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坚持在核心机要部门获取大量情报

(1939 年夏—1942 年秋在重庆)

 

 

 

艰难而有收获的季节

 

1941年10月前后，我从中央党部机要处得到消息，说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已开始筹备，不久即将召开。在徐仲航来家里联络时，我将这一情况向他作了口头汇报。

徐仲航代表南方局指示：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又掀起了新一轮反共高潮，党组织希望你尽量在会前搜集到会议重要报告的草案，以便我党及时主动采取应对措施。

经我仔细观察，一些绝密内容议题逐步浮出水面。果不出预料，其中有军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的《关于对共产党问题的报告大纲（草案）》，有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的《对共产党的处理问题的提案（草案）》，此时我虽然怀第三个孩子已八个月，本来应该在家休息的，但是为了获取此次会议的重要情报，仍然坚持每天上班。

怀孕期间，特别是后期，我经常腰酸背痛。上下班走的全是石阶路，坡坡坎坎、又湿又滑，我手撑着腰，喘着粗气，一路上小心翼翼，走走歇歇。平时十分钟的路，现在常常要走二十分钟，甚至半个小时。

大会召开之前，速记不忙，秘书忙。我没事就在秘书室和副官室转悠， 希望有机会在会前看到或者得到这两个文件。我很清楚，情报工作最看重的是预警作用。如事先掌握国民党顽固派的动向，对我党争取主动意义重大。因此，这几天我格外留意观察从自己眼皮下流过的各种文件。

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这天，我去秘书室，忽然觉得眼前一亮，何应钦的“大纲（草案）”和徐恩曾的“提案（草案）”赫然在目。这正是党组织所需要的！

 

尽管几年来我在情报战线上已历尽风雨，见过些世面，然而当见到何应钦、徐恩曾的这两个重要文件时，不禁心砰砰地跳，既兴奋，又有些紧张。

我思索片刻，就在秘书们忙得顾不上和我搭话的时候，果断地决定，用安全、可行的办法获取情报。我一目十行地把“大纲”和“提案”的重要内容熟记在心里。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再用别人看不懂的炳勋速记符号，和自己独创的速联符号，迅速将内容记录下来。一些特别重要的内容，我怕记得不准，又特地去秘书室偷看一次，随即回来补正。然后我大大方方地将速记纸片带回家，连夜整理成文字，再由明之用工整的蝇头小楷摘编，密藏于竹竿之中。第二天晚上，徐仲航来接头时把情报带走，上交南方局，随即报延安中央情报部，使党组织在会前就全面、准确地了解五届九中全会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图谋和措施。

不久，我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了，是个儿子，明之给孩子取名庆新，乳名小新。在给孩子取名时，寓意了我们心中的期盼。20世纪90年代，回想五十多年前的往事，我有感而发，曾写了几句不成诗的话：

抗日时期在重庆，华夏古国盼新生。小儿诞生困难时，寓意取名华庆新。

1941年1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召开。为了获得更多的情报，我产后未满月，就去办公室转悠。我不可能参加会议的速记，便主动协助速记科长徐漂萍整理抄写材料，这样也可以获悉会议全部内容。我积极工作的态度，得到科长的表扬。可是科长又哪里知道我的真正目的呢？

接着，我又去印刷股，看看有没有已由大会秘书处润色定稿的正式油印件。印刷股经常会有一些印得不清楚，准备作废的文件，放在旁边的架子上，等待统一销毁。我趁印刷股的人忙得不亦乐乎，无暇顾及之际，敏捷地从中抽取了我早就相中的文件。去印刷股，用这种方法获取情报，我已屡试不爽。

为了获取更多的情报，我在生孩子前后都没能得到休息。当时身体非常虚弱，体重还不到一百斤。徐仲航很心疼我。小放还小，总缠着我，要我抱。徐仲航来接头取情报时，总是把小放抱过来，对女儿说：“小放乖，妈妈太累了，让伯伯抱。”他让我们俩专心赶紧整理密写情报，并再三嘱咐明之，一定要好好照顾我。

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后，蒋介石和他的同僚正在策划新的阴谋。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在九中全会上做了关于共产党问题的报告， 还通过了反共清党的两个文件：一个是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负责起草，内容绝密，只在小范围讨论的《对中共处理问题》；另一个是《关于党务推进的根本方针》。这两个文件反映了“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甚嚣尘上的反共倾向。国民党在内部搞“清洗”，要“肃清内奸”“纯洁”国民党的核心机构，加强内部控制。这些，在这两个文件中，都有详细具体的措施。如建立由国民党元老张继a任督察的党员监察网，设立由中统局把持的党员监察员，建立党团制度等。

23日，五届九中全会闭幕。我在会议闭幕不久，悉数获取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情报。我获取的油印件，有不清晰处，由明之细心一描，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明之将油印件的四边剪去，包好。徐仲航来取情报时，我将密件缝在他的西服夹里内。

