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1） 《丹心素裹 ——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
1942年秋的一个星期天，是徐仲航与我们约定接头的日子。不知为什么，徐仲航没有来。他是个非常守时的人，过去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后备的联络日子也过去了，他还是没有来。
我有些担心地对明之说：老徐会不会是生病？他独身一人，如果生病，无人照顾，可就苦了他了。
明之无奈地说：我们不知道他的住处，怎么帮他呢？
按照秘密情报工作的保密规定，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是单线联系。上级知道下级的住处，下级是不知道上级住处的。我们是被领导者，不知道上级的地址，无法找他，也不准擅自去找他。我们只有继续等待。
又过了几天，仍然没有他熟悉的敲门声，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我们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后来，我想出一计，我对明之说：我和他都是国民党机关的职员，我想以我的名义给他写一封信，寄到“正中书局”总管理处试探一下，就说前些日子孩子生病，借了他一点钱买药，这个月发的薪水，仍不能还，要下个月才能还他。这样行不行？
明之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就同意了：写信试探一下也好。信发出去之后，我们又开始焦急地等待回复，可仍然没有音讯。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两个身份不明的人突然来到上清花园中央党部秘书处，对收发员指名道姓：“找沈琬”。收发员问他们什么事，他们不耐烦地回道：正中书局徐仲航的事。
收发员上楼悄悄地对我说：“沈小姐，楼下有两个人来找你，请你下去谈谈。”并小声补了一句：“说是正中书局徐仲航的事。”
我一听是徐仲航的事，不由得脑子“嗡”地一下，只觉得血往上涌，心往下沉：莫非是周恩来同志所说的“突然事件”发生了？！莫非是老徐的身份暴露了？！楼下那两个不速之客，无疑是国民党特务了。随即我想到周恩来的教导：遇到突然事件，要临危不惧、从容镇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对付敌人，保护自己。
我定了定神，装出一付若无其事的样子问收发员：他们是哪里来的？什么样的人？叫什么？
收发员说：他们没说是哪里的，也没说名字，年龄不大。
根据国民党官场的作风和习惯，以及这两个人的年龄和行事方式，我断定他们不过是身份不高的小特务。那就是说，即使徐仲航暴露了，他们也还没有抓到什么要害问题，只是派两个小特务来探询一下。于是，我就故意摆起架子，先压一压小特务的邪气。
“我不认识那两个人，我不见他们。”我对收发员说，“如果有什么公干，让他们找机要处长，我没必要见他们。”
收发员下楼去回复那两个人。小特务没想到我会拒绝见他们。为了好回去交差，他们又要收发员传话：“务必请沈小姐下来谈一下。”他们的态度已经不像开始那样盛气凌人了。
收发员上楼传话，我想，不见恐怕不行，去谈谈，或许还可以摸到一点情况。不管徐仲航是否暴露了真实身份，只要我一口咬定与徐仲航只是一般朋友来往，他们又能把我怎样？！
两个小特务一高一矮。见到我，高个儿特务马上拿出一封信问道：这信是沈小姐写的？
我看了一眼，正是我写给徐仲航的那封信，于是就说：是我写的。怎么了？
高个儿特务说：你为什么要向徐仲航借钱？他是共党，巳经抓起来一个月了。
矮个儿特务追问道：莫非他是要拿钱收买你？
我一听，他们只是在这封信上做文章，而且讲话很幼稚，我装作气愤的样子大声说：这是什么话？我一个小职员，孩子生病向朋友借点钱，算得了什么？这几个钱就能收买人吗？
两个小特务被我镇住了，一时答不上话来。
我灵机一动，想乘机探探虚实，便说：你们有什么证据说人家是共党？堂堂国民党正中书局的处长，会是共党吗？
经不住我这么一激，高个儿特务马上露了底，说道：他的抽屉里全是反动书籍！
我说：这就能证明他是共党啦？书局嘛，什么书没有？两个小特务互相看了看对方，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这时，我心里稍微有了点底：他们并没有提到老徐其他方面的证据，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帮助徐仲航办“特别入党”手续的事，会不会引起特务的怀疑。
1942年，徐仲航根据南方局的指示，经人介绍打入国民党官办出版机构正中书局总管理处，以业务处长身份为掩护，开展秘密情报工作。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国民党加强了对各机关职员的审查和控制，徐仲航为了更好地伪装自己，迫切需要取得国民党党员的身份。一天，他在与我们接头时，对我说：安娜，你看有没有办法像你当年那样，用特别入党的办法，为我尽快取得国民党党证？
我觉得这是领导布置的任务，便立即回答：“我可以想想办法，应该没问题。”我和明之对这个问题都想得比较简单，也没认真权衡利弊。
