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潜艇工程备忘录
陈右铭 李忠效 著
第九章“思工程”风波（2）
不知叶副主席对他说了几句什么话，我在旁边听得不是很清楚，他也没告诉我。大概意思可能是“会查清楚的”。
周希汉放下电话后，我对他说：“你刚才对叶副主席讲的情况完全属实，我们调査的结果，09办公室、七院，几个重要总体科研设计单位都未给林彪送过09的资料。”
周希汉副司令员的这一举动使我很受感动，使我以前对他所有的怨气一扫而光。
李忠效插叙——
陈右铭过去对周希汉的怨气还是很大的，除了在前面第一章里提到的陈右铭计算快艇海上训练时间被周希汉批的那一次，还有一次，也是在旅顺，是1955年11月的辽东大演习之后，不过原因却要追溯到1955年初，从苏联海军手中接收旅顺的时候。
根据1954年10月12曰中国和苏联政府公布的关于旅顺口海军基地归还中国的联合公报精神，苏联军队将于1955年5月31曰前从中苏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撤离。撤离前，苏军将把一些军事〇装备折价卖给中国。
陈右铭作为中方的快艇支队长，负责验收苏军移交的苏制快艇。
当时苏军在旅顺有三种快艇，一种是“比斯”型艇，是1940年代初生产的，装的是美国汽油发动机，已经很老了。一种是M型艇，也已陈旧。这两种艇都不带雷达。还有一种是K型艇，带雷达。
陈右铭去接收的时候，苏联人已经将以上三种艇进行了技术上的鉴定，把三种艇分为三个等级：“比斯”型艇为及格，M型艇为良好，K型艇为优秀。K型艇是100多万卢布一艘，M艇价格是K型艇的二分之一，“比斯”型艇是K型艇的三分之一。
陈右铭不同意苏联人定的技术等级。他说：“你的‘比斯’艇是报废的艇，都已经到期了，超过了 20年，应该报废，你还说是及格。我当支队长，你交给我，将来这个艇不能打仗，我不能签字。”
苏方坚持说他们的艇可以用，结果双方相持不下，争论不休。最后全军各部队都签字了，只有快艇没签字。
苏联海军基地司令员库斯涅托夫（此人后来出任中国海军参谋长顾问）和中国海军修造部部长林遵一起到旅顺去，找陈右铭谈话，把苏军的快艇代理支队长也叫去了。
苏军基地司令员问陈右铭：“你的意见是什么？”
陈右铭说：“我的意见，你这种艇只能报废，必须按废钢铁的价格，否则我不签字，谁愿签谁签。”
陈右铭不签字，全军的移交工作就不能最后签字。无数将领的眼睛都叮向了陈右铭。
陈右铭也不是想出风头，他是想给国家多省点钱。那时废钢铁是五千卢布一吨，一条快艇没有油没有水，钢铁总重量只有10吨，用五万卢布就可以买下来。按原价五十万卢布计算，每一条可以少花几十万卢布。
苏军基地司令员经过认真核实，觉得陈右铭的要求并不过分，最后对林遵部长说：“你们的快艇司令员讲的是对的，不能叫你这个司令员为难。就按废钢铁价格签字吧。”
仅快艇一项，陈右铭就为国家节省了数百万卢布。中国人很高兴，但是苏联人却不怎么高兴。
1955年4月15日，中苏双方隆重举行交接旅顺口签字仪式。中国海军以罗华生为代表，苏联海军以阿•普•库德梁夫切夫为代表，在《辽东半岛协议地区海军防务交接证书》上签字。为做好旅顺口海军基地的接收和组建工作，海军成立了旅大防卫区接收委员会海军分会，周希汉任主任委员。
1955年4月20日，驻旅顺的陆海军和各界人民一起举行欢送苏军回国大会。大部分苏军离开了旅顺，只留下一小部分担任我海军各部队的军事顾问。原来和陈右铭在交艇签字问题上闹得不愉快的苏军代理支队长，又到陈右铭的快艇支队当了顾问。他开始要向陈右铭报那数百万卢布的“一箭之仇”了。
1955年11月，我军在辽东半岛进行建国以来的第一次登陆与抗登陆大演习。周希汉决定让陈右铭去给全军的将军们讲课，主要讲海上演习方案。讲课现场由陈赓大将主持。
讲课之前，陈右铭把演习方案和攻击方案都制定出来了，其中有一个方案是苏联教令里面没有的。比如说面对一条敌舰，快艇攻击的时候，苏联的教令里面是三个扇面。陈右铭认为，这种攻击方式过时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可以，那时的军舰上大部分没有雷达，现在护卫舰以上的舰艇都有雷达了，很远就能发现你，你在这种扇面的两边，
占领两舷，人家随便一规避就把你甩掉了，根本打不上。所以陈右铭
