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潜艇工程备忘录》 —— 第十章试航:胆量与意志的考验(1)

深海蛟龙 202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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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潜艇工程备忘录

陈右铭 李忠效 著

第十章试航:胆量与意志的考验

中国第一任核潜艇艇长


陈右铭自述——
“9.13”事件之后,全国上下经过近两个月的学习整顿,形势一直比较稳定,中央下达的部队不准调动的禁令已经解除。我们认为,核潜艇的试航工作应该抓紧进行,不然寒流一来,港口结冰,整个试航计划就要推迟一个冬天。于是我建议周希汉副司令员再次向中央申请核潜艇试航日程。
1971年11月12日,海军向中央军委并周总理写报告,请示批准11月20曰左右开始进行航行试验。
叶副主席11月13日批示:“拟同意,呈总理批示。”
周总理11月17曰批示:“同意去试验基地进行水上、水下航行试验。,,
我们接到总理的批示后,立即进行去试验基地的准备工作。经海军批准,11月24日晚5时,核潜艇由拖船拖着离开总装厂。当时港湾里吹着凛冽的寒风,气象预报说风力5级,阵风6级,中浪。气象不是很好,但是我们实在不想再等了。
这次航渡的护航舰艇有:两艘猎潜艇,一艘扫雷舰,一艘打捞救生船和一艘拖船。这是一个不小的海上编队,也是中国海军第一个有核潜艇参加的海上编队,因此就显得非常威风。
编队出港不久,海上风力逐渐增大到8级,大浪。护航舰艇摇摆30多度,海水打到了驾驶台上,大部分舰员都晕船了,而且晕得很厉害,但核潜艇摇摆不大,晕船的也很少。这说明它的适航性能良好。动力和舵装置等设备、系统都运转正常,经受了第一次大风浪考验。
艇长杨玺站在舰桥上,果断地下达用车和用舵的口令。这些口令他已经预习多少遍了,每一个口令都浸透着沉着和果敢,使我听着就感到放心。

杨玺是我选定的艇长。我相信我没有选错。

作为中国核潜艇的第一任艇长,光是技术好还不行,还必须胆子大,服从命令坚决,不优柔寡断。我对海军干部部长说:“核动力潜艇从来没搞过,设备大都是新研制的,危险性很大,未知数很多,要反复试验。搞试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翻船沉艇死人,都有可能,你给我的艇长人选必须是胆子大,还要组织纪律性好,服从命令听指挥,我叫他怎么试,他就怎么试。不能是我叫他试什么,他就说,行不行啊,出了事怎么办?搞试验必须要有点冒险精神,不然我还有法搞吗?海军什么时候干部部长一共给我提供了四个艇长候选人,有的我以前就认识,他们虽然技术上非常好,当支队长都没有问题,但是他们最大的缺点就是过于稳重,办事犹豫,怕出事,顾虑比较多,不适合当核潜艇的试验艇长。经过反复考虑,我选了杨玺。

李忠效插叙——

在采访陈右铭之前,我曾在青岛采访过杨玺,对于他的情况,我比较了解。

杨玺是辽宁朝阳人,1948年8月入伍,在第四野战军第46军138师警卫班当兵,正赶上辽沈战役的一个尾子,然后进关,参加了平津战役。是1949年3月随部队南下,一直到长沙。1952年,杨玺所在的138师师部机关在副师长任长辉带领下转入海军,组建海军航空兵第二师。而杨玺则到了青岛水警区,成为一名护卫艇上的水兵。杨玺当兵的时候是高小文化,这在当时已经是“知识分子”了。


到海军后,他边干边学,开始是当班长,后来当枪炮长,1955年到刘公岛海校学习,被授予少尉军衔。毕业后当上快艇艇长。1957年杨玺到海军第二预校学习文化,1959年毕业,然后到山东省即墨县搞社教。1960年1月,杨玺到潜艇学校学习。毕业后出任潜艇艇长。参加过远航。1969年7月到核潜艇工作时,才34岁。当时很神秘,所有到核潜艇上工作的都要查三代以上,有污点的要拿掉,还要思想好,技术好。连找对象也不能成分“高”了,不然就要面临两种选择:要老婆还是要事业。

第一批艇员报到之后,杨玺就和政委分头带领大家到各地学习,向知识分子学理论,向工人学习实际操作。除了学习,他还要抽时间编写各种条令条例。因为核潜艇在中国没有先例,一切都要从头开始。第一任艇长的任务非常艰巨。