我打算找中央党部秘书长的两个副官，请他们帮忙。
那两个副官都姓吕，是亲兄弟。他们在中央党部根基很深，连续担任朱家骅、叶楚伧、吴铁城三任秘书长的副官。中央党部秘书处的副官地位虽然不太高，但是却必须是秘书长信得过的人。他们负责呈送、保管机密文件， 为长官安排会议、接待客人等，上下左右认识的人很多。吕氏兄弟嘴很甜， 会说话，也会办事，在机关里左右逢源，把几任秘书长及主任秘书、秘书等都伺候得舒舒服服，人称“副官元老”。吕氏兄弟知道我是有来头的，很尊重我，对我非常客气，总是沈小姐长、沈小姐短地叫着。我也有事没事地找个借口到副官办公室与他们兄弟打打招呼说说话，有时还带着孩子去玩玩。吕氏兄弟也是苏北人，这就又多了份乡情。在副官办公室里，我可以随意翻看材料，包括机密文件。
徐仲航交代任务后，我第二天就找到副官兄弟，对他们说：我有一个朋友，叫徐仲航，在正中书局当业务处长，想加入国民党，能不能搞一份特别入党的表格？
“没问题！”
他们什么也没有说，就找出一份特别入党的申请表交给我。
徐仲航按表格要求填写后，我又把申请表交给吕副官，说：拜托拜托！吕副官马上说：不必客气，等我有机会，找三个中央委员签名，一定办成。
不巧得很，一直没找到请中央委员签字的机会，因此徐仲航特别入党的事就这样被拖了下来。
两个小特务没有问我为徐仲航办“特别入党”的问题，只是来查一封信， 我心里踏实一些，口气就强硬起来，说：你们有什么事，去向朱秘书长报告好了。说罢，扬长而去。
“朱秘书长”是指朱家骅。其实朱家骅1939年12月已调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中统局”局长。但中央党部的一些老部下仍习惯称他为“秘书长”。他是我“特别入党”的介绍人之一，又是他批准我进中央党部做机要速记员的。他常说我是“快手”，朱家骅调中央组织部后，仍常指定我做他讲话的速记，还要我兼任中央组织部部务会议的速记。因此大家都知道我是朱家骅的得力部下。我扛出“朱秘书长”这块大招牌来压小特务，为自己找了个脱身的借口。两个小特务碰了一鼻子灰，什么也没有得到，而我却从他们嘴里了解到了徐仲航被捕的一些情况。
小特务自然不敢去找朱家骅，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我在小特务面前把架子摆得很足，但我内心还是揪成了一团。这毕竟是一件生命攸关的大事，一旦出现问题，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了，我马上回家。
明之与往常一样，下班后，先把寄放在邻居家的孩子接回来，然后做饭， 等待很少准时下班的我。明之非常熟悉我的脚步声，他甚至能从我的脚步声中判断出我心情好坏。今天我的脚步声非常急促，回家的时间也比以往都早！明之马上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一进屋，立即关上门。我一把抓住明之的手，压低声音说：出事了！老徐被捕了！
明之吃了一惊，拉着我到床边坐下，对我说：别着急，慢慢说。
我详细复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明之说：安娜，你顶小特务顶得好，用朱家骅压他们，做得对，让他们回去报告他们的上级好了。
我与明之都紧张地喘着粗气，看着对方，似乎在问对方，下一步怎么办？此时正好邻居们忙着烧晚饭，我立即把炉子从走廊搬到屋里。
我们不约而同地首先想到藏在竹竿里准备交给徐仲航的情报，抽出来塞进炉子里马上烧掉。然后又不约而同地一个清理抽屉，一个清理箱子。把家里凡是可能引起麻烦的信件都立即焚毁，以免特务来搜查时，抓住什么把柄。
儿子小新已经习惯了每天此时由我喂奶，可是今天我居然冷落了他。于是他就在竹床上哭个不停，以为可引起爸爸妈妈的注意。然而现在爸爸妈妈实在顾不上他了。小放找了一个小脸盆，也爬在床上，敲敲打打，哄弟弟玩。
我们用那些要销毁的材料烧火煮粥。忙乱中，我只往锅里倒了点水，竟然忘了放米。不一会儿锅里的水烧干了。明之发现锅底已经被烧成了暗红色，急于伸手去端锅，手指被锅耳朵烫伤，锅也摔坏了。我们又换了个锅，继续烧材料煮粥。
所有的油印材料以及速记资料，全部清理出来烧掉了。保存了多年的进步书籍，甚至鲁迅和郭沬若等人的著作、抗战歌曲集也烧了。过去，由于我们一直按秘密情报工作的规矩，经常清理家中的东西，销毁可能引起特务怀疑的物品。因此这天晚上，清理起来比较容易，清理工作做得迅速而又彻底。
当我们把该烧的东西烧完了，我们忽然发现，儿子小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不哭了。原来，桌子上有小半碗冷饭，女儿小放爬上去，学着大人的样子，把饭粒放在嘴里嚼烂，再喂给弟弟。小新有了东西吃，就安分了。
明之流着泪抱起女儿说：好女儿！你也能帮爸爸妈妈做事了！匆匆吃过晚饭，我们安顿孩子睡下。
夜深了，这天夜晚似乎特别安静，仿佛整个世界都陷入了沉思。
我抑制住心跳，打破了寂静，我先说了话：明之，所有的情报都是我拿的，如果我被抓进去了，你要尽量保住自己，保护好孩子！
明之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安娜，我们打入敌内这么多年了，敌人的残酷我们还不知道吗？我永远和你在一起！
我也紧紧握住明之的手。接着我们立即冷静分析，商议应对措施。
