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电工兵孙鲁宁

 

 

 

孙鲁宁（1953.2～），祖籍山东日照。1969年入伍，1970年9月从陆军调到海军潜艇部队，曾任127、155潜艇电工兵。1973年4月退役，历任宁波市动力机厂机电科电工、宁波市人防办公室通信科职工、宁波地区航管处任办事员、科员、副科长、宁波市江北区委办公室副主任、江北区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宁波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信息联络处处长、宁波市政府口岸办公室海港处处长、任宁波市政府口岸打私办秘书处处长、宁波市政府口岸打私办副巡视员、宁波国际航运中心党委副书记。2013年退休。

 

 

孙鲁宁当年是127艇的“帅哥”之一，不仅人长得帅，还打了一手很棒的乒乓球，当年他与王克安、岑绍连组成的127艇乒乓球队，多次在支队举办的乒乓球比赛中拿冠军，曾作为支队乒乓球队的选手参加过北海舰队乒乓球赛，好像拿了个亚军。

孙鲁宁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球友就是后来成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海军上将孙建国。在孙建国任海军参谋长期间，宁波市政府要在宁波港搞开发，因为那个地段归海军管辖，因此宁波市政府秘书长到北京求见孙建国。孙建国因为工作忙，一直没有时间安排见面，秘书长只好打道回府。后来这位秘书长不知怎么知道孙鲁宁认识孙建国，就把时任宁波市港口办公室处长的孙鲁宁派到北京。

事也凑巧，孙鲁宁去找孙建国的时候，孙建国正好在办公室，一听说孙鲁宁来了，马上安排见面，并对宁波市政府提出的问题给予答复，这件事让孙鲁宁在市政府秘书长那里很有面子。

孙鲁宁在艇上的时候，我们就相处得很好，他到地方后我们也时常见面，我每次出差去宁波，都会和他见见。2008年，我和陈献彩策划编辑老艇纪念册时，我还和王友达一起到宁波看过鲁宁，他表示对此事大力支持。接着我又和王友达一起到温州去看陈献彩，商量纪念册出版事宜。当初陈献彩曾表示由他负责筹措出版纪念册的费用，但是纪念册进入出版阶段时他已退休，而出版费用高达三万元，让他一个人出这么多钱显然不妥，于是我和王友达决定，让陈献彩出一万元，我和王友达各出5000元，后来孙鲁宁和曲斌也各出了5000元。

这一次编辑《大海深处的青春记忆》，孙鲁宁再次表示大力支持。因为此书正在编写阶段，我还没有时间考虑出版的事情，我表示等等再说。其他战友在群里看到我和鲁宁交流意见的留言，纷纷表示愿意出力，有这样一些战友的热情支持和帮助，我的干劲就更大了。

2008年，我编老艇纪念册时，孙鲁宁写了一篇篇幅较长的文章《我们的艇长，我们的艇》，可见他是很认真的，从中可以看出他的赤诚之心。

 

 

我们的艇长，我们的艇

孙鲁宁

 

1969年1月，我告别父母，离别家乡宁波，踏上了南下的火车。一路风尘来到福建，在陆军第28军83师248团6连，当了一名陆军战士。那时我才16岁，还是个毛孩子。经过陆军严格的军政训练，到1970年初，我就提了副班长，成为基本合格的陆军战士。1970年夏天，一次偶然的全军“选飞”机会，改变了我的命运。本来我是要去当飞行员的，大概是我肚子上有一道疤痕的原故吧，我没有进航校，反而进了潜校，从此脱下绿军装，成了“灰老颠”（当时海军服装是灰色的，据说当年山东省和青岛市的造反派头头对北海舰队不支持他们造反夺权怀恨在心，就给穿灰色军装的海军人员起了个外号“灰老颠”，“颠”是颠覆红色新政权的意思）。半年多的潜校学习和生活，我初步完成了从陆军到海军的转变，结业后被分到了青岛潜艇支队127艇当了一名电工兵。

