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潜艇工程备忘录

陈右铭 李忠效 著

第八章核潜艇下水了

周总理批准系泊实验

核潜艇下水后，在船坞中完成了安装收尾和初步调试工作。紧接着，全面考核研制是否成功的码头系泊试验和航行试验就要展开了。

我在总装厂参加设备调试期间，同有关部门研究了航行试验的组织领导、任务分工、试验项目、步骤和安全措施等。于4月初向领导小组做了详细汇报，并决定成立航行试验领导小组，由北海舰队司令员马忠全任组长，由我和舰队副参谋长孙寄尘、旅顺基地副司令员高诗荣任副组长，由我和孙寄尘在现场主持试验工作。

领导小组在试验开始前，向中央专委和中央军委写了启堆码头联试的报告。

1971年6月20日，周总理接到报告后，当即批示：“关于启动反应堆的试验计划，需在6月25曰前开一次专委会议才能决定。”

原来通知汇报会议于6月25日晚21点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进行。我们按时赶到那里。但是因为当晚周总理在大会堂召幵的另外一个会议没有按时结束，延迟了两个小时，所以到23点整，面容清癯的周总理才和李先念、余秋里副总理等一起来到福建厅。

周总理见我们已经等在那里，便抱歉地对大家说：“今天讨论高教部的问题搞晚了，要你们久等了，对不起。现在开始讨论核潜艇的问题，先汇报吧。”

我根据汇报提纲，汇报了核潜艇总体研制、设备安装、调试的情况，和下一步码头、海上试验的计划安排、组织领导、试验海区、试验步骤方法、安全措施等问题。已经劳累了一天的周总理毫无倦意，手握铅笔耐心地听着，并不时在《汇报提纲》上记着什么，不时对一些技术问题和需要研究的事情提出疑问，与大家一起讨论。

当我汇报试验计划时，周总理问：“什么时间可以做好海上试验的准备工作？”

我回答：“原计划7月15日左右，现在看来恐怕不行，可能到7月底才能准备好。”

周总理说：“不要急，要把试验做扎实点。时间是不是有规定？”

我回答：“原计划今年‘十一’前完成航行试验。”

周总理问：“是不是赶节曰？”

李先念说：“赶节气吧？”

周总理指示说“我们第一次搞，要稳当一点嘛！先在码头试验，缺的设备、工具都要把它搞齐，试验阶段何必急呢？赶曰子不必要，要一步一步把工作做好，多花几天时间进行试验，取得经验，这样的代价是应该花的，不然像你们说的，搞不好下去了起不来。”

李先念副总理幽默地插话说：“真潜下去了。”

周总理说：“那损失就大了。造一个艇很不容易啊！要花多少钱？”我回答说：“要x亿。”

李先念副总理提出疑问：“x亿够吗，恐怕要x x亿吧？”

我说：“x亿之内就够了。”

周总理跟李先念副总理开玩笑说：“你这个湖北老乡说只要x亿就够了，你这个老财政部长说要x x亿，真有钱。”

然后周总理又指示说：“造一个艇，那么多设备，全国那么多单位花了很大力气搞出来的，出了事情就不好了。要在码头试验好了，再开始航行试验。先在码头上试验，看看有什么问题。不能因为工作疏忽，搞一次就给毁了，那影响就大了。试验时间要充分一些，不要着急，急了漏洞会很多。试验本身就是摸索，要摸清楚，像一个人生了病，要把病情摸清楚一样。要把工作做细，要取得全部必要的数据，要积累经验。”

我汇报结束后，领导同志纷纷发言。

余秋里副总理指着《汇报提纲》说：“这个提纲写得好，第四个问题安全措施很重要，要很好地按这个做。”

周总理听完大家发言，又就这次试验的指导思想、组织指挥、任务分工、步骤方法以及注意事项等做了明确指示，再次强调：“试验先码头、水面、浅水，然后再深水，分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要把试验工作做好。”

