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试航：胆量与意志的考验

 

敢死队长

 

陈右铭自述－－

    在海上航行试验中，船厂方面有一位试验队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名字叫王道桐。

 

    王道桐是从大连造船厂调到核潜艇总装厂的。他到总装厂先当生产组长、车间工段长、车间副主任。在航行试验期间，他担任交船队中队长、副队长、队长。首艇航行试验结束后又担任了副厂长。卸任后仍负责核潜艇的建造工作，而且是“无职有权”，原因是他对建造核潜艇“有一套”。

 

    王道桐的确是“文化低”，又的确是“有一套”。他小时候因家境贫寒，只读了两年书。1951年到大连一家铁工厂当学徒。1954年，考入大连造船厂。他虽然文化低，但由于刻苦钻研，成了精通本行技术的专家。他是学轮机的，曾为海军建造过猎潜艇。调到核潜艇总装厂后，又学会了核动力装置的安装。核动力装置要是出了什么问题，他也许从理论上说不太清楚，却可以凭着他的实践经验，做到“手到病除”，被人称之为“改进设计的好参谋”。

 

最可贵的，还是王道桐的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谁都知道，整天同核动力装置打交道的人，难免要或多或少受到核辐射。人们通俗地把受到核辐射叫作“吃剂量”，剂量“吃”得多了，身体会受损害，甚至有一个生与死的问题。在这些危险面前，王道桐毫不畏缩，而且是危险性越大的地方，他越是冲在前面。

 

王道桐在检查工作（贺永强提供）

 

一次，核潜艇正在进行航行试验，堆舱有个设备出现了泄漏现象。王道桐听到报告，一秒钟也没有犹豫，带着操纵员费洪玉和总值班长王金成，闪电般冲进堆舱。

    “不能去，不能去！”外面一个工人拦住王道桐。

    “让开。”王道桐推开工人，厉声说，“快闪开！”

    王道桐到达现场，扫了一眼泄漏部位，立即动手进行抢修，一刻钟以后，一切恢复正常。      

     

    王道桐出堆舱后，没有想到自己“吃”了多少剂量，而是望着费洪玉和王金成，内疚的说：“我对不起你们呀！”

    费洪玉激动地直摇头：“队长，你说哪里去了！你比我们吃的剂量还多呀！”

 

    费洪玉说的是事实。在这之前，也曾发生过泄漏事故，每次王道桐都是冲在前面，带领大家抢修。他到堆舱的次数最多，时间最长，靠近泄漏的部位最近。因此，“吃”剂量也最多。所以许多人称他是“拼命三郎”，还送他一个外号“敢死队长”。

 

    后来在核潜艇进行深潜试验时，王道桐又以厂长助理的身份率队参加深潜，当核潜艇潜到×××米深度时，艇体受到海水的强烈压迫而发出可怕的巨响，艇体弹性变型，某舱一根支撑角钢压成了弓型，有人要向指挥舱报告，他怕动摇指挥员的决心，没让报告。他认为不会出问题。就这样，在生与死的考验中，核潜艇深潜成功，安全浮出海面。

 

祖国没有忘记王道桐。他的胸前，佩戴着三枚金灿灿的奖章：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一等功臣、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8年度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管理专家。

 

一个虎口脱险的人

 

陈右铭自述－－

    在王道桐这位“敢死队长”的手下，还有许多“敢死队员”。他们中间除了费洪玉、王金成以外，还有李铁民、李占一、赵玉德和董有经等。这些“敢死队员”的共同特点是都像王道桐那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但是他们又有自己的不同点，董有经就是具有丰富特点的一位。

 

    董有经1936年生于大连市郊的一个贫农家庭。1955年进大连造船厂当钳工。从此，他一直为海军建造舰艇。

 

    董有经是个初中生，不费多大力，就可以掌握钳工这套技术。可他为了多为海军装备建设作贡献，把标准定在高层次上。他首先从提高自己的文化科学知识方面下工夫。他考入了业余高中，又考入了业余大学。他的业余时间很少，常常是听了课，没有写作业的时间。他家住在小平岛，来回要乘四小时的公共汽车。本来他可以住在船厂，但家里有双目失明的母亲，需要他照顾。他每天利用乘车时间复习功课。他天天如此，坚持了六年。在这六年里，他学会了高中课程，又学了微积分、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画法几何学、机械制图等大学课程。在这期间，他还学了“钳工基础”、“机械传动”、“液压传动”、“船用内燃机”、“船用汽轮机”等技术知识。由于他的文化和技术水平提高了，成了船厂的“钳工之王”，于是被选到核潜艇总装厂来了。

 

    建造核潜艇，对他来说自然是个新课题。他想，既然是来造核潜艇嘛，就应该掌握核动力技术。

    一天，董有经找到队长王道桐：“队长，我想学反应堆技术。”

    王道桐直截了当地说：“你想过没有，同核反应堆打交道，有被核辐射的危险，你不怕？”

    “我早就想过了，大不了一个死，怕什么？”

    “好吧，但不能后悔！”

 

    董有经下了学习反应堆的决心，每天晚上坚持学习。这期间，到处贴大字报，到处搞“革命大批判”，董有经仍然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专业书。

 

    “董有经，你知道你走的什么道路吗？”一个造反派以威胁的口吻问道。

    “我知道，我走的是又红又专的道路。”董有经心平气和地说。

    “你走的是‘白专道路’！”

    “是红专还是白专，不要忙着给我作结论。”董有经笑笑说。

 

    这次谈话之后，就有人贴出了批判董有经走“白专道路”的大字报。开始他不理睬，后来越贴越多，大批判的风越刮越大。董有经经过苦思冥想以后，向王道桐提出到外厂“留学”的建议。理由是光学书本知识不行，更需要掌握操纵技术。同时也为了躲个清静。

    “这是个好主意！”王道桐支持说。

    “我跑了，你不怕追后台？”董有经有些担心。

    “追什么后台，这是毛主席批准的工程，谁敢追查？”

    董有经带着几个人，到了模式堆试验基地和有关生产厂“留学”去了。

 

    “留学”收到了一举两得的效果，既躲避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又学到了新的技术。董有经“留学”回厂后，担任了一回路专业施工员。按规定，只有中专或大专文凭的技术员、工程师才能担负这个职务。造反派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

 

    工厂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有这么一句责问领导的话：放着又红又专的人不用，偏偏用既不红又不专的人，你们执行的是哪条干部路线？！（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