 

 

友情与乡情

 

当了潜艇艇员我才知道，同样是战士，海军和陆军是那样的不同。我说的不是海上和陆上的不同，而是更深层次的不同，只有干过两个军种的人才能说出这种不同来。

陆军以连排为单位，可以利用地形、地物作掩护，进行单兵作战，打不下去了，可以转移或隐蔽起来。海军就不行，一条潜艇就是一个团级单位，全艇各战位要协同完成一系列动作，集中到最后一个战位，用鱼雷去打击敌人。打完后在海面上你无处躲藏，到水下敌人也可以用声纳追踪你。

陆军作战单元可大可小，可集中可分散，灵活得多。海军不行，全艇人员都在一个活动的容器内，一出海就是10天半个月的，有远航任务时，要在海上泡一个来月。在水下全靠再生药板改变空气质量，再生药板放出的热量可达40°C以上，热得够呛，热得难熬。到空气筒航行时，要给蓄电池充电，电工兵值更要测比重，下到电池舱，里面的气味简直要熏死人。到上浮半潜时，一桶桶的舱底污水和生活垃圾要倒掉，拎桶负重爬升降口，几个来回就要累得半死。一出海，吃又吃不下，睡也睡不好，如果远航一个月，终日不见阳光，回来以后个个脸色煞白，都像是“白骨精”。当你钻出升降口，拖着沉重的步子登上码头，连回寝室也要走一步晃三晃，可谓筋疲力尽，虚弱之极。潜艇兵就是这样工作、生活、战斗在一起，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每一个生命都联系在一起，每一次出海都可能与亲人永远“再见”。

这样的战友感情，是整体的，血浓于水的，是经历了大风大浪、狂风暴雨、晕船呕吐、艰难险阻的生死考验而磨合铸就的，要比其它军种来得更加强烈。正因如此，潜艇艇员的战友情谊，要显得更加深厚和牢固，远久不逝，越长越“醇”。至今，我到青岛、大连、南京等地出差，总忘不了去会会老战友。35年过去了，我见面就能叫出他们名字，看到他们的音容笑貌，心中的激动就如大海一样汹涌，久久不能平静。我想，这种海军情结，艇员友谊，肯定会比陆军团队来得深，来得切。现在搞这个老艇纪念册，一定会渗透着老艇官兵的深切思念和永恒的回忆。

我们艇长张连忠是经历解放战争的老兵，经过了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解放后他一直在31军，驻守漳州厦门一线。我参军后在28军，驻守蒲田泉州一线，两军是联防部队，共同坚守在对台作战的最前线，阵地前方就是金门、马祖、大担、二担。我的人生经历跟艇长不能比，也不敢比，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从陆军调到了海军，又是山东老乡，所以，见到艇长后就格外的亲切。我刚上艇，第一次见到这个山东老乡，看到他个子不高，皮肤黝黑，并不觉得有什么与众不同。然而，他一开口，操着胶东口音说：欢迎你们上艇！嘿，这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嗓门，一下就震动了我——到底是陆军过来的，跟蒋匪军拼过刺刀，冲啊！杀……像个陆军的老兵！当他用虎钳般的手握着我的手上下摆动时，我顿时感到了山东小个子的力量。最让人难以忘怀的，还是艇长的那双虎瞪瞪的浓眉大眼。他一说话，一亮眼，“精、气、神”就喷发出来了，让人感到中国军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神气和勇气。

在以后的工作、学习、训练、执勤中，艇长时时处处在培养和锤炼着我这个陆军来的小老乡，见到我总是笑呵呵的，这在一个十七、八岁的小战士心里产生了浓浓的乡情。其实艇长就是个表面严厉而内心特别善良的前辈和师长。

 

 

海军与陆军

 