提出：要在舰首方向再增加一个扇面，这样不管敌人怎么规避，都可以保证一到两个扇面占领好的发射阵位。
陈右铭在制定这个方案的时候，曾征求过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意见，顾问坚决反对，不高兴地说：“我搞了快30年的快艇，你才搞了几年快艇？”
在正式讲课之前，陈右铭先给海军首席顾问（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快艇艇长），还有萧劲光司令员，刘道生副司令员等人试讲，陈右铭讲完以后，就如实地汇报说：“我们顾问不同意这个方案，他的理由是教令上没有。我认为这样修改有好处。我今天提出来，请求海军首长批准，让我做试验。我准备写一篇学术论文。”
第一个出来反对的是海军王宏坤副司令员：“专家都不同意嘛，教令上也没有，你干嘛要这么搞？”
第一个支持陈右铭的是刘道生副司令员：“战术嘛，可以研究试验嘛，有什么不可以的？而且陈右铭讲得很有道理。没有道理也可以试嘛，道理是试出来的。有什么不可以？”
萧司令员说：“我看可以试验。试试看嘛。”他看到首席顾问想说什么，就说：“请我们的顾问审定。”
首席顾问说：“我听周副司令员给我们介绍，你们的快艇司令员是陆军来的，是个外行，要我们的顾问很好地帮助他。可是我今天听他这么讲，很像一个搞战略战术研究的，这个方案怎么和我们苏联研究的都差不多呢？他是不是偷了我们的了？”
接着他又说：“我这是开玩笑。我们也研究了，他讲得完全对。我们的教令正在修改，舰艇教令也在修改。不过我们研究的还没有他的这个细，完全可以按照他的这个方案搞。”
萧司令员连声说：“好好好，行了，就这样。”
演习结束以后，叶剑英元帅表扬了快艇，说演习得好。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在演习后视察了快艇，陈右铭向他们介绍了快艇的情况。邓小平同志对旅顺基地政委彭林说：“你们这个支队长，从陆军来的时间不长，恐怕很爱学习，业务很熟练。”
在这次演习中，陈右铭是海上副总指挥，应该说，他的成绩是很突出的，可是在搞总结的时候，周希汉不但没表扬他，还在大会上把陈右铭大批了一顿，说他骄傲自满，不虚心向苏联顾问学习。
原因是周希汉在听基地领导汇报的时候，基地某副司令员反映说，陈右铭是聪明，有头脑，肯学习，肯钻研，就是骄傲，苏联顾问对他很有意见。
周希汉就去找苏联顾问征求意见。他说：“我们的支队长是陆军来的，又没有去过专门的快艇学校，希望你好好帮助他。”
顾问说：“他用不着我帮助，他什么都懂，我说了他也不会听。”
这下他把移交快艇和修改快艇攻击方案这两件事上对陈右铭的意见都发泄出来了。 “不过我有意见还是提，听不听是他的。”
后来周希汉提到那个快艇攻击方案，顾问说：“他搞这个方案的时候，他连问我都没问我。按理来讲，我在这里当顾问，他该跟我商量商量，他不跟我商量，就拿到会上去讲起来了。”
这显然是无中生有。实际上是陈右铭事先跟他商量他不同意。
过去周希汉就觉得陈右铭骄傲自满，这下好了，证据确凿。他也没找陈右铭核实，就在大会上批开了。据陈右铭回忆，那时周希汉也确实很忙。演习刚搞完，又要总结，又要研究新的防卫问题，客观上也没有时间去做深入的调查研究，于是就想当然地认为陈右铭是骄傲自满了。
周希汉批评陈右铭说：“不听专家的意见，这要犯错误的！毛主席说，一定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所以一定要尊重专家，苏联专家对你有意见。”接着加重了语气，“对你很有意见，你要注意跟他搞好关系。”
苏联专家总算报了“一箭之仇”。
过了三天，陈右铭又被基地某副司令员向周希汉告了一状。
那天上午，基地8点半开会，布置下一段的出海训练。在陈右铭正要出门的时候，基地刘昌毅副司令员打电话找他，问他一些快艇作战方案的事情。
陈右铭说：“刘副司令员，我8点半开会，是副司令员召集的。”
刘昌毅说：“没关系，没关系，你先给我说完。”结果电话一下打了 20几分钟。差5分8点陈右铭匆匆出门，到了那里，开会时间已经过了七八分钟了。
陈右铭进门时，某副司令员正在讲话。他也没敢喊报告，悄悄找个地方刚想坐下，就听某副司令员说：“进来连报告都不报告，通知8点半开会，过了 10分钟才来，已经骄傲自满到了极点！ ”很显然，这时他已经对陈右铭有成见了。