我们分析，老徐被捕的原因，可能是“东北救亡总会”这一公开的进步身份。从特务对我的态度看，老徐没有供出他与我们之间的组织关系，否则敌人完全可以直接拘捕我。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遵照党组织对秘密情报工作的指示，在遭遇突发事件时，要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保存自己，对付敌人，长期埋伏，继续为党工作。
分析到这里，我镇静而坚定地对明之说：万一事态恶化，我一人或我们一起被捕，我们就咬定与老徐是一般朋友，坚决不承认党的关系。现在我们必须横下心来，置生死于度外。只要老徐不供出他与我们的真实关系，敌人也就拿我们没有办法。
明之也说：一定要顶住，要准备经受任何考验。这是为了保守党的秘密， 也是为了保护老徐，保护我们自己。
我们家右侧那幢楼的二层，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家。晚上，老人歇息了，可是左侧那幢宪兵队的三层小楼里，不时传来阵阵“人犯”被拷打时发出的惨叫，今晚似乎听得更真切了。
自从与宪兵队为邻，隔壁的拷打声、惨叫声、警笛声、犬吠声，让我们和两个孩子日夜心惊肉跳。夜阑人静之时，是我们秘密工作最繁忙的时刻。往日，那边宪兵队小楼不时传来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声响，让人感到压抑、窒息。每当此时，我和明之都相视无语，我们内心默默地承受着痛苦的煎熬。然而今天，我们的直接领导人徐仲航被捕了，说不定现在正在哪个特务机关受刑。我们与徐仲航骨肉相连，隔壁传来的拷打逼供之声，似乎打的就是徐仲航。这鞭笞之声，声声都似利箭穿心。
此时，我想起周恩来1938年冬天对我说过的话：现在你的工作，危险性很大，你要随时准备应付意外事变。万一遇到突然事件，共产党人要有骨气……
我又想起邓颖超的教导：要甘当无名英雄。
此刻，我俩已经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置生死于度外。
明之对我说：你还记得么？1936年夏天，你在上海生孩子时，鲁自诚大哥讲过他被捕受刑的事。
我说：记得。1938年5月在武汉，他还给我和韵三讲过。他在狱中经受种种酷刑，鼻梁骨被打歪了，胸口被烙铁烧得皮焦肉烂，留下一大片疤痕。但他宁死不屈。
漫漫长夜，我们两人互相鼓励，又回忆起许多往事。
1939年我入党时，卢竞如传达南方局组织部长博古的指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经受各种考验，始终对党坚贞不渝。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徐仲航告诉我们，周恩来等领导在当时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坚守岗位，要求“红岩”的共产党员保持革命气节……
接着，我们又急切地分析：徐仲航在狱中能不能顶得住呢？
明之说：这两年我们与老徐来往，他的革命意志、革命品格，给我的印象很深。我相信，他是个硬骨头！
我说：我也相信！两年来，徐大哥把我们当亲人，把我们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他不可能出卖他的亲人，更不会背叛党。
明之对我说：如果我们也出事，我们就一起顶！我坚定地回答：对，我们一起顶，一定会顶住的！
说到这里，我们的手握得更紧了。夜是那样地静，几乎让人能听到对方的心跳声。我对明之说：记得小时候父亲曾教我背文天祥的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明之说：对，“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们一定要做到。我们进一步商量对策。
横下一条心后，明之说：眼下必须镇定自若，相机行事。
我说：明天我照常上下班，除此之外，哪里也不去。上班时不对任何人提及此事，静观事态发展。如果他们没有派特务来进一步询问，就说明徐仲航顶住了。如果派特务继续询问，没有提出新的问题，仍然纠缠在我写的那封信上，或者还在介绍徐仲航特别入党问题上打转转，那说明特务没掌握我们与老徐之间问题的实质，我就死咬住，我们与老徐只是一般朋友关系。
明之问道：如果派大特务来进一步威逼呢？如果威逼内容涉及政治、组织问题，你怎么对付？我们不能不想到这一步。
我说：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我沉吟片刻，坚定地说，那我就用女人常用的做法，到朱家骅那里哭诉喊冤，寻求保护，要求朱家骅出面平息事端。
明之说：对，心不慌，就能想出好办法。走一步，看一步，争取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保住现在的重要岗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这一夜，是刻骨铭心的一夜，我和明之彻夜未眠。我们在精神上做好了各种准备，随时迎接生与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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