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获取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情报

(1938 年夏—1939 年夏在重庆)

 

 

 

王明与华明之接党的关系

 

1938年10月25日汉口陷落。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此时我已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照例被派去担任参政会速记。

 

当时，中共中央正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9月26日至11月6日），大部分中央委员到了延安，在渝的中共参政员只有董必武、博古和邓颖超三人。中共方面已敏锐地洞察到国民党亲日派汪精卫等人的投敌动向， 为了争取蒋介石继续一致抗日，周恩来建议，中共参政员尽量都去参加会议。党中央同意在延安和西安的王明、吴玉章、林伯渠等赶赴重庆出席这次参政会，争取在会上多做各方面的工作。

 

中共代表提交了“加强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提案。提案中明确提出：任何人如果有妥协投降的阴谋，即等于民族的败类和叛徒，全民族应群起而攻之。

 

坚持抗战还是屈膝投降，是当时政治形势的焦点，也是这次参政会的中心议题。国民参政会议长、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正是日本人劝降的主要对象。他和追随他的一伙人或明或暗地在重庆大放“和平烟幕”。中共参政员指出：“严惩汉奸傀儡民族叛徒、打击日寇以华制华之诡计、促进抗战胜利。”就是针对汪精卫的。

 

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也是参政员，因故没有出席会议。他从新加坡发来电报提案，只有短短11个字：“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按会议规则，提案须有12位参政员联署才能列入大会讨论。陈嘉庚这11字的电报提案一到会场，短短几分钟内，联署的参政员已超过20位。

 

 

按惯例，议长在提案讨论时，要将提案的题目朗读一遍。我在旁边看得清楚，汪精卫在朗读陈嘉庚的“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时，本来长得颇为端正的脸一下子扭曲了，变得十分难看。

 

参政会期间，我坐在速记席上，认真作大会记录。会议休息时，我向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吴玉章、王明、博古、林伯渠等只微笑致意，没有说话。

 

在武汉的第一次参政会上，我就认识了国民党及其他党派的高层人士， 这次会上又见面，就是熟人了。我主动与国民党高层人士打招呼寒暄，唯独与中共方面的参政员保持一定距离，免得引起别人的注意。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是董必武和我约定的组织派人来与华明之接党的关系的时间。正巧国民参政会下午休会，我提前回家，与明之一起在家里焦急地等待。董必武事前没有告诉我派谁来，我将我见过的几位领导的姓名和体貌特征一一向明之介绍，但此时我们只能以联络暗号作判断。约定的时间到了，没有如期响起敲门声。我当时有些坐立不安，生怕错过时机，误了大事。明之则因为与党组织接关系的心情非常急切，神情显得更加紧张。

 

我们当时住在西二街22号“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办事处宿舍二楼一间不大的房子里。二楼只住了四户人家，楼下好像还有空房，白天显得非常安静。明之与我对望着，都不说话，我们在用眼神互相安慰：再耐心等等。

 

约定的时间刚过了一会儿，忽然传来期待已久的敲门暗号：嗒— 嗒嗒—嗒。

 

明之迅速上前开门，只见闪进一位三十来岁，个头儿不高的男子。明之不认识他，刚要开口问话，我一眼认出来人是王明。我在汉口听过他的公开讲演，在武汉“八办”、重庆“通讯处”和国民参政会上又多次见过面。显然王明就是与明之来接关系的领导。（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