当时周希汉还没走，某副司令员就把这件事又向周希汉做了汇报。对周希汉来说更是火上浇油，就又把陈右铭狠批了一顿。于是“陈右铭骄傲自满”已经在周希汉的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在多年之后的1961年，当陈右铭向叶剑英元帅汇报快艇海上训练小时科学百分比的时候，周希汉仍然认为他是骄傲自满。
陈右铭在心里怨恨过周希汉，但是在这次由“9. 13”事件引起的核潜艇资料风波中，陈右铭发现，周希汉虽然过去有时在工作上有些主观，但在关键时刻，还是敢于说公道话的。
1990年1月，陈右铭一连写了两篇纪念周希汉同志的文章，缅怀周希汉同志的高风亮节和为中国核潜艇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
陈右铭自述——
过了几天，周希汉对我说，叶副主席告诉他，林彪的直升机上的核潜艇资料，跟09办公室没有任何关系，是国防科委某一帮人搞的。他们复印的材料，是第一次核潜艇工程上马的时候论证的材料，那时的代号是07,其实啥都没有，很普通的东西。
通过这件事，我对周希汉的印象好起来了。我本来对周希汉有意见，以前他整过我，害得我级别都没调。虽然他后来在海军四级干部大会上做了检讨，我很感动，但是我并没有完全消除对他的成见。他整了我两次，要说所有的意见一下都消失了，那是骗人的。但是通过这件事，我对他的意见可以说全部消失了。
李作鹏是林彪“死党”，他是09工程领导小组的组长。“9.13”事件后，有些人又兴风作浪，想借机将09工程与林彪挂在一起。七院有几个人揭发：“陈右铭是李作鹏的红人，他红得发紫，身兼六职（七院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09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718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应该停职审查。”他们到处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我的任职与李作鹏都没有关系，只好闭起嘴了。
更为严重的是海军某副司令员，在常委会上批判周希汉时说：“核潜艇是李作鹏搞的‘黑工程’，周希汉同志拿核潜艇到处压革命，拿李作鹏的大棒子到处打人。”等等。如果把核潜艇是“黑工程”的话传出去，那就麻烦了。我急忙去找周希汉，问他怎么办。
周希汉说：“这个问题太大了，是事关周总理的大事啊！”
我说：“如果是‘黑工程’，核潜艇还搞得成吗？应该赶快报告总理，报告叶副主席。”
他说：“总理病那么重，还是报告叶副主席吧。”说着就拿起红色专用电话，将此情况报告了军委叶剑英副主席。
叶副主席很重视这件事，向周总理做了汇报，并根据总理的指示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叶副主席气愤地说：“研制核潜艇是周总理亲自抓的一项重要工程，是‘红工程’，谁说是‘黑工程’呀！”并当面指示列席会议的萧劲光等海军领导同志：“你们要继续支持核潜艇工程。”
对核潜艇研制工作比较熟悉，并经常给予热情支持的李先念副总理也说：“核潜艇工程是‘红工程’，是周总理亲自抓的，说它是‘黑工程’是错误的。”
余秋里副总理还对列席会议的周希汉副司令员说：“你要继续抓好核潜艇工程，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帮助。”
在关键时刻，中央领导同志鲜明的态度，对我们这些参加核潜艇工程的人员是一个莫大的支持。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我们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待续——
前文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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