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

(1938 年春—1938 年夏在武汉)

武汉街头巧遇“革命引路人”

1938年5月，我随罗叔章、王汝琪、罗琼三位大姐到达武汉。我在武汉举目无亲，无处安身。王汝琪的爱人陈传纲a的母亲家在武汉，我就随王汝琪大姐住在她的婆婆家。

武汉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非常重要的城市。武汉九省通衢，拥有贯通八方的铁路线和堪称黄金水道的水上交通线，自清末以来就是内陆地区无可争议的工业、经济、金融中心，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东亚地区都声名显赫。

武昌也是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地方，此后几次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现在又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

武汉还是长江流域的“三大火炉”之一。刚刚进入五月，闷热的空气已经笼罩武汉三镇。我到武汉时，正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蜜月期”。那时国民党特务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猖獗，政治气氛较为宽松。青年学生、文艺界人士非常活跃。演讲会、读书会、街头活报剧等抗日宣传活动，形式多样。传单、标语琳琅满目。我满怀革命激情，不由自主地融入了抗日宣传的洪流中，我参加了量才图书馆举办的读书会和歌咏队。

量才图书馆是以进步人士史量才的名字命名的。我在参加革命之前就听说过史量才。他是《申报》总经理，还是上海市参议会会长、中国人权保障同盟主要领导人。由于他与杨杏佛、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沈钧儒等人关系密切，为抗议蒋介石杀害国民党左翼领袖邓演达，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人权保障同盟，他办的《申报》又大张旗鼓地抨击政府谋杀杨杏佛和“党化”教育政策，积极宣传强硬抗日政策，因此得罪了蒋介石和国民党高层。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在浙江海宁的公路上，被戴笠派出的六人特务行动小组枪杀。史量才之死在上海乃至全国掀起轩然大波。我当时就是在上海的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的。

a 陈传纲，又名成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迫害致死。

参加量才图书馆读书会和歌咏队的成员，大都是从外地流亡到汉口的爱国青年，他们虽然操各地方言，但是宣传的却都是抗日的道理。这些青年，以江南一带和东北救亡青年人数最多，他们抗日情绪最激烈。在读书会上，我结识了很多新朋友，我还在歌咏队学会了《女青年战歌》、《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最后胜利是我们的》等抗日歌曲。

有一次，一支歌咏队在武汉演出，其中演唱的有一首流亡歌曲《松花江上》。领唱的是一个九岁的东北小姑娘，上百人的歌咏队齐唱，观众有上千人。小姑娘的歌声虽然稚嫩，但是真挚、凄楚、如泣如诉；歌咏队浑厚的齐唱，更显悲怆。演唱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观众无不潸然泪下。台上台下的抗日情绪融为一体，演出成了演员和观众的齐唱。尤其唱到最后一句“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几乎成了千万人的呐喊。演唱会使我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震撼。我深深感到，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领悟到共产党的“全民抗战，全面抗战”的主张的无比英明！我深信，中国只要坚持全民抗战、全面抗战，日寇必然会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难逃灭顶之灾。从而坚定了我抗战到底，革命到底的决心。（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