陈右铭自述——

海上编队于25日晨到达试验基地。

到达试验基地后,我们再次组织参试人员学习周总理对核潜艇试验工作的指示。各部门积极进行航行试验的准备工作。

核潜艇终于要潜入大海了,大家的心情异常激动,接艇部队的指战员,工业、科研部门的科技人员,工人和干部都表示:服从命令听指挥,坚守岗位,严格执行操作规程,保证安全,认真搞好各项试验。他们纷纷要求担负最坚苦、最危险的第一次出海、第一次下潜的试验任务。也有个别同志思想上有负担,甚至恐惧,还有的同志给亲友写了遗书。

产生这种恐惧心理的主要原因是怕出事故:一怕艇沉没,自己遭受不幸;二怕领导把一般事故当成政治事故来处理,给自己戴上政治帽子;三怕出了技术事故,或者设备有质量或技术问题,而领导却当成责任事故处理,自己蒙受不白之冤;四怕受核辐射。针对这些恐惧心理,试航领导小组做了一系列思想工作。

为了减轻大家的思想负担,我在动员大会上宣布:“海上航行试验,我一定随艇出海。”同时部署每个岗位采用两岗制,派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一旁观看、“保驾”。思想顾虑消除了。全体参试人员在试航中不怕苦,不怕累,全神贯注地操作,齐心协力,互相支持帮助,认真地测试各种技术数据。

在试航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中,杨玺和我们配合得非常好。后来几年的实践证明,我选杨玺是选对了。

一天,核潜艇出海做潜坐海底和水下高速航行试验,大家在分析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和采取什么措施时,有的人说,在水下高速航行时,如自动舵出了问题,几秒钟就扎到海底了!

大家之所以有这样的担心,是因为自动舵在进行陆上例行试验时,曾发生过液压缸拉毛的事故。当时研究所分析认为,不像是技术问题,责任事故的可能性也不大,于是有的领导干部认为是政治事故,是有人故意破坏。

我率领办公室的参谋李维和七院工程办公室主任韩锡富赶到现场。我们两天两夜没有睡觉,在整个45小时之内,我们连轴转地同各个岗位上的专业技术人员分别进行了谈话,冷静地、同志式地探讨分析事故的原因。

经过分析研究,我认为不是政治问题。如果真有人想破坏,他为什么不破坏操舵仪,而破坏液压缸?这项产品是定型产品,它也不像是技术问题,因为整个设备已稳定运行30天,在各种工况运行中,操舵仪手动、半自动、全自动等各种数据都很稳定,而出问题的是配套的定型产品。

我设想是责任事故:最大可能是液压油过滤的不干净,也许是液缸、活塞清洗不干净,带进了沙子或铁屑,因而活塞运动时拉坏了缸。据此分析,我决定第二套自动操舵仪装艇。但总装厂和接艇人员总是不放心。

因此,在首艇进行航行试验时,有人又提出了自动蛇的问题。

出海前,我同艇长杨玺及水手长、机电长一起研究了应采取的措施,我要杨玺和机电长随时做好上浮的准备,一旦自动舵出现问题立即上浮;要水手长在使用自动蛇时,要做好手操蛇的准备。

出海以后,我一直站在艇长、水手长的身后给他们壮胆。在经过水面各种航速、各种操舵方式的航行试验后,即开始潜坐海底试验。

“陈主任,艇已平稳地潜坐海底!”艇长杨玺高兴地报告。

“这比常规艇稳多了,潜坐海底我都没有感觉。”我说,“要各战位、各舱室进行检查。”

“比常规艇好操多了。”水手长高兴地说:“自动舵很灵敏,航向和深度波动都很小。”

在海底吃完午饭,核潜艇又非常平稳地浮起,做水下高速试验。

当潜艇开到计划试验的航速时,我告诉艇长杨玺:“加速!”

“加速到x x转!”杨玺一双眼睛盯着自动蛇,向机电长下达命令。

我看艇的航向、深度非常稳定,便告诉杨玺:“再加速!加速到x节。”

“加速到X X转!”杨玺看我坚定的样子,向机电长下达了命令。

经过+多分钟的航行后我又要杨玺加速:“再加速到x节!”

杨玺作为全艇的首长,他必须对全体参试人员负责,对这艘试验艇负责,他没有多少把握地对我说:“陈主任,已经超过计划试验航速x节了,再加速水深不够了吧?”

“原来作计划时就留有余地,再加x节不会有问题。”我满怀信心地说。

潜艇的航速越加越快,一直加到X X节,全艇人员静寂无声。我看水手长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兴奋,把着蛇轮的双手都有些发抖了,这时我才下令减速航行。

自动舵试验圆满成功,大家都对自动舵的可靠性放心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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