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伍前我仅为初中文化，入伍后虽不断努力学习，但毕竟未接受过高中阶段教育。要准备迎考，手中不仅没有复习资料，连起码的初高中课本都没有。王政委了解情况后，把他子女上学的初高中课本拿来给我使用。

我暗下决心，珍惜这次机会，抓住仅有的几天时间，突击复习初高中课本知识。早上，我利用起床前的时间在蚊帐中看书；晚上熄灯后，我在俱乐部或储藏室中复习至深夜。在此期间，我还得到当时在支队司令部工作的战友袁彩锦参谋的帮助。

1973年8月6日，我走进设在青岛市太平路小学的考场，顺利地完成了入学考试。8月16日得到口头录取通知，20日拿到正式入学通知书。8月25日离艇赴武汉海军工程学院上学。

经过三年的刻苦努力学习，1976年8月27日，我又回到210潜艇工作，和战友们共同完成上级领导交给的各项战斗任务。

六、电工军士长孙元明

孙元明（1950.3.17～），江苏省如皋县人。1969年2月入伍，1969年4月上艇，1971年任127潜艇电工班长，1974年任155潜艇电工军士长，1978年任210潜艇动力长；1978年10月任213潜艇副政委；1983年入大连海军政治学院潜艇政委班学习，1985年任346潜艇副政委，1985年8月任217潜艇政委，1992年任402核潜艇政委。1996年转业至青岛市广播电视局组织人事处工作，1999年任青岛市广播电视局纪委副书记、监察室主任。

我和孙元明的关系有点不一般，因为我们两个曾是“一帮一，一对红”。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部队流行“一帮一，一对红”活动，现在回想起来，无非是老兵帮新兵，好兵帮差兵，最终达到“一对红”的目的。孙元明是1969年2月当兵，我是1969年12月当兵。在部队，多当一天兵也是老兵，我自然是他帮带的对象了。

可能有人会问：你是轮机兵，他是电工兵，你们不是一个专业啊！

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同属于一个战位：5战6。二级战斗部署，我们分更看大轴。

我们这种“一帮一，一对红”关系大约持续了一年多，“林彪事件”以后，“五好战士”、“四好连队”活动统统停止，好像是“一帮一，一对红”活动也是在那个时候中止的。

孙元明的眼睛很大，大约是他思考问题时候精力集中，目光专注，韩芳润觉得他在“发呆”，于是送他一个外号——“小呆瓜”。我们上艇的时候，老兵已经在这样叫他了。

其实，“呆瓜”不呆，那个脑袋瓜精明着呢！

1973年夏天，155潜艇从武汉接回来以后，电工班很快发现二、四舱的两组电池放电不均的问题。每次充完电，第二天就出现二、四舱电池比重不一样的现象，充电一次很快就用完了。孙元明当时是电工班长，这件事一直困扰着他。当时一上艇，他就要下到电池室去看看，晚上睡觉也在想到底是怎么回事，经过近一个多月反复耐心细致的查看，终于发现电池的中线接错了，本应接在电池的负极，却接在了正极上，结果使一分为二的半组电池不均衡了，半组多了一块，另半组少了一块，造成半组电压高，半组电压低，形成回流循环放电。后来武汉海军工程学院的老师指出：如果时间长了，不仅电池的电会很快放完，而且会影响电池的寿命。孙元明及时发现了问题，不仅保证了电池的正常使用，还给国家挽回了不小的经济损失。（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