上艇不久，我们这批陆军来的同志中有一部分人提出要回陆军老部队去。我了解到他们不是怕苦怕累，不是生活不习惯，更不是不愿干海军，他们主要是看不惯码头上、艇上那种“搞来搞去，斗来斗去”的风气。这种风气在陆军野战部队是无法想象的。陆军的作风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党叫干啥就干啥”，哪有这种“艇上派，艇下派，艇长派，政委派”的争斗呢？这样把自己搞乱了，怎么能应付外来入侵呢？但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文革”的影响和破坏，在海军内部的斗争随处可见，不足为奇。当陆军的同志到我这里来联络请调一事时，我明确告诉他们自己不想回去了，在哪里都是当兵，都是保家卫国。我告诉他们，咱们127艇很好，很团结，没有你们讲的“这派那派”的情况，在这里我感到与陆军生活一个样，一起打球，一起唱歌，一起学习，一起出海，就像亲兄弟一样亲密无间。特别是我们在寝室里打乒乓球的时候，艇长总是一个人坐在床头笑呵呵的看着，看到打得好时，还不停的叫：“好球！好球！”我们这帮打球的战士，都喜欢叫艇长观战，一打球就叫“艇长，打球了，打球了！”艇长听见了，笑眯眯地就从艇部走出来说：“好！开始，开始。”艇长喜欢体育，更支持我们强身健体。在他的关心之下，我艇的乒乓球、篮球活动开展得很活跃。特别是乒乓球，还得了支队的冠军。你说生活在这样团结友爱的气氛中，我怎么还想回陆军呢？

尤为重要的是，我们127艇是战备值班艇，担负着光荣的使命，有着崇高的荣誉，更有着鲜为人知的辉煌经历，这种自豪感、成就感和神秘感是一般人体会不到的。我的陆军战友们听了我的讲述都十分感叹，都说如果在127艇干，就不会有请调回陆军这档子事了。是啊，海军也是由陆军发展而来的，也有王牌军、拳头部队和刺刀见红、英勇无畏、一往无前、无坚不摧、功无不克的精神，127艇就是全军精锐的典型，我们艇长更是精锐之师的代表。

 

 

入党与提干

 

参军到部队最大的荣誉莫过于入党和提干。提干我没想过，我是城市兵，想的是到了服役期满就复员。如果讲提干我是很有希望的，我的军事技术比较过硬，还有一些其它方面的优势。上艇不久在老兵吕泽芳的带领和丁仕来、秦立荣两位军士长的指导下，我很快就单独值更了。有一次出海训练，课目是主电机转经济电机航行。艇长一下子出现在我的面前，看着我操作。我的动作完成后，艇长没吱声就走了。我冒了一身冷汗，以为技术动作通不过，艇长不高兴。可是没多久宣布远航时，我出海了，老兵却留下了。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可一个战位只能去一人啊。过了没多久，第二次远航，我又是一人去了，老兵还是没去。这两件事让我终生不能忘怀。我是陆军来的老兵新战士，陆军上艇的十几人中我是第一个参加远航的，心里有说不出的荣耀。然而老兵的“传帮带”和他的无怨无悔、甘当人梯的风范从此永久地扎在我心里，让我以此为鉴，一辈子受用。提不提干是一时的，做人却是一世的。

入党的事我想得较多，我们家里一辈子都是工农子弟兵，看重的就是“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所以，我在陆军时写的入党申请书，到了海军后又赶紧补了一份，以表心迹。到了1972年春天，艇党支部终于讨论我的入党问题了。然而后来听到的情况是很不顺利，说我买一块罗马表，还借给军士长带，是拍马屁；入伍才三年多，就买高档表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另外还有一位伯父被国民党抓壮丁到了江苏盐城干了税警，解放后下落不明，跑到哪里去了，没有说清楚等等。当时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动力长曲昭阳和班长孙元明，他们都作了解释，有几位德高望重的1968年老兵，如童志炘、沈铭等人也站出来为我说话，但是还是不管用。党支部大会有了争议，会开不下去了。大伙都期待着有人出来一锤定音……这时，艇长终于开口了，他对我的家庭历史及亲缘关系作了阐述，对我的一贯表现给予了充分肯定，当然也指出了我的缺点。在艇长的关心爱护帮助下，我的入党问题终于解决了！过了很久，有人把这段往事告诉我时，我内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我的眼眶湿润了……