送走徐仲航，我这才有时间搂着刚出生的小儿子，踏踏实实地睡了一觉。我睡得香极了，近两个月来，没有睡过这样一个好觉。

1941年的这个冬天，对于我来说，是个艰难而有收获的季节。我在没能担任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会议记录的情况下，获得了全会的全部重要情报；而与此同时上天赐福，我和明之又得了个儿子。

 

a  张继 (1882-1947)，原名张溥，字溥泉。直隶沧州（今河北沧县）人。1899 年留学日本。1904 年参加同盟会。1913 年当选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长。孙中山逝世后参加“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右派），被推为“西山会议派”的中央执行委员。抗战后任国史馆馆长， 1947 年 12 月病逝于南京。

 

 

我获得的这些情报，受到南方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徐仲航向我和明之转达了上级党组织对我们的表扬和鼓励。他说：这两个文件很重要，使我党及时掌握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待我党的政策和动向。

1942年1月9日，远在延安的中央情报部将国民党九中全会的情报上报党中央领导。毛泽东曾批示：“九中全会表现了国民党的极大动摇性，这种动摇似要待到法西斯失败时才会起变化，那时变好变坏，当依国际国内条件来决定。”

那时我们夫妻的工作是“流水作业”——白天我用速记符号把情报记下来，下班后，用前半夜的时间将速记符号整理成文字，然后交给明之摘编，这时，一般都是后半夜了。明之根据情报的性质和轻重缓急，分类摘录编写。有疑点，需要进一步弄清某些细节，就得把我叫醒。我除了整理文字， 夜里还要给儿子喂奶，把尿，盖被子。由于我过于疲劳，睡得很沉，经常叫也叫不醒。虽然明之很心疼我，不忍心把我弄醒，但有时候情况紧急，需要立刻搞明白，只好使劲将我推醒。我人虽醒了，却困得睁不开眼睛。明之就去拿湿毛巾，帮我擦擦脸，让我清醒过来。

我经常在下半夜被明之叫醒，一起研究情报。等把情报整理完毕，伪装密藏好，天都快亮了。这时，我们肚子饿得咕咕叫，可是经济拮据，家里常常没有可以在夜间充饥的食品，天长日久，我的胃溃疡又复发了。后半夜如果醒了，往往两眼直直地等天亮，得了严重的失眠症。

繁重的情报工作无情地消耗着我们的精力，但我们无怨无悔。努力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明之是我的指导，是我的交通，是我的丈夫，又是我的助手，是在我身后支持、协助我工作的人。很多年以后，当我的事迹被解密时，明之似乎总在我的背影后。可是实际上我无法想象，如果我的生活和工作没有老华，那将会是什么样子。

而明之则总是谦虚地说：“安娜是红花，我是绿叶。”其实“红花”也好， “绿叶”也罢，我们二为一体，相辅相成。是伟大的爱情让我们战胜一切困难。

我和明之晚年定居北京。我们特别喜欢荷花，我请人画了一幅荷花图，并悄悄嘱咐说：要把荷叶画得大一些。结果，画家把荷叶画得很大，并且占据中心位置。明之看了，不解地地问：怎么把荷叶画得这么大？

我则满意地说：很好，很好！

 

1941年的冬天在我和明之充满兴奋的气氛中，顺利度过了。虽然我的胃病和失眠很严重，但是紧张的秘密情报工作，使我常常忘记了这些病痛。

1942年初，国民党得知共产党陕甘宁边区急需知识分子和汽车司机等技术人员，便策划利用亲戚关系或其他方法，向边区派遣特务，从事侦察和破坏活动。我获悉这个消息后，明之及时将这一情报通过徐仲航报告党组织， 有效地配合了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的“反奸防特”工作。

1942年6月，国民党中央决定改变开会办法，半年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于是开始筹备五届十中全会。我得知，会上将加强内部“清党”，国民党党、政、军三方头目各做一个报告；陈果夫、陈立夫等说要在半年内“肃清内奸”、加强对国民党机关人员的审查和管理。上述情报，我们及时交徐仲航上报，南方局即发往延安中央情报部。

后来，由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欧洲战场，苏联和德国打得难解难分；西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日本向美国和英国的势力范围发动猖狂进攻， 美、英、苏同盟国要求蒋介石坚持对日作战，不要内战，蒋介石处于内外交困之中，不得不在1942年7月提出和中共进行“谈判”，十中全会也因此而推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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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效的纪实文学

《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

李忠效、华克放整理

未完待续  敬请阅读

李忠效，笔名：钟笑。原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55年11月出生，1969年12月入伍，2016年6月退休。历任潜艇轮机兵、轮机班长、轮机军士长、宣传干事、创作员、潜艇副政委、创作室主任等职。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著作有：长篇纪实文学《我在美国当律师》、《我在加拿大当律师》、《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长篇小说《酒浴》、《翼上家园》、《从海底出击》，作品集《升起潜望镜》、《蓝色的飞旋》、《核潜艇艇长》等20余部，并有电影《恐怖的夜》（编剧），电视连续剧《海天之恋》（编剧）、文献纪录片《刘华清》（总撰稿）等影视作品多部。

 

（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