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怀的情结
东东
1979年年底我们接到通知，象山4819厂建设已经初具 规模，正式开始厂修潜艇，要求我们办理户口迁移手续，转 移粮油关系去象山4819厂报到。说老实话我们也是万般无 奈，当时我刚结婚不久，只能执行命令，按照规定的时间办 好一切手续，按时到象山4819厂。我用草包草绳把家具打 好包，等待工厂派车把家具拉到4805厂码头，那里有一艘 船负责把我们的家具运送到象山4819厂。
我的二位师兄弟
4819厂的拖船
4819厂之前我曾经去过二次，第一次是和几个同事一起去4819厂勘验一艘“S”艇的拆卸工程。到达4819厂那天正好是1976年9月9日，也就是毛主席逝世的那天，全厂停止工作，所以我们只能在当天就返回。第二次是光仪车间 大楼建成，随同事一起去简单看一下大楼情况，晚上没有地 方住，只能在工厂医院原吴生年的临时宿舍里凑合了一夜就 返回了上海。这二次到象山给我的感觉是工厂条件非常艰苦，工厂的人员组成主要是以300名复员军人、部分宁波在 定海4806厂培训的工人为基础以及部分新疆、贵州、东北 调入的人员，再加上我们特装专业90个人。
那时人的思想比较单纯，只知道服从命令听指挥，组织 让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一路颠簸来到工厂后，单身的同事 被安排到各自的单身宿舍，我们因为运家具的船还没有到 厂，所以我们夫妻二人被临时安排到工厂三队生活区6号楼 厂招待所过渡。招待所管理员叫叶惠来，在招待所过渡的那些日子里招待所的卢阿姨和薛阿姨对我们非常关心，为我们 解决了不少生活上的困难，这些对我们初来咋到一个陌生地 方的人来说，我们倍感温暖。
三队5号楼106室我的家三队13号楼102室我的家
刚到4819厂，工厂分给我5号楼106的一个单元，我家隔壁邻居是郭宇宝、赵良顺夫妻，另外一侧邻居是变电所的韩师傅，她爱人是西沪港岸勤部的一个科长，还有一家女主人叫张秀丽，男主人叫黄祖尧，楼上住家有曹医生、何成豪和陈和平和小韩等几家邻居。郭宇宝儿子赵鸽、张秀丽儿子黄金龙、陈和平女儿韩莉莉、何晓芬女儿倪丽君、李蓓的儿子许亮、李若蓓的女儿蒋XX、李凤英女儿张晶、涂安阳女儿涂静、高辛明（戴兴龙）的女儿和我女儿在幼儿园都是一个班的同学，洪虎妻子滕美珍的妹妹是他们的班主任。多年 后我在整理照片的时候发现了一张他们班级的集体照，我一 直想发给他们，但是苦于失去联系方式，所以有机会想办法 再发给他们，因为这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藤老师和她的娃娃们当年的幼儿园还在 刚到4819厂，光仪车间大楼还没有完全交付使用，所以车间借用了船体车间的放样楼作为办公室。车间给了我们 无线电组一间在原基建科楼上工会隔壁的房间，我记得很清 楚，陈福民的父亲是工会主席，工会还有小姚、老吴（吴生年的父亲）和韩师傅等人，邱建平的父亲邱金华当时是基建 科长。
三楼当时被称为将军楼，俞跃芳副厂长等单身干部就住 在那里，他们自己买菜做饭，偶尔大家也凑在一起喝喝酒。 光仪车间车间的第一任主任是李蓓的父亲李泽民，后来杨金汉才到我们车间来当支部书记。李泽民的老伴在宁波，他经常回宁波，杨金汉是奉化裘村人，头上带个赵本山那样的鸭舌帽，中山装上面的口袋里老是插着一支“博士”钢笔， 一口“裘普话”官气十足。那个时候，修艇任务不足，没有 中修潜艇，都是小修和坞保艇，无线电都是排除故障，所以对我们来说修理是小菜一碟。凭心而论当时李泽民和杨金汉对我还是蛮看得起的，准备让我当个小头目。可是，我心高气傲，看到报纸上介绍国外的一些“弹性工作制”和“责任承包制”觉得不错是个方向，所以提出既然要让我当小头目就要实行这“二制”，因为我们这些师兄弟姐妹们除了我之外其他人基本上家都在上海。他们父妻分居，上有父母，下有儿女，一年仅靠几天探亲假杯水车薪困难不少。另外，由于我们的修艇任务不饱满，大部分时间都是空闲浪费，实行“二制”既能够节约人力成本，又能够提高大家的积极性， 何为不乐?
但是他们两个不乐意也不同意，于是我就拿不接纳他们赏我的小头目，为此他们天天逼我，我东躲西藏整天和他们 捉谜藏。有一天他们气喘吁吁的追到三队坡上水兵楼找我，结果被当兵的拦在外面，气得他们无可奈何。也就是这次，杨金汉鼓动李泽民对我“痛下杀手”把我弄成“等工”，然后又让劳资科把我发配到淡江门大集体农场去挑大粪。
实在话我们夫妻在4819厂的工作态度和技术水平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那时候我们也不懂，为了工作，我爱人怀孕6个月的时候还钻坑道，上潜艇。一天，我爱人进了坑道上艇工作之后突然晕厥，后来周围的同事马上把她送到医院去抢救，陈根宝副厂长的爱人张医生马上采取吸氧等措施， 孩子胎心才逐步恢复正常，张医生说，这太危险了！
我们就是这样努力工作也得不到杨金汉的赏失。杨金汉
用浓重的裘普话跟我说“小鬼，年纪轻轻就出花头，要搞什么弹性工作制和责任承包制，要搞资本主义这一套，想都不要想。你想轻松快活就把你发配去农场劳动，看你怎么搞！”这个代价我记了一辈子，过去只有文化大革命我父辈受过的“待遇”我在4819厂尝到了，这个冤屈我没有和我的家人说起过，唯恐让家人一起为我担惊受怕。多年后我在4819厂碰到杨金汉谈起过这个事情，他也觉得他当时的做法不妥有些过火，对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请求我原谅他，我原谅了他，因为毕竟这是那个时代极左的观念造成他固步自封， 夜郎自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