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成为一名海军特种兵，亲自驾驶战舰潜航在大海深处，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贡献，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和荣耀。我的战位在一舱，虽然一舱的环境比其他舱室相对会优越一些，空间大，温度也不高，但是在大风浪里航行，艇艏上下颠簸的幅度要比其它舱室大一些。我抗风浪的能力还行，但扛涌浪的能力不是很强，海上涌浪较大时就会晕得厉害。我记忆最深的一次，是1969年那次远航，有一天涌浪特别大，当时轮到我值更，其他战友都躺下休息了，我坐在一个装工具的大铁箱子上（铁箱至少有一百多斤重）双手紧紧抓住鱼雷发射管后盖把手，突然连续几个涌浪过来，把我连同屁股下的工具箱一起从左舷抛到右舷，还没等我反过神来，又从右舷抛向左舷，连续折腾了几次，把我彻底给抛蒙了，顿时感觉天昏地暗，浑身大汗漓淋……一筐桔子也全部撒落到舱底下了。趁着涌浪间歇期，我赶紧爬到舱底，费尽力气才把散落的桔子全部捡上来。到我交班时，汗水已经湿透了衣服。

潜艇生活虽然艰苦，却也苦中有乐!只有艰苦的环境才能锤炼出坚韧的性格。

1970年，艇上选送我到武汉海军工程学院进修。临行前，主持二三部门工作的杨兆忠部门长在部门欢送会上讲了一席话，对我上艇两年来的工作给予肯定，并对我提出了殷切的希望，这些话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我在武汉经过两年多的刻苦学习，于1972年10月完成学业，回到支队干部科报到，然后在127艇等待分配。当时由于“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海军原定的“潜艇事业大发展”计划暂停实施，我们这些当初为“潜艇大发展”而培养的人才，只能顺应形势，另外安排。1973年，我怀着十分遗憾的心情，离开了服役5年的潜艇部队，到天津远洋公司当了一名船员。

在127艇工作期间，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帮助很大，让我明白了许多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的道理，各方面的素质有所提高，为我未来的前进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到天津远洋公司后一直发展顺利：在公司经过三个多月的业务培训，一上船就当上轮机助理，3年后就被提升为远洋船舶政治委员。

1976年国内还是“突出政治”的年代，当时远洋船舶实行的是“党支部领导下的船长、政委分工负责制”。当时我年仅27岁，是整个中国远洋系统船舶政委中年龄最小、资历最浅的。我深知自己各方面素质距离职务要求还差很远，面对那些资深的老船长、轮机长、老船员，我没有发号施令的资本，要想充分调动全体船员的积极性，确保安全、圆满完成好每航次运输任务，我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事事率先垂范，真诚对待每一个船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影响、凝聚人心。

实践中我体会到，凡事，只要你努力认真去做了就一定会有收获。我工作过的船舶，在上级领导的指导和广大船员的支持下，曾多次被交通部评为“先进船舶”，我个人也曾几次被公司评为“先进政工干部和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让我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在我刚接任船舶政委职务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贵人”，他就是我非常敬重的127艇老政委---王敬礼。一次 ，我轮在青岛港锚地待靠期间，海底门突然被海草堵塞，造成机器冷却水高温。情急之下，只好请求海军北海舰队防险救生大队派潜水员帮助清理。我在与潜水人员的交谈中得知，原127潜艇政委王敬礼此时正在“防大”当政委，我委托他们向老政委问好。没想到第二天一早，王政委专程到船上看我来了，并在船上住了一天一夜。情致所致，我们彻夜畅谈。在谈话中，王政委谈了很多他多年当政委的经验，让我这个年轻的外轮政委受益匪浅，使我坚定了做好政委工作的信心。

1979年底，我以较好的业绩结束我7年的海员生活。1980年，大连远洋公司成立，需要从“中远”各大公司调入机关干部。北京总公司一个命令，把我从天津远洋公司调到大连远洋公司保卫处任职，1984年提升处长。2001年我又被调往香港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深圳蛇口明华船务公司任总经理。虽然工作岗位不断调整，职务也随之变更，但我从不敢懈怠，始终以一个战士的身份来严格要求自己，脚踏实地去作好自己分管的工作，始终没有忘记部队的培养教育、首长和战友的关怀帮助。（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