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指挥中心，根本无法了解上级的意图。潜艇下潜以后主机舱的人闲着没事，就凑到主机前部惟一的空地上闲聊起来，虽然大家都很关心这次任务的性质、时间和目的地，只是谁也不愿首先触及这个话题。仿佛谁首先问了这个问题，就是违犯了纪律，保密守则上有一条规定：不该问的不问。

一般情况下，潜艇下潜以后，政委或者副政委都会分头到各个舱室走走看看，如果是政委去了前面的舱室，副政委就会到后面的舱室；如果副政委去了前面的舱室，就是政委到后面舱室了。今天情况有点反常，潜艇已经下潜很长时间了，并且宣布了二级战斗部署，政委和副政委都没有出现。

“政委和副政委干什么去了？”李正文小声嘟囔道，像是问别人，又像是喃喃自语。

“他们一定在2舱开会。”王峻岭很有经验地说。

王峻岭说的没错，他们确实在2舱开会。开支委会。潜艇虽然是副团级单位，但是由于人员少，仅相当于陆军的两个排，所以只能成立党支部。政委是书记，艇长是副书记。政委孙学礼是新中国成立前入伍的老同志，入伍不久就被调到华东海军工作，1951年4月，海军成立潜艇学习队，他成为学习队的第一批学员。1954年6月，海军成立潜艇独立大队，他成为中国第一批潜艇兵。长期的潜艇部队生活，使他对潜艇官兵的心理状态了如指掌，做起思想工作来也得心应手。有些人以为政工干部是万金油，哪里都能抹，什么人都能抹，其实大错。弄一个从来没在潜艇上干过的人来当政委，说起话来都会驴唇不对马嘴。出航之前，全艇官兵只有艇长、政委知道任务的性质和远航海域，不过还有一些细节他们也不清楚。潜艇离码头时，那个装有任务书的绝密文件袋才被从支队司令部保密室里拿出来。文件袋是密封的，要到潜艇下潜一小时后才能打开。

支委会开会的时候，文件袋就放在会议桌上，那是一个牛皮纸袋子，开口处贴着封条，封条上盖有保密章。会议开始时，下潜还不到一小时。政委孙学礼坐在桌子旁边，他的对面墙上挂着一个24小时船钟。他一边讲话一边不时抬头看一眼船钟，似乎不愿意延误一分钟。大家也都满怀好奇地等待开启文件袋的那个神圣的时刻。

“艇长，时间到了。”孙学礼对廉仲方说。

廉仲方看看手表，伸手拿过文件袋，用一把西餐刀挑开密封口，拿出一张打印的任务书。他简单地扫了一眼，然后交给大家传阅。之所以采用传阅的形式，而不是宣读，是因为2舱的会议室是敞开式的，没有门，不保密，2舱还有一个报务室和一个电工兵舱室长。不该他们知道的事情，就不能让他们知道。

大家传阅完毕，廉仲方把任务书放回文件袋，交给译电员保存，然后开始就如何完成好这次远航任务谈了几点他的意见，接着政委又讲了几句话，会议便结束了。廉仲方不喜欢开马拉松会议，孙学礼深知艇长的性格，所有廉仲方参加的会议，他都尽可能的短。他是支部一班人的“班长”，可他从来不和艇长较劲，他认为，尽管说“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可归根结底，政治工作是为军事工作服务的，打仗要靠艇长去指挥，艇长需要集中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军事，不能让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干扰艇长。码头上有不少潜艇政委借“突出政治”来抓权，结果和艇长搞得关系很紧张，不仅影响了领导班子的团结，还影响了战斗力建设。孙学礼绝不干这种事情，因此支队很多艇长都说廉仲方有福气，遇到了一个好政委。

会议结束之后，孙学礼和副政委开始分头到各舱室看看。他让副政委去了1舱，他自己去了艇艉。一般情况下，这个时候，政委是要在指挥舱通过麦克风向全艇人员做一次动员的，孙学礼认为在出航之前已经动员过，就不用重复那些话了，更何况各个舱室的很多机械在工作，噪音大，动员效果也不会太好，还不如到各舱走走，和大家当面交流的效果好。（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