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没有回家，直接回到艇上。我对支队的“造反派”到艇上煽动造反的做法非常反感，马上召开支委会，认真分析了形势，首先统一党支部“一班人”的思想，然后召开军人大会。我把127艇从大连修船回来的工作情况做了梳理：一共出了多少天海，完成了多少个科目，发展了多少党员，提升了多少干部，等等。我问大家：这些事情，哪个搞错了？即使是哪件事情存在问题，也是支部研究决定的，不是哪个人说了算的。我对大家说，如果是因为领导的工作方法问题而产生的矛盾，双方应该用正确的方法去解决，不能用造反夺权的方式处理。我们艇上没有“左派”和“保守派”之分，谁想人为地分帮划派，谁就是破坏部队稳定，破坏官兵团结。我们艇既要“抓革命”，也要抓训练，不能以“抓革命”为名影响工作，更不能乱。

接着，艇上又举办了一个学习班，对全艇的纪律作风进行整顿。由于我们艇上领导观点一致，极左思潮没有大面积扩散。个别想闹事的人，一看艇长和政委是铁板一块，无法支持谁打倒谁，也闹不出个名堂，就不再像先前闹得那么凶了。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支队党委开扩大会，研究干部转业问题，有人提出让张连忠转业，理由是他“单纯军事观点”，工作方法也有问题，不太体恤下级，大家对他有意见。我想，肯定是支队的“造反派”到艇上煽动造反时受到张连忠的抵制，他们对张连忠不满，挟私报复。我马上表态：情况不是这样的，张连忠管理部队严格，这是应该的，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我们支部支持他。他是从陆军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经过潜校四年多培训，刚上艇一年多就转业，太可惜了。我的意见是留下来再干两年试试看，如果干得不好，再转业。后来支队党委经过研究，决定把他留了下来。

那时“抓革命”是支队的“主流”，127艇因为没有积极响应支队搞的一些政治活动，被视为政治立场不坚定，支部上报的战士提干名单一直不被批准。因此，艇上有关人员也有情绪。我召集那些准备提干的老兵开会，对他们解释说，现在这种情况是极不正常的，这种情况决不会长期发展下去，如果大家愿意留在部队工作，就坚持下来做个老兵，等机会再看看结果。

当时的国际斗争形势很复杂，上级决定派潜艇到远海执行侦察任务，别的艇光顾了“抓革命”，忽视了军事训练和机械维护，来了任务，却不能出海远航，只有127艇一直处于备战状态，任务一到，潜艇立即出航。经过15昼夜的远航，127艇圆满完成侦察任务，受到上级的表扬。后来在年终总结时荣立集体三等功。那些原先上报准备提干的战士，除了个别人由于身体的原因外，其余的都被提升为干部了。

1970年春天，我离开了127艇，到北海舰队防险救生大队当政委。那时防大的派性斗争很激烈，工作不能正常开展，连食堂都不开伙了。也许是因为我在127艇工作期间，较好地发挥了党支部堡垒作用，上级才派我去“灭火”的。我到那里以后，很快就把形势稳定了下来。

回顾在127艇当政委的那段日子，我深深体会到，毛主席说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那句话非常正确。一个基层单位，只要领导干部身子正，并能积极发挥党支部的堡垒作用，这个单位的工作就一定能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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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深处的青春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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