周总理对六机部副部长边疆说：“码头试验由六机部管，边疆你要负责呀！不要以为艇下水了就没有事了，要把码头、水面、浅水、深水四个阶段的试验做完，搞好了才能交船。”

然后又对二机部的同志说：“二机部要对反应堆负责，你们要派人到那里去帮助检查，要共同负责把这件工作做好。搞一件事就要搞成。，’

会议一直进行到凌晨一点多钟，周总理吃了些服务员送来的点心，继续听了其他同志的补充汇报，对需要明确的问题都一一做了指示。会议结束时，周总理拿着《汇报提纲》十分谦和地对我说：“我

在这上面做了记录，以后有时间还要看看，我这一份你们不要收，给我登记一下，我的文件编号是1号。”

作为一国总理，他每天要处理的国内外大事有多少呀！可是对于他倾注了无数心血的核潜艇工程，哪怕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也研究得那么细，指导得那么具体！总理这种周密、细致、极端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和一系列重要指示，不仅使参加汇报会议的同志受到极为深刻的教育，而a给各级领导干部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

1971年4月开始进行系泊试验。1971年7月1日升温升压，提升功率，7月5曰进行联合试验，各系统、设备投入运行。

唯实不唯上

陈右铭自述——

核潜艇工程从1965年第二次上马以后，领导小组的隶属关系以及领导小组成员曾经几次变更。开始是在六机部，六机部部长方强任领〇导小组组长。“文化大革命”运动搞起来以后不久，方强部长“靠边站”，

中央专委决定，于1968年2月将核潜艇工程交国防科委负责。但是时间不长，国防工业科研系统陷于瘫痪，主持国防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也被夺权，“靠边站”了。于是国务院、中央军委于1969年10月将各国防研究院划归各军种领导，装备建设由各军种负责协调抓总。国务院、中央军委于10月23日通知各大军区、省市、海军、国务院各部委，决定成立09工程领导小组，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海军政委李作鹏任组长，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任副组长，国防科委09工程办公室改为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海军。

第七研究院归海军建制领导后，撤销了院军管会、院革命领导小组、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军委任命东海舰队司令员饶守坤为院长（原七院院长于笑虹调三院任院长），南海舰队副司令员袁意奋为政委，我被任命为副院长兼“国务院、中央军委09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海军另调潜艇士兵学校副校长陈世谦、系主任李海亭为副主任。

在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上，李作鹏没有和周希汉通气，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也没有征求七院和二机部的意见，就突然提出来要把研究核动力装置的研究所退回二机部。

李作鹏对二机部副部长刘伟说：“刘伟同志啊，这个核动力呀，还是你们来抓，十五所还是交给你们来领导。”

十五所原是二机部的一个研究室，划归七院以后，扩大为一个研究所——715所，专门进行核动力的研究。大家在口语中习惯称之为“十五所”。这个时候的七院归海军建制领导。当时因为地方上搞运动打得一塌糊涂，没有办法工作，所以研究院都愿意回到军队统管。那时按照军队的一套管理，派去了所长政委，如果两派群众组织出现纠纷，部队派去的所长政委一讲话，马上就可以稳定下来。如果这个时候把十五所交给二机部，十五所的人员和思想可能就完全乱套了，核动力就搞不成了。

据1987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介绍：李作鹏，江西省吉安县人，1914年出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央军委二局参谋、二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曰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曰军政大学参训队长，八路军115师侦察科科长、作战科科长，山东纵队参谋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处处长，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43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参谋长，中南军区军大学副校长，第一、第四高级步兵学校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陆军训练部部长，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长，海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参与林彪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

2019年3月，我在修改本书书稿的过程中，有人告诉我，当时李作鹏之所以突然提出要把十五所交给二机部，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有人私下对他说：核动力的专业性太强，容易出问题，还是应该由工业部门来管，要不然出了问题，海军根本负不了这个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