持部队工作的林彪点头,当时已经卷进了“二月逆流”的聂荣臻，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无理冲击和纠缠，处境十分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签发一份面向全国的文件，是要有很大的气魄和胆量的。但聂帅依然坚定地支持科研战线上的工作，关心核潜艇工程，甘冒风险，不但亲自到会讲话，而且签发“特别公函”，鼓励大家坚持核潜艇研制工作不动摇，这充分体现了聂帅的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后来聂力问父亲为什么如此大胆，聂帅回答：

“豁出去了！”

陈右铭自述——

这个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办公室的全体同志。我们手捧“特别公函”，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是一把“尚方宝剑”啊，中央军委给了我们核潜艇工程第一线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多么大的支持啊！

根据当时各单位派性斗争的情况，一路由我和国防科工委三局的李方华参谋、办公室汪祖辉参谋、十五所第四研究室郭作东主任一起，带领一机部、冶金部、六机部的有关人员去上海、南京、武汉一带；另一路由赖坚等去天津和东北各省市，带着“特别公函”和动员讲话提纲，直接到有关工厂、研究所，召开群众大会，面对面进行传达贯彻。

我率领的传达小组于9月上旬到达上海。当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张春桥，马天水是副主任。因为张春桥参加“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已经到了北京，上海由马天水主持工作。在马天水的办公室里，我们又见面了。

我说：“马副主任，中央军委派我来向负责09工程的单位传达中央军委的‘特别公函’，请你们召集一下，我来传达。”

马天水问：“‘特别公函’是什么内容？”

我说：“等到传达的时候就知道了。”

马天水有些不高兴。

我说：“可以分两步传达，先给市的领导和所有参加09工程单位的负责人传达，然后我再到重点的工程和研究所去传达。”

马天水有些不耐烦地说：“我们幵大会。开万人大会。把担负这项任务的工厂、研究所的人都拉来，在文化广场开。我主持。”

我知道，他是想借此机会扩大他的影响。但是我也想借机为“特别公函”造声势，所以我非常痛快地答应了。

我说：“好，就这么办。你先讲话。”我想听听他的调子。

他说：“你先讲。”

第二天，就在文化广场召开了万人大会，大会由马天水主持，我首先在大会上宣读了“中央军委特别公函”。

会场上响起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接着我向大会讲了几点希望，最后指出：09工程对国防建设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任何人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生产车间，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

这个用毛泽东讲过的话和词语串联起来的公函，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由于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和无限权威，起到了异乎寻常的作用，广大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都把它当作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去执行，他们排除各种干扰，克服了许多困难，保证了研制工作的继续进行。

大会之后，七院驻上海几个研究所的群众组织都来找我，要我去作补充报告。我去了。我按照国防科委“批判修正主义讲话提纲”的精神，讲了苏联赫鲁晓夫，以及国内有的领导人反对搞核潜艇的情况，讲了工程的研制形势和问题，提了几条要求。

没想到我的这次上海之行，险些给我带来厄运。这是后话。

李忠效插叙——

据尤子平回忆录记载，“特别公函”宣讲以后，一般每个工厂会发一个动员令，集体会写一个决心书，效果很好。哈尔滨电机厂有一个焊接件搁置一年多，会后连夜就干；第一重型机器厂两派武斗，严重对立，听完传达，坐在一起开大会表态；哈尔滨汽轮机厂工人因为市内交通阻塞，干脆把铺盖搬到车间里日夜干活；北满钢厂一派工人开起三班倒，另一派主动参加进来。于是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决定全面铺开宣讲，分成东北、中南、华东、西北、西南五片，东北片由一、二、六机部、冶金和海装部五个单位组织，我被指派参加东北组宣讲团，于10月中旬抵达沈阳，由辽宁军区副司令员汪应中宣讲，活动了三天，同样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遭受诬陷

陈右铭自述——

我离开上海以后，又到武汉、重庆等地传达“特别公函”，我人还没有回到北京。上海市马天水诬陷我的“黑报告”已经送到了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办公桌上。

马天水给我捏造的罪名是：陈右铭在上海七院各研究所做报告时，严重泄漏核潜艇机密，建议军委逮捕审查。

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副主席看后，在原件上没批一字，只是在信封下面写了“退科委”三字。此件退到科委以后，科委罗舜初副主任把信油出来一看，见有“核潜艇”字样，也没看具体内容，就让秘书将信交给了我。

我当着秘书的面拆开一看，感到大惑不解，对秘书笑道：“你看，马天水写报告要逮捕我，罗主任把逮捕我的信交给了我，是不是要我

逮捕我自己呀？”

秘书一看：“唉哟，我们都没看。罗主任看到上面有‘核潜艇’几个字，就叫我拿来了。”然后他就拿冋去了。

我找到三局李奇，十分气愤地说：“马天水真卑鄙，完全是造谣诬陷！”

李奇说：“马天水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借机报复！你忘了，上海搞的核反应堆想要列为核潜艇的模式堆，不就是你给否的吗？”

我说：“还有前年，我为调查报告的事与他争论过。他同张春桥的老婆文静在江南造船厂蹲点，向国防工办送过一个调查报告，罗列了七院执行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八条罪状，其中有根多事例是无中生有，有些事例七院是正确的，我根据于笑虹副院长的指示去找马天水，表示不同意他的观点，于是我们就争论了起来。”

