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做法在当时很普通，但负责转信的人却很重要。他知道哪些信是秘密信件，又知道交给谁，因此这件事情必须由政治上可靠的人来做。王学文交给华明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寄到国际无线电台李某某收的秘密信件，偷偷取出后，交舒曰信转送王学文。

“你拿到信不能打开，这是纪律！”王学文严肃地说。

“知道了。”华明之认真地回答。

几天之后，华明之 就在单位的信插里发现了李某某收的来信。信插前人来人往，华明之几次想去取信都没能得手。他不能让别人看到他取走的是一封写着别人名字的信。

一直到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他才找到一个机会，把那封密信偷偷取走。赶快躲到单人的“马桶间”里，撕掉信封，在抽水马桶里冲掉，将密信藏在鞋底里。等到约定时间在法租界的一家时装店前与沈珉接头，偷偷将信交给她。她再交舒曰信，转王学文。

过了几天，王学文看华明之转信工作做得不错，又交给他一项新的任务， 与英租界巡捕房的一位同情革命的巡捕联系，从他那里获得中共党员和爱国青年被捕的消息，供党组织了解被捕人员情况，以便相机设法营救。

这位巡捕出身贫寒，住在离华明之的家老北门不远处。华明之第一次去见他时，由于匆忙只换了长衫，没有换西裤。这位巡捕便提醒华明之：这里环境差，住的都是穷人，你这样的衣着很显眼，以后到这里来要穿得蹩脚一点。

华明之连连点头称是。以后，在秘密接头会面时便非常注意衣着言谈等细节，学会了秘密工作的伪装和隐蔽。

1934年底的一天，身为业务员的华明之在整理电报时，突然看到一份被国际无线电台新闻检查官扣下来的外国通讯社电讯稿，上面有“红军突围” 的消息！

电讯大意是说：中央红军在撤出中央苏区后，在赣粤、湘粤、湘桂边境突破四道“政府军”的封锁线，进入贵州……

看到这则电讯，华明之异常振奋。一下班，他就匆匆跑到舒曰信的亭子间，把他意外看到的外国通讯社电讯内容告诉了舒曰信。

舒曰信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马上让华明之凭记忆把它写下来，然后给王学文送了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国民党的报纸铺天盖地，全是“国军”胜利的消息，声称“共匪”主力已被“剿灭”， “余匪抱头鼠窜，溃不成军”。中共上海中央局代理书记盛忠亮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被捕叛变的。盛忠亮出卖了上海秘密电台台长程祖怡。随后，上海秘密电台全部被国民党特务破坏，中共上海中央局与党中央及共产国际中断了秘密电讯联系。

中央到底去了哪里？中央红军的命运到底怎样？这是上海中央局党组织非常关注的问题。

王学文看过华明之手写的电讯内容后，非常高兴地说：“这个消息很重要！外国通讯社的报道，往往比国民党的报纸真实可信，我马上向领导报告！”

此后，华明之又几次通过被扣的外国通讯社的电报，获得了一些关于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战斗、行程以及游击队活动情况的消息。

1984年，王学文在他的口述笔录中写道：“当时华明之管检查电报，凡有扣留的，就告诉我们，其中也有重要的情报。”

华明之在上海国际无线电台工作期间，一直保持低调，从不流露自己的政治倾向，始终以本分的小职员形象面对众人。

有一天，一个相熟的同事徐本熙神秘地把他拉到没人的地方，悄悄对他说：华先生，我们同事已有一段时间了，看起来你是个正派人，一定也是向往进步的。我们正在发展CY(共青团），你要不要参加？（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