 

留艇与离艇

 

1972年秋，我艇接受到武昌造船厂接“33型”潜艇的任务。从海上紧张的战备值班，一下子转到在城市里和工人们一起工作，还吃着潜灶，相比之下实在是太安逸、太舒服了。到了周末，工人们休息了，我们艇也放假。好不容易有了偷懒的条件，我总是约几个老兵一起到汉口、武昌去遛遛，吃点美食，观观美景，黄鹤楼、东湖、“二七”大罢工纪念馆等等我都去过。有的时候请不出假，就由张岩部门长带我和王克安、岑绍连等乒乓球选手，组织艇代表队与地方打比赛。招待所的所长喜欢看球，也喜欢我们这些小战士，打完比赛，他在家里备宴让我和梁军等几个人一起去喝酒聊天侃大山。再加上平日里工人师傅们的闲聊，讲讲地方的生活，谈对象等等，我这个城市兵有点想入非非了，渐渐萌发了复员回家的想法。这个想法我和家里及亲戚沟通过，他们说由部队需要决定。我姑姑在上海陆军85医院工作，她主张我复员。理由是可能要组建核潜艇部队，到核潜艇上工作，核辐射几年下来你也就“废”了。姑姑后来又做了我父母的工作，家里人终于默认了我要求复员的事。

真要想复员，还有艇长一关。我一连几次找王忠和副长等领导谈，他们说艇长不在，要由他决定。当时艇长在青岛为别的训练艇“保驾”，不在武汉，所以我只好拜托王副长汇报了。艇长回来后找我深谈了一次，他真诚地让我留下来，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们是陆军过来的骨干，海军大发展需要大家一起努力，为建设强大的海军干一番事业。他让我再好好考虑，也向家里说明部队的需要。我当时不知是哪根筋出了问题，好像是王八吃枰砣——铁了心了，横竖要回家。

记得我们在武汉乘船返乡的那个早晨，全艇的战友都到客运站来送行。我心里难过，一个人躲在船舱里。只听见外面同志们在叫：“孙鲁宁，孙鲁宁，艇长来了！”我还是没吭气，怕见艇长。突然间，艇长和其他领导出现了，他们一个舱一个舱地找我，要见到我，为我送行。我紧紧握住艇长的手，就像第一次见面一样，我低着头呜咽着想说出心里的话：艇长我错了，我不想走了。可是艇长却鼓励我说：孙鲁宁到地方要好好干，为我们艇争光！

也许就是这“去与留”的机遇和挑战我没有把握好，我才20岁，没有这个决断的能力，也没有听老首长、老同志的劝，这稀里糊涂的一走，竟成了我终生的遗憾！在此后的35年里，我就一直没有开心过，痛快过！无论是上大学、提干部、买房子、买车子等等，我都没开心过。这次我提了副局级干部，朋友们为我高兴，恭喜我，我心里还是不痛快。到地方后有几次去北京，李忠效带我去看望老艇长，那时他已是海军司令员，扛海军上将军衔了。艇长见到我，还是和从前一样问长问短，关心我的工作、学习、家庭、生活等情况。我还与艇长合了影，可惜的是，相机出了问题，历史性的合影竟没有留下照片。这使我的不开心到了极点。细细的体味人生，认真的反思从前，我不开心、不痛快的结症就在于离开了155艇，离开了一起远航、生死与共的战友，离开了同是从陆军来到海军的老艇长，这大概就是魂牵梦绕的海军情结吧……

127、155艇，我怀念你！亲爱的战友，我想念你！！敬爱的张连忠艇长，我祝福你！！！

 

 

本网站近期连载海军作家李忠效编著的纪实文学

《大海深处的青春记忆》

敬请阅读

（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