李奇说：“你以后不要去上海活动了，他们要整你的！这次叶副主席批的是‘退科委’，要是画了圏,就麻烦了！”

罗舜初副主任看了秘书拿回去的那封信，就打电话给我：“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一下。”

李忠效插叙——

据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介绍：罗舜初，福建省上杭县人。

1914年出生，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少共区委组织委员，闽西独立团班长，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参谋，红四方面军司令部二局科长、代局长，军委二局副局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总参谋部二局局长，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八路军第一纵队参谋处处长，山东纵队参谋长，鲁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鲁中区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辽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南满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40军政治委员、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谋长、第二副司令员，国防部第十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国防工办副主任兼国防科委副主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陈右铭自述——

当时我们在国防部大楼里办公，罗舜初的办公室和我的办公室同在一层。我很快来到他的办公室。他见了我，严肃地问：“你怎么回事，在上海乱讲了什么？”

我说：“完全是按照科委批准的讲话提纲讲的，我什么也未乱讲。”

罗舜初笑了：“你以后讲话注意点就是了！”那个讲话提纲是他和刘华清审定批准的，自然不应该有什么问题。最后鼓励我说：“安心干吧，以后还要继续大胆地抓工作。”

后来我听说，聂总也收到过一份内容类似的“黑报告”，只是聂总没有理睬它，皱着眉头看完之后，骂了一句平时他很少骂的粗话，就扔到纸篓里去了。

马天水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郑重其事地找七院军管会副主任李嘉祥谈了一次，指责我插手上海“文化大革命”，对上海七院各所犯了“三条罪状”：一是在七院各所的报告是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二是用生产压革命；三是严重泄漏国家机密。

李嘉祥把马天水的原话告诉了我。

我说：“你告诉他，他胡说八道，根本没有这个事！”

1968年4月15日，我因公又到了上海，在工作期间看到街上有“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并听说七院在上海的几个研究所也参加了炮打。为了弄清情况，我特意到711所田震环所长家去了一次。

他告诉我：4月12曰前后，上海复旦大学“红旗”战斗队等几个单位写了“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说他是叛徒。七院各所写了支持“红旗”革命行动的大字报。

我说：“在没有弄清楚情况之前，领导干部不要随便参与。”

“听说有可靠证据证明张春桥是叛徒，我们所革命委员会还没有正式表态。”田震环说。

“但愿你说的情况是真实的！”我回答说。

我冋到北京不久，上海市派人到七院调查，他们告诉军管会：陈右铭参与了上海“4.12”反革命事件，马天水同志希望对其进行严肃处理。七院院长于笑虹和政委袁意奋没有理睬马天水。

张春桥看到马天水的多次“努力”未达到目的，便亲自出马了。1970年夏天，张春桥利用参加江南造船厂万吨轮下水仪式的机会，找到六机部军管会主任刘世雄，气势汹汹地指责说：“你给我捎个话回去，七院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死抱住苏联的框框不放；七院在上海的几个所不听上海市的招呼，想怎样干就怎样干；七院是坏人掌权；我们对聂老总是要保的，但不保他的错误路线。”

刘世雄原是海军航空兵的副参谋长，他是代表海军、六机部去参加江南造船厂万吨轮下水仪式的。他回京后，向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和海军副参谋长兼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华清做了详细汇报。周希汉对张春桥的讲话表示不满，便要刘世雄将张春桥的讲话打印送中央政治局。政治局没有回音，海军也没有对七院采取什么措施。但在此之后，上海方面多次派人找我进行“调査”，逼我交待“参与4.12反革命事件，反对中央首长张春桥”的问题。1974年8月，终于将我停职审查，将于笑虹逼死。此是后话。

“特殊公函”取得了巨大效果，大大促进了研制工作，研制任务基本上得到了落实。许多担负09工程任务的工厂、研究所，两派严重对立，参加社会上的武斗，生产、研制设施损坏，领导干部遭到批斗，生产、研制任务无法落实。在传达“特别公函”后，大多数科技人员、工人都冋到了工作岗位，他们说：我们现在知道了，09工程是毛主席批准、周总理亲自抓的国防尖端武器，如不完成研制任务，就是对毛主席不忠，我们再不争这派、那派，只当“09派”。

另一个巨大的效果是从上到下都重视09工程，担负工程任务多的工业部、研究院、省市都成立了 09工程办公室或09工程小组，负责工程的管理与技术协调。这样，人员精力集中，掌握工程的全面情况，全武器系统观念强，便于组织协调，能及时向上级和有关部门反映工程的研制情况，提出决策建议。结果形成了集中统一管理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管理形式和管理方法。

这条指挥线十分畅通，运作效率很高，一个电话、一个通知、一封信就能解决问题。09工程办公室以简报形式向周总理、中央专委、国务院、中央军委首长及有关领导报告工程的重要情况，领导干部对重大问题用电话或批示给我们做指示，如周总理看了四十四期简报当即批给叶剑英副主席、李先念副总理，要我们随时做总结，要防止发生事故，毁艇伤人。这是我要求发“特别公函”时未曾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